【内容提要】
  晁补之是宋代第一位全面研究辞赋学和大规模辑录骚体作品的学者，著《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三书。他的研究涉及楚辞篇次、屈子精神、文体辨析、本事考述等方面，首开宋代辞赋学风气，对朱熹、祝尧等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 晁补之，辞赋学，朱熹，祝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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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济州钜野人。他曾任神宗国史编修官，故称晁太史；慕陶渊明，晚年葺归来园，又号归来子。晁补之禀其家学，聪明强记，很小就显示出写作才能，得到王安石的称许。十七岁那年，他作《钱塘七述》拜谒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苏轼读了他的作品，就打消了写杭州风物的念头，感叹说：“吾可以阁笔矣！”晁补之于元丰二年（1079）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为第一名。神宗阅其文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元祐中(1086-1093)，晁补之自葺所作，名为《鸡肋》，取“裒而藏之”之意，但并未编定成集。直到绍兴七年（1137）年，其弟晁谦之才缀合他在元祐以后所作，编定为《济北晁先生鸡肋集》[1]七十卷。此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还著录有《晁无咎词》一卷[2]。晁补之的学问袭晁文元公一系，精术数，通佛、老：“既于书内外无所不观，下至于阴阳术数，皆研极其妙，其祸福往来先言之。……公少好读庄、老书，通其说，即自以为未至，学于佛，而求之其心泰然若有得也，及属纩，精爽不乱。”[3]其治史之作有《左氏春秋杂论》一卷[4]，其治《易》之作有《杜舆子师字说》，被苏东坡评为“富于言而妙于理者。”[5]他突出的学术成就体现在楚辞研究上。《宋史》本传称他“尤精《楚辞》，论集屈、宋以来赋咏为《变离骚》等三书。”

一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有晁补之《重编楚辞》十六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尤袤《遂初堂书目》著《重定楚辞》、《续离骚》、《变骚》三书，不著卷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重定楚辞》十六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宋史"艺文志》著《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宋陈造认为三书可能作于晁补之学力既定之后。[6]诸书除《重编楚辞》现存二、三卷之外，[7]其余早已亡佚。《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三十六载《离骚新序》（上、中、下）、《续楚辞序》、《变离骚序》（上、下），论其编撰之由甚详。朱熹《楚辞集注》、《楚辞后语》、《楚辞辩证》、祝尧《古赋辩体》[8]、《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9]、《増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10]、《柳河东集》[11]、《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目录》[12]诸书注中亦多有引述，我们能从中窥探到晁补之辞赋学上的基本情况。考诸官私书录，由隋及唐，楚辞学衰微。至宋代，受时局及士人心态影响，关注楚辞的学者日益增多。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洪兴祖补注楚辞，就曾参校十四、五家藏本，姚廷辉、欧阳修、苏东坡、孙莘老、苏子容诸家都曾手批过《楚辞》。但真正对《楚辞》进行系统研究的，晁氏当推宋代第一人。

　　《楚辞》本指屈、宋辞作，最早以单篇流传，刘向合时贤所作，编订成书，辑《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和《九叹》为《楚辞》，共十六卷。当时，刘向奉命校经、传、诸子、诗、赋，不过是“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13]而已，并没有对楚辞十六篇进行认真地编次。王逸作《楚辞章句》，另于篇末加《九思》一编，为十七卷，其编次也不得而知。直到了宋代，楚辞的编次问题才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洪兴祖从吴郡林虙德祖处得古本无名氏《离骚释文》一卷，[14]于《楚辞补注》中附录《释文》篇次为：《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九思》。[15]洪氏据王逸《九章》注中有“皆解于《九辩》中”一句，而《释文》本《九辩》列于《九章》前，故推定《释文》的篇次出自旧本。陈振孙也认为《释文》本篇次为旧本，旧本原来没有编序，洪兴祖所补王逸本编序是后人根据作家出现先后重新排定的。朱熹则推测洪兴祖《楚辞补注》编次来自陈说之。[16]观洪补《楚辞》，基本上以“作者先后次序之”。但对同属屈原所作的八篇作品，洪氏却没有说明其排序根据。晁补之不满此前《楚辞》诸本的编目，作《重编楚辞》，按照自己的标准对楚辞的顺序和篇目都进行了调整。

　　今迁《远游》、《九章》次《离骚经》，在《九歌》上，以原自序其意，近《离骚经》也。而《九歌》、《天问》乃原既放，揽楚祠庙鬼神之事以摅愤者，故迁于下。《卜居》、《渔父》，其自叙之余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奥，疑原作，非景差辞，沉渊不返，不可如何也，故以终焉。为《楚辞》上八卷。《九辩》、《招魂》皆宋玉作（或曰《九辩》原作），其声浮矣。《惜誓》弘深，亦类原辞，或以为贾谊作，盖近之。东方朔、严忌皆汉武帝延臣，淮南小山之辞不当先朔、忌。王褒、汉宣帝时人，皆后淮南小山，至刘向最后作。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汉以前文也，为楚辞下八卷。凡十六卷，因向之旧录云。[17]

