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李绅诗主要通过追怀往昔，感时叹逝，抒发一己的身世之感，他的诗歌无论从创作动机、情感内容及其创作手法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主观抒怀倾向，对其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宜重加审定品味。将其文学地位等同于新乐府诗人，是欠妥当的。
【关键词】 李绅 《追昔游诗》 牵思所属 感时叹逝 身世感
现今为止，一些版本的文学史都把李绅说成是新乐府运动的参与者。他在人们印象中，似乎是创作动机的政治功利性很强的元、白诗派的成员。然而，李绅诗主要通过追怀往昔，感时叹逝，抒发一己的身世之感，即其《追昔游诗》序所自白的“牵思所属”，主观抒怀色彩极浓，将其作为客观性、功利性的诗人似乎欠妥。
一 《古风》及《乐府新题二十首》的创作背景和动机
说李绅是新乐府运动成员的公认理由之一，是他创作的《古风》诗。其实，《古风》是他三十岁时举进士、赴长安，干谒吕温的行卷之作。李绅于何时谒见吕温?《新唐书》卷一六《吕温传》:“贞元末擢进士第，与韦执谊厚，因善王叔文，再迁为左拾遗，以侍御史副张骞使吐蕃。”据朱金城《白居易年谱》，吕温于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又据《旧唐书·德宗纪》，张骞使吐蕃的时间为贞元二十年五月，温当于此时随行。考李绅行踪，贞元十六年前，他与吕温并未相见，贞元十八年又落第南返，客游江浙。如此，以《古风》诗求知于温，当为贞元十七年的事，同对韩愈一样，属于行卷性质。李绅有与元稹《莺莺传》作于同时的《莺莺歌》。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卞孝萱《元稹年谱》论证《莺莺歌》写作时间为贞元二十年九月已详，这里补充一点证据:既然元稹即“张生” （《元稹年谱》笺证已详） ，那么，《莺莺传》中“张亦有所娶”的时间可推定为贞元十九年元稹与韦丛的婚期。同文继云“自是绝不复知矣”，便排除了元稹当年婚后九月便撰传奇的可能，况同年七月李绅尚在苏州。因此，《莺莺歌》组诗与元稹传奇作于贞元二十年九月。举子行卷，往往用各种文学样式逞才，来引起被谒者的注意和提携，李绅的《古风》诗和差不多作于同时的《莺莺歌》一样，是出于“以诗为贽”的行卷需要，有逞才的动机。
李绅的《古风》创作，实出于他的品格和性情，并无以诗“载道”的政治功利动机。李绅的为下层民众着想，从他任地方官期间的刚严吏治、宽缓爱民的作为中就可见一斑。这在他的《转寿春守》序、《宿越州天王寺》序、《却渡西陵别越中父老》、《拜三川守》序，以及白居易《李公家庙碑》中关于他在宣武军节度使任上治绩的记载，都有详细表述。李绅重感情，对亲友都体贴入微，甘苦与共。他回忆与家人离合坎坷的《端州江亭得家书二首》等诗中对此表现得体贴深挚，极富美感。他与李德裕、白居易、刘禹锡等聚则畅怀同乐，分则始终互相牵挂、书信往来，包括寄药、寄衣、寄马。读其往来之作，那种同气相求的真诚沟通和终生不渝的友情令人感慨系之。
说李绅是新乐府运动成员的第二个公认理由，是从元稹和诗所知的李绅在元白之前首作的《乐府新题二十首》。其实，这是因为李绅初任国子助教、有机会接触大量国史类资料后的一个创作新歌词的尝试。他本擅歌行，乡试之年其作就多被传唱，这次创作也是在与元白对此体裁一致认同后的初次尝试，并无上达宸聪、下裨教化的政治功利目的。由元、白、李三人创作新乐府诗前后的行踪，可以发现其共识形成的背景环境、新乐府创作的偶然性以及聚少散多等情形。为简明扼要地说明问题，兹列表如下:
