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李林甫执政期间，除了直接受到其压制的诗人外，其他著名诗人的仕途也都较为坎坷。如李白，开元二十四年后，移居山东任城，与孔巢父等隐于徂徕山。天宝元年，由玉真公主等人推荐，应诏入京，供奉翰林。三载春，因权贵谗毁，被玄宗“赐金放还”。虽然史称李白被放主要是与高力士、张垍的矛盾，且无李白与李林甫发生冲突的记载，但以李白张扬的个性、绝世的才华，必然不会见容于李林甫。在天宝五、六载遭受迫害的文人中，李邕、韩朝宗都与李白有过交往，李白友人崔成甫亦受牵连被贬，崔成甫在贬所作《泽畔吟》，李白为之作序云:“《泽畔吟》者，逐臣崔公之所作也。……流离乎沅湘，摧颓于草芥。同时得罪者数十人，或才长命天，覆巢荡室。崔公忠愤义烈，形于清辞，恸哭泽畔，哀形翰墨。犹风雅之什，闻之者无罪，睹之者作镜。书所感遇，总二十章，名之曰《泽畔吟》。惧奸臣之猜，常韬之于竹筒，酷吏将至，则藏之于名山。” 50 文中隐含对李林甫的指责。崔成甫是韦坚之党，其被贬即受韦坚之案牵连。成甫《赠李十二白》诗云:“我是潇湘放逐臣，君辞明主汉江滨。天外常求太白老，金陵捉得酒仙人。”与李白有同病相怜之意。李白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十分激愤地说:“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李北海（邕）和裴尚书（敦复）都是遭李林甫忌恨而被杀的，从这些诗中也可看出李白对李林甫的态度。又如李白与杜甫的友人任华（生卒年不详），也是一位“文辞可谓卓绝，负冤已久” 51 的文人。卢象（?—约763），本是张九龄拔擢的文人，是著名隐士诗人卢鸿之侄。刘禹锡《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序》云:“（卢象）始以章句振起于开元中……由前进士补秘书省校书郎，转右卫仓曹掾。丞相曲江公方执文衡，揣摩后进，得公深器之，擢为左补阙、河南府录司勋员外郎。名盛气高，少所卑下，为飞语所中，左迁齐、邠、郑三郡司马。” 52

殷璠《河岳英灵集序》曰:“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学界通常将开元十五年作为唐诗高潮到来的标志，我们不妨对此年前后中进士的诗人在李林甫执政期间的遭际作一番考察。已知开元十四年举进士的诗人有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三人，开元十五年有常建与王昌龄。储光羲（706?—762?）中进士后，有诏中书试文章，释褐为冯翊县佐官，其后又历任安宜等县县尉，二十一年，辞官还乡，因仕宦不得意，开元、天宝之际，隐于终南山。天宝六、七载之间，任太祝，九载前后，迁任监察御史，尝出使范阳。殷璠《河岳英灵集序》卷上称其为“经国之大才”，可惜未能尽其用。綦毋潜（692?—755?）开元中授宜寿（即）尉，入为集贤院直学士。开元末，任秘书省校书郎。天宝初，弃官归江东。十一载前后，在右拾遗任。仕终著作郎，后不知所终。崔国辅（生卒年不详），初授山阴尉。开元二十三年登牧宰举，授许昌令。开元末、天宝初，入为左补阙、起居舍人。天宝中，转为礼部员外郎，十载，加集贤院直学士。十一载，坐与王鉷亲近，贬为竟陵郡司马。《唐摭言》卷一一“憨直”载:崔国辅《上都督何履光书》云:何履光指责他“怠于奉上之礼”，崔国辅则反驳说，拘于俗礼则事近“佞媚”，且自比叔向、百里奚、屈原、张良、萧何，对自己的处境深为不满。常建（生卒年不详）进士及第后曾任盱眙尉，以仕途失意，遂放浪琴酒，往来太白、紫阁诸峰，有肥遁之志。开元末，谪居鄂渚，王昌龄、张偾贬官龙标时，常建有《鄂渚招王昌龄张偾》，寓招隐之意。其《赠三侍御》诗亦作于此时，诗云:“……谁念独枯槁，四十长江干。责躬贵知己，效拙从一官。……托身未知所，谋道庶不刊。吟彼乔松诗，一夕三长叹。”此后不久，常建即卒，年仅四十上下。常建仕宦虽不得意，但诗名颇高，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对其“高才无贵仕”、“沦于一尉”的遭际深表同情。王昌龄（?—756）进士及第后，授秘书省校书郎，开元二十二年，又中博学宏词科，迁汜水尉。越数年，以事谪岭南。二十八年北返，二十九年前后，任江宁丞。天宝八载，被贬为龙标尉。李林甫执政期间，王昌龄几乎都在江宁县丞和龙标尉任上，政治上难有作为。他两次被贬的原因，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中说是“晚节不矜细行，谤议沸腾，再历遐荒，使知音者叹惜”。常建《鄂渚招王昌龄张偾》当作于王昌龄初谪岭南时，诗云:“谪居未为叹，谗枉何由分。午日逐蛟龙，宜为吊冤文。”王昌龄《为张偾赠阎使臣》云“犹畏谗口疾”，亦当作于此时，看来王昌龄之初谪岭南，也是受人冤枉所致。

