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著名女作家之一，朱淑真虽然不如同代的李清照那么大名鼎鼎、震烁古今，却也以其清丽浅切、真率明白富于女性特色的诗词创作吸引着较多研究者关注和探寻的目光。自20世纪尤其是二三十年代以来，在妇女创作日益为社会所承认和注目的同时，古代妇女作家的研究领域里，朱淑真亦成为继李清照之后第二研究热点；举凡朱淑真之生平事迹、创作特点及作品归属等问题无不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辨争。下文即拟对这百年来的朱淑真研究作一回顾。
　　一、朱淑真的身世解谜
　　大多数古代妇女作家的身世在长久以来传统社会文化的忽略和轻视下都会变得扑朔迷离，云笼雾罩，即便是与李清照同为宋代才女且其创作被允为最富女性特色的朱淑真也不例外。关于朱淑真的身世之谜，前人早已有所论述。南宋淳熙九年（1182）魏仲恭《断肠集序》是现存记载有朱淑真生平事迹的最早文献。据魏序所言，朱淑真乃浙江钱塘人，其夫为一市井之徒，淑真另有所欢，最后赴水而死，其诗稿也被父母焚毁；明田艺蘅《断肠集·纪略》则云朱淑真是“浙中海宁人，文公侄女”，定淑真为南宋中后期人；而沈际飞、况周颐等人因见朱淑真诗中有“魏夫人”之句，遂推断朱淑真与北宋神宗年间宰相曾布妻魏夫人有交，故为北宋人。陈漱琴《朱淑真〈生查子〉词辨诬》（《妇女杂志》17卷7号）同意况说，以淑真为北宋人，“与曾布妻为友”，且不可能下嫁庸夫，魏序是“臆测之谈”；郭清寰《从《断肠集》中所窥见的朱淑真的身世及其行为》（《清华周刊》41卷1期）通过详细地分析朱淑真的诗词作品，考辨其中所隐藏的诗人思想感情和身世线索，重申前人有关朱淑真所嫁并非市井细民，而是官宦人家的说法，纠正魏仲恭《断肠集序》的旧说；并指出：“朱淑真是朱文公的侄女，这话虽未必可靠，但照时代考起来，他二人是同时的人却是可信的。”据此，郭氏以为朱淑真生卒年当在1130—1200年之间。圣旦《朱淑真的恋爱事迹及其诗词》（《文艺月刊》8卷3期）和此间所出现的一批文学史著作均将朱淑真划定为南宋词家①。季工《关于女诗人朱淑真的诗词》（《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认为不论是据朱淑真诗歌中的“魏夫人”还是据清王士禛《池北偶谈·朱淑真璇玑图记》中“绍定三年春二月”的题记来判定朱淑真的生活年代都是不可靠的，提出：“朱淑真从事创作活动，大致是在十二世纪中叶，即在南宋高宗绍兴至孝宗乾道年间。”
　　80年代以来，随着有关资料的进一步整理和完善，研究者对朱淑真的生活年代的考辨更趋细致。翼勤《试谈朱淑真和她生活的年代》（《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认为朱淑真生活在北宋神宗元丰二三年（1079—1080）至南宋高宗绍兴初年（1131—1133）间，因为其诗词中找不到一丝干戈之乱的风烟；孔凡礼《朱淑真佚诗辑存及其它》（《文史》第12辑）、张璋《朱淑真的思想情操及其性格》（《光明日报》1984年4月10日）、《朱淑真词二首赏析》（《文史知识》1987年第6期）、金性尧《朱淑真评传》和缪钺《朱淑真生活年代考辨》、《朱淑真生卒年再考》（《文献》1991年第2、6期）、《论朱淑真的生活年代及其〈断肠词〉》（《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则认定朱淑真为北宋末南宋初期人，朱淑真诗中所提到的“魏夫人”与北宋曾布之妻魏夫人无涉；缪钺提出了关于朱淑真生卒年的两种假设：①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至孝宗乾道八年（1172）②北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至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香港学者黄嫣梨《朱淑真事迹索隐》（《文史哲》1992年第6期）通过细致地辨认分析朱淑真作品中化用宋徽宗、张孝祥词句的明显例证，认为其诗词中无干戈之气正好反映了南宋中后期的偏安局面；以朱淑真诗词所表现出来的心境和死后父母尚在的情况来推测，朱氏死时当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再结合张孝祥的卒年（1169）和魏仲恭作序年代（1182）来看，朱淑真的生卒年当在1135—1180年前后。邓红梅《朱淑真事迹新考》（《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更辟新说，根据朱淑真《月台》诗中提到的“月台”乃建于嘉定十四年（1221）至绍定元年（1228）之间的史实，认为朱淑真乃南宋中后期光宗、宁宗、理宗时人；恰与王士禛《池北偶谈》所记相符。