《全唐诗》卷四一八元稹《乐府古题序（丁酉）》云:“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意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丁酉为元和十二年，在这以前，李绅于元和元年登第后东归回乡。途经金陵，被镇海军节度使李留辟掌书记。李被诛，南下回乡。元和三年春被浙东观察使薛苹招游越中，元和四年春回长安任校书郎。而元和四年三月，元稹使蜀还，分司东都。五年贬江陵府士曹参军，九年移唐州从事，十年正月召还长安，三月下旬复贬通州司马，至元和十三年作《乐府古题》时，仍在通州任上 （据朱金城《白居易年谱》） 。可见李绅与元白共同探讨诗歌创作就只有贞元二十年至永贞元年应试时了。元稹所谓“少时”（元稹永贞元年二十七岁）即指此时。可见当时李绅与元白时相往来，商讨学业，切磋诗艺，在创作新题乐府诗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据上表可见，贞元二十年至永贞元年，李绅虽然参与过关于新乐府诗的讨论，但是李绅与元白三人的有关讨论只是在应试闲暇时切磋诗艺的话题之一，偶然涉及，且为时不长。三人当时的主要目标是应试，不可能在其中投入更多的功夫。元和四年丁母忧后的元稹二月至长安，三月即使蜀，李绅与元白三人只能会面匆匆旋又分散。李绅的《乐府新题二十首》作于本年春由浙东返长安任校书郎后，其诗已佚。从元稹的十二首同题和诗可知原题，其题材也是沾溉于可大量接触国史类书的便利。比较起来，倒是这几年一直供职长安的白居易可以稍有闲暇考虑新乐府诗的政治功用。他从李绅原题受到启发，创作了《新乐府五十首》组诗。这与他时当年盛、有奋进之思是分不开的。白居易将新题乐府的创作动机，由几年前二人“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共识进一步升格为“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政治工具论，而有关李绅的资料中并无支持此论之据。事实上白居易只是一时提及，三人在元和初年短暂的唱和之后，聚少散多，无暇形成创作群体，自身都未能坚持，更不用说感召更多的践行者了。值得注意的是元和十年春，元稹回长安后，曾拟选李绅的“新歌行”、张籍古乐府等，编《元白往还诗集》，白居易参与选诗，因俱贬而未遂。李绅“新歌行”，即为元稹所和之《乐府新题二十首》。白居易元和十年冬初作于江州的《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云:“苦叫短李伏歌行。”句后自注:“李二十尝自负歌行，近见予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 （见《全唐诗》卷三九） 从元稹拟编李绅“新歌行”、“李二十尝自负歌行”及“苦教短李伏歌行”等情况看来，白居易此处所云李绅所自负的“歌行”和自己的“歌行”，俱为新乐府诗。这些地方都可见李绅创作新题乐府的以诗会友、唱和娱乐性质，并未寄予它们多少政治功利目的。
二 “叹逝感时，发于凄恨”——追怀往昔的身世感内容
李绅的一百三十六首诗中，除《古风二首》、《新题乐府二十首》等极少数的早期之作外，绝大部分都是感时叹逝、抒发一己之情的作品。朋党之争的经历给他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晚年用大量篇幅描述了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明枪暗箭的争斗情形以及自己的困窘怨愤，在作品中频频表现出迷惘幻灭的心绪。其作缘于其生活常情，如《迫昔游诗》序自白，皆因“牵思所属”。从创作的实际情形来看，将李绅划归为新乐府诗人也是欠妥的。
作者几次较集中地作于贬谪、迁徙途中的诗作很能说明问题。一是长庆四年贬端州途中及到端州后作的一组，穆宗、敬宗两朝，牛李党争日趋激烈。长庆三年三月，李逢吉利用宰相大权，使李绅离翰林学士的内职而改任御史中丞，同年十月，又挑起李绅与韩愈的台参纠纷，欲使他离京外任。李绅向穆宗面陈原委，得留任户部侍郎。然而李逢吉并不善罢甘休，令门生故吏结托宦官，在敬宗即位时对李绅齐加诬陷，使年轻昏庸的敬宗下诏贬李绅为端州司马。忌绅者“日上书言贬绅太轻，上许为杀之”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 ，因翰林学士韦处厚上疏言冤，李绅方免于死。贬谪端州一路上，李绅感物伤事、触景生情，所作有《涉沅潇》、《至潭州闻猿》、《端州江亭得家书二首》、《朱槿花》、《江亭》、《红蕉花》、《忆汉月》、《闻猿》等，抒发无辜被害的怨愤，是典型的一己之情。李绅第二次创作比较集中的时期是他大和六年罢郡寿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后以及擢为浙东观察使后的一路上。