薛据（701?—767?）登开元十九年进士第，殷璠《河岳英灵集》云:“据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自伤不早达，因著《古兴》诗云:‘投珠恐见疑，抱玉但垂泣。道在君不举，功成嗟何及!’怨愤颇深。”其《初去郡书情》曰:“时移多谗巧，大道竟谁传?况是疾风起，悠悠旌旆悬。征鸟无返翼，归流不停川。已经霜雪下，乃验松柏坚。回首望城邑，迢迢间云烟。志士不伤物，小人皆自妍。”亦多忧愤。

开元二十二、二十三年也是诗人登进士第较多的年份，开元二十二年有阎防、梁洽、颜真卿等人，二十三年有李颀、萧颖士、李华等人，这些人的境遇同样坎坷。如阎防（生卒年不详）曾官大理评事，二十五年前后，因事贬为长沙司户，《唐诗纪事》卷二六云:“防在开元、天宝间有文称，岑参、孟浩然、韦苏州有赠章，然不知得罪谪长沙之故也。”孟浩然《襄阳旅泊寄阎九司户》曰:“襄王梦行雨，才子谪长沙。长沙饶瘴疠，胡为久留滞。”对其遭遇深表同情。开元末、天宝初，阎防曾隐居于终南山之石门，以此自终。《河岳英灵集》存其诗五首。梁洽，及第后不久即卒，高适《哭单父梁九（一作洽）少府》:“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今寂寞，独是子云居。……常时禄且薄，殁后家复贫。妻子在远道，弟兄无一人。十上多苦辛，一官恒自 哂 。”可见其遭遇之坎坷。梁洽今存诗一首。李颀（生卒年不详）曾任新乡尉，其《欲之新乡答崔颢綦毋潜》诗云:“数年作吏家屡空，谁道黑头成老翁。男儿在世无产业，行子出门如转蓬。”可见其困顿之状。故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云“惜其伟才，只到黄绶”。后归隐颍阳，炼丹求仙。萧颖士（709—760）为李林甫所抑事，见前。颖士释褐金坛尉，历仕桂林参军、秘书正字。天宝中，为集贤校理，因受李林甫排挤，天宝八载调为广陵府参军事。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述其生平云:“君为金坛尉也，会官不成;为扬州参军也，丁家艰去官;为正字也，亲故请君著书，未终篇，御史中丞以君为慢官离局，奏谪罢职;为河南参军也，僚属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事责君，君拂衣渡江。”颖士《答邹象先》诗云:“桂枝常共擢，茅茨冀同荐。一命何阻修，载驰各州县。壮图悲岁月，明代耻贫贱。回首无津梁，只令二毛变。”李华（715—766）的遭遇也颇有代表性，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曰:“（李华）开元二十三年举进士，天宝二年举博学宏词，皆为科首。由南和尉擢秘书省校书郎，八年历伊阙尉。……公才与时并，故不近名而名彰，时辈归望，如鳞羽之于虬龙也。十一年拜监察御史，会权臣窃柄，贪猾当路，公入司方书，出按二千石，持斧所向，郡邑为肃。为奸党所嫉，不容于御史府，除右补阙。” 53

又如盛唐大诗人岑参（715—770），少孤，从兄读书，能自砥砺。天宝三载进士及第，释褐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颇不得志。其《初授官题高冠草堂》诗云:“三十始一命，宦情多欲阑。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只缘五斗米，辜负一鱼竿。”由于在朝中没有出路，天宝八载以后，他多次从军西北边塞。