　　关于朱淑真的籍贯，大部分研究者持钱塘说；黄爱华《朱淑贞籍贯新考》（《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期）根据况周颐所藏朱淑贞手书拓本后“古歙朱淑贞”的题记，认为朱淑真祖籍安徽徽州（安徽歙县），占籍浙江海宁（浙江钱塘）；香港学者黄嫣梨《朱淑真事迹索隐》、邓红梅《朱淑真事迹新考》等皆同意黄说，强调浙江海宁是元代以后的称呼，宋人所言海宁实即今安徽徽州。黄嫣梨并指出朱淑真与出生于安徽徽州婺源的朱熹确系同乡，而两人之间是否如明田艺蘅《断肠集·纪略》所言有亲戚关系，则湮不可考了②。
　　朱淑真的爱情生活同样也颇受争议，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对朱淑真与其丈夫及情人关系的确定和探讨上。尽管大多数细心的研究者都从朱淑真的创作中敏感地觉察到了魏序关于朱淑真嫁于“市井子弟”的谬误，但《断肠集》中触目皆是的凄苦之调都在明白地昭示着女诗人感情生活的惨淡。左梅村《朱淑真及其诗词》（《妇女杂志》15卷4号）愤激于朱淑真这样的不幸：“一个女诗人嫁给一个孳孳为利为功名的臭男子，那是何等的不幸！她说到银样的月光，而他就想起大锭的银子；她说起在头上掠过的寒鸦，而他却想起乌纱帽。”李丹《朱淑真及其诗词初探》（《郑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也认为“她嫁给了一个只知奔波仕途，毫无共同趣味的庸碌之辈”；季工《关于女诗人朱淑真的诗词》（《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同意陈漱琴《朱淑真〈生查子〉词辩诬》（《妇女杂志》17卷7号）关于朱淑真“嫁的丈夫功名官阶都不坏，往来的朋友也都是大人物”的判断；而翟钟秀《为朱淑真伸冤》（《中央日报》1947年12月22日）则认为朱淑真的丈夫是一个忙于经纶事务的官员，故《断肠集》不过是淑真伤于独处的叹怨；尽管迄今为止的研究还未能令人完全满意地证明出朱淑真丈夫的具体身份与品格，但可以肯定的是朱淑真对婚姻生活的不满。而缘此不满乃至不幸，朱淑真词中所描写到的“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谒金门·恼烟撩露》）的另一主角就被确定为她的情人③。邓红梅《朱淑真事迹新考》（《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更结合朱淑真的诗词和史料传记考证朱父即临安知府朱晞颜，其夫乃绍兴知府汪纲；朱淑真在父母死后晚年寄居尼庵；当然，以上说法的最终成立还需得到更多的确证。
　　自明代杨慎《升庵诗话》提出《生查子》乃朱淑真作品而《四库提要》予以反驳之后，《生查子》似乎就成为了探测朱淑真感情生活的窥视孔，其归属问题也因此而成了众矢之的；民国时期有关的争论尤为激烈，仿佛它的归属将直接决定著作者的人格及艺术成就之高下。孙约翰《欧阳修与朱淑真之〈生查子〉案》（《申报》1946年10月16日）认为该词的语气、情境均与朱淑真诗词风格相合，显系朱作；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等皆表同意。陈漱琴《朱淑真〈生查子〉词辩诬》（《妇女杂志》17卷7号）、吴志远《〈为朱淑真伸冤〉的商榷》（《中央日报》1948年3月15日）则以欧集之编订早于朱集，朱词不可能混入欧集，故《生查子》乃欧作无疑；吴文并批评翟钟秀《为朱淑真伸冤》（《中央日报》1947年12月22日）文学及道德观念的狭隘，“何必像翟先生那样一把捉住了‘丈夫’两个字，建筑起道德的基础”，强调：“《生查子》即是淫词，也无损于朱淑真的评价。”④
　　二、朱淑真诗词的艺术分析
　　与李清照相比，朱淑真在某个方面可称幸运；她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并不像魏仲恭序中所说的那样“百不一存”，诗词总数接近四百。有着如此丰富的文本基础，对朱淑真的创作进行艺术分析与美学把握似乎就会显得相对容易一些。大部分的研究者都看到了朱淑真清新自然、哀婉动人的创作风格，并试图结合着她个人生活的变化予以进一步的诠释；圣旦《朱淑真的恋爱事迹及其诗词》（《文艺月刊》8卷3期）将朱淑真文学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少女时期的作品洋溢着烂漫，但意境较为空虚；出嫁后渐而走向颓废；失恋后则只有别离情怀和孤寂。又如左梅村《朱淑真及其诗词》（《妇女杂志》15卷4号）亦分处女期、婚后期和悲怨期来总结朱氏的创作特点。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专辟一章讨论朱淑真的诗词创作，“今观其诗，虽时有翩翩之致，而少深思。由其怨怀多触，遣语容易也”。季工《关于女诗人朱淑真的诗词》（《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分析朱淑真“对景无时不断肠”的生活体验，指出其创作“一方面，不免涂抹着相当强烈的悲观厌世的色彩，另一方面，也刻画了绰约多姿的大地景色，表现了自然界的丰富多彩、变化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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