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历来坚持，批评的主观性参与，因为这是批评者自由精神和创造活力充分释放的宗旨和目标。钟惺《诗归序》云：“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为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张戒《岁寒堂诗话》云：“诗人之工，特在一时情味，固不可预设法式也。”这些观点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都强调了文学研究的创造性，强调了研究中性情参与的意义，也是文学研究的价值标准的形象概括。 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尊重研究中对文本“逆迎”的体验和“邂逅”的境悟，就是进入对象，进入文本内蕴的深层次。文学创作时所特定的“此在”性，要求文学批评者在研究时必须作性情参与的全副身心的投入，而且要“自出眼光”，方可体悟到文本独出的“真有性灵之言”。沈德潜云：“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各人读之，随其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唐诗别裁·凡例》）此论表明，在文学研究中性情参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会因为性情之“浅深高下”的程度而决定了研究者对文本理解的层次。弗莱说：“批评家在阐释的时候讲的是诗人，而在评价的时候他讲的是自己，更多是讲作为时代代表的自己。”看来，中外文学批评在性情参与和珍视文本所提供的暗示这一点上是趋向一致的。

因此，我习惯于即兴敷衍，感激成文，多直觉体悟。毋庸讳言，考证是我的短项，我更无心于为文学家编制年谱，排比陈年往事，或者作仕迹交游、作品系年的研究。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就忽略材料考据而空泛作论，只是不迷恋于细微末节的考证而以考据自娱，不满足于静态分析，也不能专注于发微钩沉，而是追求在古典文献资料的运用和整合中形成古今的对话，追求文献考证与理性思辨、审美体验的融合，而研析隐藏在材料之中的对作家心态和社会文化语境。我一直这么认为，文学研究也必须首先是文学的，而不是其它，超出了文学本身，文学的美感特质和艺术规则，文学研究就会异化为历史的或伦理的附庸，或者压根儿就是历史的伦理的研究。

应该说我本质上还是一个“温温恭人”，行文作论似乎多了些“惴惴小心”，特别是因为缺少学术自信心，也便缺少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度，更难能有多少突破了。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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