　　晁补之将十六卷楚辞分为上下两部，上部集屈原遭忧所作八卷，下部集宋玉以下作家作品八卷。上八卷按作品内容分为四大块，一是政治抒情意味较浓的《离骚》、《远游》和《九章》，二是带有地方宗教色彩的《九歌》和《天问》，三是有自我解脱意味的《卜居》、《渔父》，最后以沉渊不返的《大招》结尾。这是在中国楚辞学史上首次对屈原作品进行如此严谨的分类。如摒除作品归属上的纠葛，从内容上看，这种分类标准统一，切实可行。下八卷集屈原以外其他作家相关作品八篇：《九辩》、《招魂》、《惜誓》、《七谏》、《哀时命》、《招隐士》、《九怀》、《九叹》。下八卷都是西汉以前的作品，却并未完全按作者先后排序。淮南王刘安于元狩元年（前122）即因谋反罪被汉武帝赐死，其家臣淮南小山应先于东方朔和严助。晁补之认为东方朔、严忌为汉武帝廷臣，淮南小山为家淮南王家臣，廷臣应在家臣之前，所以将三者按尊卑排序。这是以礼序文，与以时序文的标准不合。朱熹批评晁补之的编序为“徒能移易用其篇次”，一笔抹杀晁氏在《楚辞》编次上的贡献，无疑是不当的。

　
　　此前《楚辞》注本对十六篇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各有不同。据洪兴祖所记，《释文》本无经传之分，一本《九歌》至《九思》下皆有“传”字。而据朱熹《楚辞辩证》却言晁补之《重编楚辞》下八卷篇目下都有“传”字，以明“非正经”之意。[18]可见，晁氏用经和传来比拟上八卷与下八卷。《左传·隐公元年》曰：“经者，常也，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也。传者，传也，博释经意，传示后人。”元人祝尧说：“晁氏《续骚》《九辩》、《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鵩赋》、《哀时命》、《招隐士》凡八题悉谓之传，盖屈原为作者，玉乃述者尔。”较之他著：洪兴祖补注《楚辞》只称《离骚》为经；朱熹《楚辞集注》称《离骚》为经，屈作为离骚，屈作以外续离骚。洪氏此说未指明屈作与其他作家作品之关系，朱熹“续离骚”一称来自晁补之，但又不能指明刘向所录《楚辞》与其他骚体之关系，故其《楚辞集注》篇目略显混乱。刘向为西汉人，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为刘向所经见而不入《楚辞》，朱氏擅自补入。更有甚者，朱氏以深切疾痛为标准，删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使向辑《楚辞》面目有失，亦非谨慎之举。“深于经术”的晁补之认为王逸是东汉人，刘向所录为西汉以前作品，为禀刘向旧录，《重编楚辞》不收《九思》，而将其编入《续离骚》中。显然，晁氏的做法比朱熹更为谨严。明人毛表曰：“其《九思》一篇，晁补之以为不类前人诸作，改入《续楚辞》，而紫阳并谓《七谏》、《九叹》、《九怀》、《九思》平缓而不深切，尽删去之，特增贾长沙二赋，则非复旧观矣。”[19]

二

　　晁补之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肯定了屈原的人格。他没有象王逸、刘勰那样以文论人，纠缠于屈作与《诗》之间的寻章摘句式的比较，他认为“《诗》虽亡，至原而不亡”的原因就是“原爱君如此，是原有力于诗亡之后也”，“世是所以贤原者亦由其忠死，故其言至于今不废也。而后世奈何独窃取其辞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类而无愧。”洪兴祖接着指出屈原：“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楚辞总论》）朱熹作《楚辞集注》，就对以上观点大加阐发，说屈原一切不合中庸之道的言行“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楚辞集注·序》）。从晁补之的“爱君”说到朱熹的“忠君爱国”说，宋人终于完成了对屈原精神的重构，并使之成为宋代以来士大夫的精神品格之一。

　　并以时考之，知原虽不纯乎荀、孟，于其中间，非异端也。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鲁平公同时，而司马迁《史记》表问：“何以利吾国”，盖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是岁齐宣王之七年，楚威王之四年，后七年而楚怀王始立，立三十年而原谏王无入秦，卒入秦死。襄王初年而迁原，原迁九年无几何死矣。推而上之，去梁惠王问利国与齐宣王七年时，盖四十七年矣。而鲁平公元年则楚怀王之十五年也，若孟子见平公在其初年，则至原迁之九年，盖二十四年矣。虽《史记》不言孟子见宣王之年，以其时考之，远者盖四十七年，近者二十四年，又其近者，同时也。孟子见梁惠王乃在楚威王时，惠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于是称“叟”，孟子已老矣。而原不及事威王，故孟子与原接而原后于孟子。又《史记》荀卿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而刘向叙荀子云：“齐宣王时聚学士于稷下。荀卿十五始来游学，至襄王时，最为老师。”按宣王立十九年卒，至襄王元年四十一年矣，而稷下之学乃在孟子、淳于髠时。使荀卿游学时已五十，顾与孟子并，安得至襄王而尚存哉？故刘向云：‘十五始来游学而老而为襄王师’是也。楚顷襄王迁屈原，屈原迁九年，无几何亦死矣。又五年，齐襄王始立。计屈原之死，卿尚幼也。至楚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而李园杀春申君，荀卿始废。自此推而上之，至原之死，盖五十余年矣。故原与荀卿接而后于原。又《孟子》载《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而屈原辞曰：“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浊吾足。’遂去不复与言。”则屈原此歌，盖言孟子事也。《渔父篇》曰：“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而荀子《不苟篇》曰：“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其谁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扌或扌或者哉？”则卿此书，盖因原辞也。凡言语文章之相祖述，多其当时口所传诵，从古而然。此皆古诗楚辞之流也，其习而传者，虽至于今可知也。”

　　韩愈《原道》理儒家之学统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20]晁补之续韩愈之论，博考史子，系之于诗文，认为屈原并非异端，而是处在孟子、荀子之间，为儒家学统不可断绝的重要环节。他的论证在刘安、司马迁、王逸纯以文论屈原之外开辟了另一条道路——以学统论屈原，在更深层次上回击了班固、刘勰对屈原的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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