他饱经坎坷后仕途又趋顺利，心情轻快，借景寓怀:“寄谢云帆疾飞鸟，莫夸回雁卷轻毛。” （《入淮至盱眙》） 神似长流夜郎遇赦而返的李白。寿州罢郡所作的十首诗（今存八首）也有类似特色。翌年闰七月，贬谪多年的李绅任浙东观察使，衣锦还乡。心灵饱受创伤的诗人对家乡山水感到从未有过的依恋，一路上写了很多情景交融的佳作，如《却望无锡芙蓉湖》五首之四:“旧山认得烟岚近，湖水平铺碧岫间。喜见云泉还怅望，自惭山叟不归山。”它如《过梅里七首》、《忆西湖双鸂□》、《早梅桥》、《翡翠坞》、《忆题惠山寺书堂》等。李绅一生第三次集中之作是在开成二年秋至三年八月在宣武军节度使任上编定的《追昔游诗》，此集基本上按时间顺序逐一回忆一生经历，并按时间顺序，将一些此前之作列入集中。从他的《追昔游诗》序对创作动机的自我表白中可见，其感时叹逝的身世之感和一己之情是非常明显的:“《追昔游》，盖叹逝感时，发于凄恨而作也。或长句，或五言，或杂言，或歌，或乐府齐梁，不一其词，乃由牵思所属耳。……词有所怀，兴生于怨，故或隐显不常其言，冀知者于异时而已。”道出其诗主要是纪写人生、感时叹逝，与白居易提倡的“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创作之旨迥异。
分析李绅诗歌表现的主要心态，也可见他是一个善于表现一己情怀的主观型诗人。通读其集，贯穿其作品的人生短暂、命途多蹇的幻灭感非常明显。这常融于动静变化的景物意象里，如作于端州的《朱槿花》描述花的倏忽美好:“每叹芳菲四时厌，不知开落有春风”，《守滁阳深秋忆登郡城望琅琊》的“菊迎秋节西风急，雁引砧声北思多”，《发寿阳分司》的“云遮北雁愁行客，柳起东风慰病身”等。诗人还常用水意象表现长路无尽、前途莫测的迷惘心境。贬端州路上作的《涉沅潇》描写茫茫水路:“蛟龙长怒虎长啸，山木波浪深”，这实际上是宦海沉浮的象征，笼罩着烟水的是难平的心绪。《泛五湖》则更典型:“浴日当层空，浮天淼无畔。……岂复问津迷?休为吕梁叹。”它如《溯西江》、《水寺》、《却渡西陵别越中父老》、《回望馆娃故宫》等，都是如此。
李绅表现的主要心态之二是疲惫感。封建集权制下文人的命运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和派别斗争胜负等不确定性因素，所以人人如履薄冰，而自我价值实现、功业、家计三位一体的官本位环境又决定了他们必须走这条路。不幸处于党争涡流中的李绅，对此表现了由衷的厌倦疲惫。他往往借景物意象表现身处险恶而不得不为的无奈，如他所自白的:“穷通泛滥劳，趣适殊昏旦”、“漂沉自讵保?覆溺心长判” （《泛五湖》） 。李绅的刚直、不会阿谀逢迎，从元和二年任镇海军节度府掌书记时不为叛臣李 钅奇草表、长庆三年他与时任京兆尹的韩愈的台参纠纷、晚年任淮南节度使时查办吴湘赃罪等事中都表现了出来。李绅元和末、长庆初“与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时称‘三俊’，情意相善” （《旧唐书·李绅传》） ，私交颇厚，又是长庆元年重试进士事件的促成者，所以后来武宗朝李德裕当政期间仕途得以顺利。特别是大和六年前后李党势力稍振时，他被提携，很快位极人臣。因为这些史实，他被人们认为是李党要员。事实上李绅并无意趋附一党，这从他与牛僧孺的友谊即可见。李绅之所以开罪于李逢吉和李宗闵，而有长庆四年贬端州、大和九年五月由浙东观察使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等挫折，主要有这么几件事:一是长庆元年的重试进士中愤慨于主考官钱徽的舞弊而作旁证说了实话;二是长庆二年与韦处厚劾李逢吉排挤裴度。还有族子、假隐士李虞参与诬构等因素。官场的险恶就此给李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加上耳闻目睹身边友人的浮沉经历如刘禹锡被长期远贬等，增加了他对官场险恶的心理积郁。迁徙辗转而前景莫测的疲惫，借流逝的景物表现为一种行进感，其中最多的是借舟行的表现。如“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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