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楚辞》流传以来，历代都有祖其体式的作品问世。晁补之认识到这种体裁不同于诗。他不同意班固与刘勰依诗立义，对《离骚》进行批评，他说二人：“所论必诗之正，如无《离骚》可也。”于是，晁补之“尝试自原而上舍《三百篇》求诸《书》、《礼》、《春秋》他经如《五子之歌》、《狸首之斑》”，以探其源，又辑荀卿、宋玉、以下至王令类骚之作，编为《续楚辞》、《变离骚》共四十卷，收录诸家作品共一百五十六篇。这是继刘向之后，首次对后代楚辞体作品进行大规模辑录。据《郡斋读书志》所载，《续楚辞》所辑六十篇，或为文、或为赋，都是与楚辞类似的作品。《变离骚》所收九十六首，则是与楚辞更为疏远一点的作品。《续楚辞序》、《变离骚序》（上、下）二序所及作家作品为：荀卿《成相》、《佹诗》、《礼》、《知》、《云》、《蚕》、《箴》；宋玉《髙唐》、《大言》、《小言》、《登徒子》；汉武帝刘彻《瓠子之歌》；贾谊作品不详；刘向作品不详；息夫躬《绝命辞》；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李夫人赋》、《长门赋》；扬雄《反离骚》、《广骚》、《畔牢愁》，《甘泉》、《羽猎》；班固《幽通赋》；曹植《洛神赋》、《九愁》、《九咏》；王粲《登楼赋》；陆机作品不详；陆云作品不详；摰虞《思游赋》；鲍照《芜城赋》；江淹作品不详；李白《鸣皋歌》；王维作品不详；元结作品不详；顾况作品不详；刘禹锡《问大钧》；独孤及《招北客文》；柳宗元作品不详；韩愈《琴操》四首；杜牧《阿房宫赋》。晁序云：“至于京都、山海、宫殿、鸟兽、笙箫众器指事名物之作，不专于古诗恻隠规诲，故不録。”《文选》赋有京都、宫殿、江海、鸟兽、音乐（收王褒《洞箫赋》、潘安《笙赋》等作）诸目，可知晁氏所录梁以前作品，大多以《文选》为本。参以《文选》，则二书应录陆机《叹逝赋》、《文赋》；潘安《籍田赋》、《射雉赋》、《西征赋》、《秋兴赋》、《闲居赋》、《怀旧赋》、《寡妇赋》；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孙绰《游天台山赋》；谢惠连《雪赋》；谢希逸《月赋》；张衡《思玄赋》、《归田赋》；向秀《思旧赋》；江淹《恨赋》、《别赋》。朱熹作《楚辞后语》，自言“以晁氏所集录《续》、《变》二书刊补定者”[i]，以之推考晁氏所辑有《易水歌》、《越人歌》；项羽《垓下帐中歌》；刘邦《大风歌》、《鸿鹄歌》；贾谊《吊屈原赋》；汉武帝刘彻《秋风辞》、《天马歌》；刘细君《乌孙公主歌》；司马相如《哀二世赋》；班婕妤《自悼赋》；张衡《思玄赋》；蔡琰《悲愤诗》、《胡笳》；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元结《引极》；王维《山中人》、《望终南山》、《鱼山迎送神曲》；顾况《日晚歌》；韩愈《复志赋》、《闵已赋》、《别知赋》、《讼风伯》、《吊田横文》、《亨罗池》、《琴操》（《将归操》、《龟山操》、《拘幽操》、《残形操》）；柳宗元《招海贾文》、《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吊屈原文》、《吊苌弘文》、《吊乐毅文》、《乞巧文》、《憎王孙文》；李翱《幽怀赋》；王安石《书山石辞》，苏轼《服胡麻赋》、黄庭坚《毁壁》；刑居实《秋风三叠》。朱熹序《寄察氏女》曰：“晁氏录其少作两赋而独遗此”，考诸《临川先生集》[ii]，王安石骚赋三首，少作应为：《历山赋》、《思归赋》。考《柳河东集》注文，二书录柳宗元《骂尸虫文》、《憎王孙文》、《宥蝮蛇文》、《瓶赋》、《晋问》，扬雄《酒箴》。考《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注文，二书尚录苏轼《前赤壁赋》、《屈原庙赋》、《秋阳赋》、《中山松醪赋》。另《郡斋读书志》载，二书以王令收轴，未著篇目，殊不可考。