总之，李林甫当政期间，极力压制文士，大多数文士尤其是诗人仕途坎坷，与张说、张九龄执政时大批文士得到拔擢的情形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旧唐书·文苑下》云:“开元、天宝间，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颢，京兆王昌龄、高适，襄阳孟浩然，皆名位不振。”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据两《唐书》的《玄宗纪》说:开元年间，郭元振、张说、姚崇、卢怀慎、宋璟 、源乾曜、苏颋、张嘉贞、李元紘、韩休、裴耀卿、张九龄等文士先后任宰相。“玄宗开元中，宰相至十数人，皆文学士也。先是又有魏知古等。古今词人之达，莫盛此时。继之林甫、国忠，虽天资狡狯，然俱以不学称。唐治乱判矣。”又说:“《明皇杂录》云:天宝末，刘希夷、王泠然、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张子容、孟浩然、常建、李白、刘眘虚、崔曙、杜甫，虽有文章盛名，皆流落不偶。” 54胡应麟所列诸人情况虽不完全准确，但大体不误，他对开、天年间诗人穷达变化的看法是相当敏锐且深刻的。

但就诗歌创作的实绩而言，李林甫当政近二十年间，远远超过张说、张九龄执政时期。如张九龄、孟浩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创作出一批优秀的诗作。王维的山水诗主要成熟于天宝年间。李白的一些重要作品如《古风五十九首》其八“咸阳二三月”、其十五“燕昭延郭隗”、其二十四“大车扬飞尘”、其三十九“登高望四海”，以及《月下独酌》四首、《行路难》三首均作于天宝初年供奉翰林期间。《鸣皋歌赠岑征君》、《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梁甫吟》、《远别离》、《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均作于天宝三载被放出京之后的数年之间。据刘开扬先生《高适诗集编年笺注》，自开元二十六年高适作《燕歌行》至天宝末年，其间可编年的诗就有约二百首，高适一生的重要作品基本上均作于此期之内。崔颢的边塞诗亦多作于开元末及天宝年间。此时杜甫的创作高峰虽未到来，但亦有《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和《丽人行》、《兵车行》等佳作。盛唐诗歌最辉煌的时期，大体上即在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的大约二十年间，而这段时间恰好是李林甫专权、朝政日趋昏暗、文人仕途坎坷之时。对诗人们来说，创作的丰收与仕进之“歉收”，形成巨大的反差。

形成这种反差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唐朝建国以来，随着科举制的推行，涌现了大批优秀人才。但在初唐和盛唐前期，他们的首选大都是仕途，那里确实有发挥才能的余地和成功的可能，盛唐前期张说、张九龄执政期间拔擢了许多文人，就是很好的例子。盛唐后期，大量文人在仕途上受阻，便以更多的精力从事诗歌创作。再加上社会矛盾日趋激烈，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也激发了他们内心的不平，这正好发泄到诗歌之中。此外，盛唐文化在各个领域高度发达，也对诗歌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诗歌本长于抒写忧愤，文人在仕途上顺利的时候，忧不深愤不广，缺乏写作的冲动，还要写一些应制应教、不痛不痒的酬唱之作，反而埋没了他们的文学才能。而当他们仕途坎坷之际，有机会接触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并深入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内心的不平反而容易激荡成优秀的作品。何况，李林甫执政时期，虽然朝政日趋昏暗，但还只是盛唐走向衰落的开始，从整体上看来社会还处在繁荣之中，政治的黑暗面并没有对诗人的信心产生过大的影响。他们带着盛唐人的眼光观察正在变化着的社会，敏锐地预感到社会的危机，勇敢地用笔揭示出来，这就容易成为好诗。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林甫毁了一些文人仕宦的前途，却又在客观上促成了一批优秀诗人的出现。当然这决不是李林甫的本意，我们也没有将功劳记在李林甫身上的意思。

从这个角度考察盛唐诗歌之盛，其背景是复杂的。一方面，当时的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人们生活比较有保障，因而有条件投入大量精力从事诗歌创作，并对当时社会的光明面作直接或间接的赞美，或在诗歌中折射出那个时代的辉煌;另一方面，由于李林甫等奸臣把持朝政，文人的仕进之路基本被堵死，他们遂转而以诗歌为媒介，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他们的愤怒与呼喊，带有盛唐那个时代特有的色彩，往往是强有力的，怀有希望的。对盛唐诗歌之盛，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纯粹的颂歌，又不可简单地认为只是在揭露社会的阴暗。正是盛唐时代由盛到衰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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