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部选集在体裁取向方面固然有着显著差异，却都是古、近体兼收，即以流行的“当时体”而言，对于古、近诗歌体裁的运用也远较初唐宫廷诗灵活宽泛，像崔颢早年闻名于时的诗风便是以打通南朝乐府民歌与齐梁宫廷律调为特色的。张说和张九龄是初盛唐之间诗学观念转型的枢纽人物，张说“从理论上倡导‘逸势标起，奇情新拔'的风骨和‘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的词采，预见到‘天然壮丽'应是盛唐理想的风貌”，张九龄“将山水引入感遇类诗，创造出以感怀为主兼咏山水的五古体” 13 。从严格意义上讲，张说、张九龄的创作仍属于偏重近体的宫廷诗风一脉，然而师法的范围已由初唐宫廷诗一意齐梁的狭小格局扩大到了汉魏晋宋的广阔传统，“他们奖拔寒素，提倡风雅，主要活跃于神龙至开元前期的诗坛，是盛唐文人所敬仰的文宗和时哲，对开元诗风的影响最为直接” 14 。虽然《国秀集》的选录标准代表了从初唐一直到开元、天宝时期绵延不绝的“风流婉丽”的时尚潮流，但是，这种“常体”在开元诗坛的统摄力和影响力较之初唐已经大大降低，《河岳英灵集》“风骨”与“兴象”并重的理念更能折射出当时最优秀诗人群体的内在时代共性，殷璠 选诗手眼凌乎芮挺章之上，究其根源，实在于此。
王维曾受张九龄知遇提拔，诗学上亦有“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骨”（《别綦毋潜》）的主张，不过，在创作实践方面，王维“为文已变当时体”的取径却显然与崔颢“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的激变有所不同，闻一多将其列为“盛唐诗从摆脱齐梁诗的影响逐步回升到汉魏健康风格的发展过程”中晋宋风格的首领 15 ，与殷璠 一样都窥透了王维诗歌的根本渊源所在。王维对当时“常体”齐梁绮靡之风的态度不是对抗，而是扬弃，通过上溯到晋宋的山水、田园、玄理诗来雅化其格调，可以说，王维在开元诗坛即已成为“风流婉丽”时风温和改良派的首席大师，代表着初唐以来传统意义上的“正宗”和主流。但是，这一时期最具时代感和创造力的无疑当推蔚为壮观的风骚兴寄和建安风骨的复兴潮流，对于这种潮流，王维所做的仅仅是理论上的微弱声援而已。古代诗论家往往指出王维在“尚气”的七言古诗体裁方面相对薄弱的问题，清毛先舒《诗辩坻》中的意见就颇为中肯:“七言古至右丞，气骨顿弱，已逗中唐，如‘卫霍才堪一骑射，朝廷不属贰师功'、‘愿得燕弓射大将，耻令越甲鸣吾君'，极欲作健，而风格已夷，即曲借对仗，无复浑劲之致。”即便是对王维诗歌兴象玲珑之美深表赞赏的殷璠 所更看重的也还是“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河岳英灵集》评陶翰诗语）的“神来”境界 16 ，而且“比较起来，殷璠 在风骨、兴象二者之 间更加重视风骨” 17 ，而“风骨”在开元时期由初唐宫廷诗蜕变一新的“都城诗”的美学标准中显然不是核心概念。这时以王维为领袖的都城诗尽管仍然代表诗坛最风行的主流势力，却远远无法笼罩那些以“风骨”、“兴寄”、“天然”等复古意味更为浓厚的原则为创作旨归的天才大师以及殷璠 那样强烈反对“常体”的诗论家。
到了天宝时期，李白、杜甫、岑参、王昌龄等诗人的创作依然十分活跃而且愈趋成熟，然而诗坛的整体风气却发生了惊人的剧变，这集中体现在都城诗势力的突然膨胀和王维诗风对年轻一代诗人产生的空前压倒性的统摄力。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十分复杂，而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便是诗赋取士制度的巨大影响。现存最早记载的省试诗是祖咏著名的《终南山望余雪》，《唐诗纪事》卷二载:
有司试《终南山望余雪》诗，咏赋云:“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即纳于有司。或诘之，咏曰:“意尽。”……咏登开元进士第。
省试诗限作五言六韵，是介于五律和五排之间的一种变体，祖咏不依规矩，率性而为，写成一首绝句，竟然意外登第，既反映出开元时期通脱自由的文坛风气，也可见出当时的省试诗对于形式方面的要求和限定尚不十分严格。“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 18 ，对于诗赋用韵及修辞的要求和限定逐渐形成严格的规范，终有唐一代，未有大的变动。《册府元龟》卷六四二“有犯韵及诸杂违格，不得放及第”的记载是对唐代省试诗风气的真实反映。唐代省试诗中与祖咏《终南山望余雪》双璧争辉的钱起的《湘灵鼓瑟》是他在天宝十载进士及第之作，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联佳句而著名。钱起是天宝中崛起的一大批年轻诗人的典型代表，“这些诗人主要沿袭了都城诗的传统，王维成为这一传统中无可争辩的宗师” 19 ，这一时期诗赋取士制度的成熟和定型客观上大大加强了体现宫廷审美标准的“常体”以及王维式“变体”对诗坛整体格局的影响和控制。比较一下祖咏和钱起的两首省试诗，就可以极其鲜明地感受到开元与天宝诗坛时代精神的巨大差异。王维诗歌中“兴寄”与“风骨”传统的相对缺失承传到了钱起等新一辈诗人群体那里流弊日深，大历诗风气骨渐衰局面的出现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从初唐一直绵延到开元的流行“常体”本已每况愈下，但是从天宝之际开始，辅之以王维式的“变体”，又出现了大幅反弹乃至急遽扩张的走势，开元诗坛风骨与情采会通、古体与近体兼备的新风也日趋式微，李白、杜甫、岑参、王昌龄等从开元走过的巨匠在这一时期的辉煌演出并不足以掩盖新一辈诗人群体天才真空的窘境。