　　从上所窥，《续楚辞》、《变离骚》二书所收作品，先秦以荀卿、宋玉为中心，两汉以司马相如、扬雄为中心，三国六朝以潘安为中心，唐以韩愈、柳宗元为中心，宋以苏东坡为中心。唐以前作品取格偏宽，多从《文选》，唐以后作品取法稍严，重在骚怨之情。朱熹评之曰：“凡词之如骚者已略备矣。”由于晁氏过多参照《文选》，往往偏离以体录文的原则。他说宋玉《高唐》、《大言》、《小言》、《登徒子》诸赋靡甚，不类原作，但仅以作者为楚人而录入，这是以人录文；《子虚》、《上林》、《甘泉》、《羽猎》、《大人》、《反离骚》诸篇辞虽闳阔，然终归之于正而录入，这是以义录文；《李夫人赋》、《长门赋》非义理之正，但因其词浑丽不可弃而录入，这是以辞录文。陈振孙批评说：“《续》、《变》二篇皆楚辞流派，其曰“变”者，又以其类《离骚》而少变也。《新序》三篇序其意甚详，然其去取之际，或有不可尽晓者。”朱熹说：“晁书新序多为义例，辨说纷挐而无所发于义理”。故裁去三分之二，删补成五十二篇，以时为序，编成《楚辞后语》。元人祝尧在晁氏三书的基础上写成《古赋辩体》八卷，所收除加入山海、鸟兽类数篇赋作外，其余大体从《续楚辞》、《变离骚》中来。与之不同的是，祝氏更能剪除烦芜，增补精要，目为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和宋体五体，“欲因其时代之高下而论其述作之不同。”[iii]从所收文体来看，有赋、文、诗、操、曲、骚、问、辞、箴等。晁氏以史家眼光看文体演变，认为：“诗之流至楚而为离骚，至汉而为赋，其后赋复变而为诗，又变为杂言、长谣、问、对、铭、赞、操、引，苟类出于楚人之辞而小变者。”[iv]陈造曰：“归来子之于《楚》、《骚》古今正变之意，备且尽矣。”[v]元人祝尧在此基础上，选取后骚、文、辞、操、歌五体，录入《古赋辩体》外集二卷，以辩辞赋之正变源流。从所选作家来看，有所谓“非愧原者”，如荀卿、贾谊、扬雄、韩愈等；有所谓“愧原者”，如息夫躬、柳宗元、刘禹锡等。但晁氏论人颇为通达，如论扬雄曰：“又扬雄为《反离骚》，反与变果异乎？曰《反离骚》，非反也，合也。盖原死，知原惟雄。雄怪原文过相如，至不容而死，悲其文，未尝不流涕也。以谓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乃作书，往往摭其文而反之。虽然，非反，其纯洁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则是《离骚》之义待《反离骚》而益明。何者？原惟不为箕子而从比干，故君子悼，诸不然与日月争光矣。雄又旁《离骚》作《广骚》，旁《惜诵》而下作《畔牢愁》，雄诚与原异，既反之何为复旁之？”晁氏虽不赞成扬雄保身之议，但能以意逆志，深窥其用心。朱熹因扬雄曾为莽大夫而讥之曰：“雄乃专为偷生苟免之计，既与原异趣矣，其文又以摹拟掇拾之故，斧凿呈露，脉理断续，其视宋、马犹不逮也”，“雄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离骚》之谗贼矣”[vi]。朱氏更带移世论人，影射时局之偏颇。晁补之论息夫躬、柳宗元、刘禹锡诸人，亦不以其不忠之过而贬斥其文。

