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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而陈与义的《雨》中的细雨、西园、飞花显得萧索，冷落流露出诗人在黑暗的现实中无限伤痛之情，情感是内敛隐晦的，渗透着中年人成熟的理性启发，这与宋代这个动荡困苦的时代密不可分。
所谓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特点有三：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从意境上来看，《春》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温润的雨夜，宁谧而又温馨，诗人藏情于景，一切都通过逼真的画面来表达，虽不言情，但情藏景中，更显得情深意深，让我们从绵绵春雨中蕴涵着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让我们从目前的雨景中仿佛看到诗人怡然自乐的形象。而《雨》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萧瑟的雨季，萧萧的冷雨中落花纷飞，处处寒气袭人，流露出一种悲凉的情绪，让我们从中仿佛看到诗人苦闷伤痛的形象。正是由于两首诗中“雨”所表现的不同，因此，从两首诗中不难看出，当时两位诗人所处的时代的不同。
同时拟人手法与对偶句的运用使得《春》韵味无穷。所谓韵味，就是由物色，意味风格、语言等因素共同组成的美感效果。就语言来讲，《春》的语言丰富多姿，修辞手法的运用为语言凭添了不少亮色，如拟人手法的运用，将无生命的春雨看作是一个“知时节”的精灵，赋予了春雨以生命；对偶句——“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使得诗歌不仅朗朗上口，且言简意赅，寥寥数字描绘了一幅优美的雨夜图，做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因而显得韵味无穷；而《雨》语言平淡自然、朴实平易，没有刻意追求语言的雕琢，但却带有议论。“多少人间事，天涯醉又醒”这句诗叙议结合，体现了宋诗以议论入诗的特点。在韵味上略逊于《春》。
综观上述两首诗可以看出，形成唐宋诗诗风差异的原因来源于诗人不同的内心世界而这一内心世界的形成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受时代客观因素的影响，二是受诗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客观因素包括诸如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世风”；主观因素包括诸如诗人的生活状况、思想精神、情趣修养等，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士风”。世风虽很难和诗风发生直接对应的因果联系，但终究是诗风形成的基本条件；士风虽受制于世风，但往往和诗风有更直接的关系。作为和诗风有更直接关系的士风，在唐代，特别是盛唐，是外露奔放的，充满着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对美好理想的憧憬，但在安史之乱后，它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从中引起士风就渐趋深沉收敛，但这种变化只属于对盛唐现象在突受打击后一种外在的、浅表层次中的感情性反弹，还不能在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下深化这一进程。宋人则不同，他们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获得全面反思，重新审视和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人生态度的条件。他们在总结了历朝文人的遭遇与经验后，似乎已从感性和理性双层含义上都感觉到单纯的热忱与痴情的苦闷都无异于幼稚，人很难靠自己的能力和感情来改变世界、改变命运，过于浪漫的理想总难免落空，过于沉痛的悲伤也无济于事。于是，他们变得更成熟、超脱、沉稳、内倾了，而这种变化决不再是一种浅表层次的感情反弹，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理性层次，成为一种气质性的、内在情感的变化。譬之于人，宋人好象步入中年，他已经结束了盛唐那种有如少年的狂躁倜傥，它也经历并摆脱了中唐那种有如少年而入青年并在突遭大劫后所感到的茫然与苦闷，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种种酸甜苦辣都已备尝。它有了驾驭感情的能力和抵御悲哀的经验。
总之，唐宋诗是两种不同诗风的诗，所谓“唐音宋调”，各走各道，不必强为轩轾。还是清人蒋士铨说的好：“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突出不得已，运会实迫之。格调苟相袭，焉用雷同词？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寄言善学者，唐、宋皆吾师。”（《忠雅堂诗集》十三）所论中肯，自当可信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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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有明郭峰 初中课本古诗词助读.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2年12月版
[3] 赵仁 宋诗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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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袁行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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