“天宝之风尚党”——李肇《唐国史补》的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出了天宝诗坛繁盛表象下潜藏着的内在创作危机。
注释
①蒋寅《大历诗风》第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②傅璇琮、倪其心《天宝诗风的演变》，《唐代文学论丛》第八辑第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③见葛晓音《论天宝至大历间诗歌艺术的渐变》，《文学史》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④参见张安祖、杜萌若《唐国史补元和之风尚怪说考论》，《文学遗产》2001年第三期。
⑤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卷）第124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⑥15《笳吹弦诵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第105页、102—107页，郑临川纪录，徐希平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⑦《河岳英灵集》汲古阁本、毛晋本、《四部丛刊初编》本无“属意浮艳”四字，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一崔颢条引殷璠 语有之，现从李珍华、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第191页校补，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⑧关于此事的考证可参看傅璇琮《崔颢考》，《唐代 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⑨林继中《释神来气来情来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一辑第2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⑩周祖《隋唐五代文论选》第1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据姚合《极玄集》，刘长卿为“开元二十一年进士”、李嘉为“天宝七载进士”。据《旧唐书·钱徽传》，钱起于“天宝十年登进士第”。据辛文房《唐才子传》，郎士元为“天宝十五年卢庚榜进士”。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辩》考证刘长卿“天宝中登第的可能性较大”，《钱起考》考证钱起应于天宝九载登第，其说可供参考，《唐代诗人丛考》258—261页、430—431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1219［美］斯蒂芬·欧文《盛唐诗》第4页、156页，贾晋华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13葛晓音《唐前期山水诗的两次复变》，《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第87—8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4葛晓音《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汉唐文学的嬗变》第96—9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6参见张安祖、杜萌若《河岳英灵集神来气来情来说考论》，《文学遗产》2003年第三期。
17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2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8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17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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