四

　　晁补之仿王逸《楚辞章句》之例，在《续楚辞》、《变离骚》二书中所收诸作前都置一小序。

　　二书在所录梁以前作品之前略述作者撰述之由，往往言简而意赅，显示了晁太史的史才与史识。李善注《思玄赋》，言张衡为“汉和帝侍中”，[vii]李周翰亦言：“诸常侍皆恶直丑正，危衡，故作是赋。”[viii]晁氏序曰：“《思玄赋》者，汉侍中张衡之所作也。顺帝引在帏幄，讽谕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已，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犹共危衡。衡常思图身之事，以吉凶隐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云。”此段改“和帝”为“顺帝”，改“常侍”为“宦官”，与《后汉书·张衡传》所载相合。晁补之对柳宗元、韩愈作品的序言尤为详赡。《惩咎赋序》总括《新唐书·柳宗元传》来说明柳宗元的写作意旨，《闵生赋序》、《梦归赋序》则引用柳宗元给萧亻免 、许孟容的书信来深析其内容。韩愈《吊田横文》、《复志赋》、《别知赋》、《闵己赋》、《亨罗池》等篇前的序文都能于新、旧《唐书》中考其本末，征引书信，以明其撰述之由。如《复志赋》序曰：“《复志赋》者，唐文公韩愈之所作也。其自叙云：‘愈从陇西公平汴州，其明年七月，有负薪之疾，退休于居，作《复志赋》。’以唐书考之，西公盖董晋也，汉仲舒之后，自广川徙陇西云。初，贞元十一年宣武李万荣死，李乃作乱，邓惟恭缚乃以归朝廷，伏诛。德宗诏晋节度宣武军，始奏愈观察推官。晋受命，不召兵，直造汴，惟恭谋乱，晋觉之，械送京师，军廼安。愈序称明年，则贞元十二年也。盖愈自伤幼学，既壮而弗获，思复其志，以晋知已，欲去未可云。”朱熹作《楚辞后语》，自《思玄赋》、《悲愤诗》、《复志赋》至《幽怀赋》共十九篇都别无他序，作《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往往撷取晁氏所序，由此可见晁氏考订之精要。《乞巧文》、《吊屈原文》的序言能考诸经史，参校前文，以释题意。如：“《乞巧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传曰：周鼎铸倕而使吃其指，先王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故子贡教抱瓮者为桔槹，用力少而见功多，而抱瓮者羞之。夫鸠不能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雄鸠之鸣逝兮，吾犹恶其佻巧。’原诚伤世浇伪，固诋拙以为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然矣，甚之也。柳宗元之作，虽亦闵时奔骛，要归诸厚，然宗元愧拙矣。”

　　晁补之序也有品评高下之语。《长门赋序》：“此讽也，非《高唐》、《洛神》之比。”《登楼赋序》：“粲诗有古风。《登楼》之作，去楚词远，又不及汉，然犹过曹植、潘岳、陆机等咏闲居怀旧众作。盖魏之赋极此矣。”他序顾况《日晚歌》曰：“可与王维相上下”。晁补之以讽谕为准的，认为曹植赋文胜于质，“赋之卑弱自植始”；又以时代为度衡，认为曹植赋不及汉赋，陆机、陆云赋不及曹植赋，愈流愈远，梁文更加卑弱。晁补之的这种认识，直接影响了祝尧的赋论。祝氏《古赋辩体》论古赋之流变，由古赋而及俳赋，由俳赋而及律赋，由质趋文，渐失古赋之体。明代徐师曾作《文体明辩》、清康熙作《历代赋汇序》都袭用之。

　　晁补之追溯赋作的体格源流，也颇见其敏锐的洞察力。如，他论《骂尸虫》、《憎王孙》、《宥蝮蛇文》、《讼风伯》取意于《离骚》；《瓶赋》衍扬雄《酒箴》之意；《晋问》取法《七发》；《招海贾文》出自《大招》；《囚山赋》反《招隐士》而言之。有些论作品风格的序言，更是情致盎然。如《引极序》：“结性耿介，有忧道悯俗之意。天宝之乱，或仕或隐，自谓与世聱牙，故其见于文字者，亦冲淡而隐约。譬古钟磬不谐于里耳，而词义幽渺，玩之悠然，若有尘外之趣云。”

 
　　晁补之《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三书对辞赋学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素。他充分肯定了屈原的忠君品格，并在学统上论证了屈原的正统地位，为后代学者重构屈子精神导夫先路。他是辞赋史上第一个大规模辑录骚体作品的学者，所收作品纵贯先秦及宋诸代，横括赋、文、诗、操、曲、骚、问、辞、箴各体，朱熹在此基础上剪除烦芜，由粗转精，编成《楚辞后语》；祝尧在此基础上依时代品其高下，别文体辩其异同，辞赋研究格局豁然开朗。他的序文或征史传、或引书信、或析文章，深究作者撰述之由，精辩作品渊源流别，其品评之语，亦博而可采。晁补之注《楚辞》，不但移易其篇次，还对王逸注中某些“浅陋非原本意”的部分“删而存之”，是继南朝宋何偃《楚辞》删王逸注十一卷[ix]之后对王逸注的修正。稍后的洪兴祖作《楚辞补注》，全遵王注而补之。[x]朱熹作《楚辞集注》，于增删之中抒性情，正义理，隐括成篇。较之晁、洪二人，晁补之为宋代辞赋学风的先导，洪兴祖为汉代辞赋学风在宋代的终结；较之晁、朱二人，朱熹完成了将宋代辞赋学纳入理学思想的整体构建，晁氏对以祝尧为代表的元、明后以辩体为务的辞赋学风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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