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韩愈古文运动的失败看唐代骈文的文体地位 |
 |
时间：2009-8-8 16:43:46 来源：不详
|
|
|
为通向仕途最后最关键的一步，而判文则要求统一使用骈体。因此，为了高举得中，举子们大量的模拟创作判辞成为科考之风。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载，白居易用骈体写作的一部分应试赋和101道判文称名一时，被许多士人奉为学习写作判文的范本而竞相传写。白居易《与元九书》亦曰：“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元稹亦云：“(白乐天)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剑》等赋，洎百道判，新进士竟相传于京师矣。”这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骈文的发展。另一方面，官府所用公文皆用骈文写成，如皇帝发布的制诰、臣僚上奏的章奏等多用骈体。唐代擅长制诰的张说、苏颜，擅长奏议的陆贽，都是骈文名家。所谓“语必骈俪，文必四六”即指唐代公文。这对全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骈文讲究四六对仗、辞丰藻丽、多用典故等艺术形式不仅给通过考试人仕的官员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而且使得宣读官在公堂上宣读时，气势雄壮、音韵铿锵，有利于营造法律的神圣气氛，体现出官府的庄重与威严，赋予官员们以极大的成就感。科举试赋客观上推扬了骈体文的发展，而选官试判则直接促进了骈体公文的繁荣。上自帝王、政府官员，下至各级官吏，所有公文通行骈体，这极大地激发了公文撰写者的创作热情。为了博得皇帝和上级官吏的好感和奖赏，公文撰制者们努力在文章的言辞、声韵方面精雕细琢、刻意求工，这在客观上推动了骈体文章的发展。相对于政治报告，挥洒自如、情文并茂的骈体公文更易动人心魄，更易达到作者的目的。因此，从社会需要方面看，韩愈古文运动必然不敌骈文的强大优势。
即使韩愈自己的作品中，仍存在着大量的骈体成分。《韩愈全集校注》收韩文318篇(含收入诗中的4篇长序)，“其中，骈文成分较浓的有68篇，占21％；骈文成分很淡或纯为散体的188篇，占59％；虽云散文颇近诗体的62篇，占20％”，其中有22篇表状，l篇是代皇帝起草的公文，2篇祭文，1篇书信。由此可知，几乎韩愈所有的应用文仍然遵循传统，用骈体写作。韩愈晚年官做得越来越大，向皇帝进言的机会也就越多，22篇表状和1篇制文即成于这一政治背景。韩愈第一篇骈文成分较浓的古文是25岁时在省试考场所作的《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可以知道，韩愈为了中举，作文当然不能脱离时流，否则，他就永远没有中举的可能。而“从 25岁到33岁的9年间，这类文章共13篇(含7书、3序、1论、1记和1状)。这13篇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向贵人求官或颂德的书状，一是向晚辈阐明其文学或道学思想的论道文。前者需要向贵人表明自己的文采，就不能不用当时人们认为最能见才的骈体来实现这一意图；后者需要向晚辈呈示一种雍容气象，也要借助偶句、排句和非表意语来达到这一效果”。尽管此际韩愈已经开始倡导古文，但由于举国充斥的骈文气息，所以，他“还需要用人们易于接受的若干骈文形式来达到推翻这种形势的目的”，如韩愈讨伐骈文的《上隋高祖革文华书》，即是典范的骈体。而“从34岁到39岁的6年间，韩愈骈文成分较浓的创作达到了27篇的最高峰，这些文章又不是不得不用骈体的表状之泪，而大多是韩愈成名后气盛言宜的论道书”。因此，韩愈在倡导古文最力的6年时间，反而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喜欢写作骈文成分极浓的古文，他并没有坚持古文的创作实践，这导致了其学术理论与创作实践的不相统一。究其原因可知，此际韩愈名气大振，信心大增，以周公、孔子、孟轲、扬雄之道统继承者自居的雄心，使得他在写作论道书时有意模仿圣贤口气，而要造成雍容纡舒的圣贤口气，就要借助偶句、骈句等。韩愈晚年所作，骈文成分日渐减少，但其晚年作品除了碑志和表状外几乎没有留下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纵观韩愈一生创作，其全部的精华和被后世所传者乃其骈散相合之作。韩愈倡导古文，但其自己的创作却大量穿插骈体，既可炫才，又可固位。因此他的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成了一座无法触及的空中楼阁。即使韩愈自视为“不平则鸣”的“古文”，我们“以为散文则可，以为古文则不可；以为学古复古则可，径以为古文则不可”，已经不能视作纯正的汉魏古文。也就是说，韩愈古文因缺少“文学”的价值而未得流传，其古文并不为时代所认同。
基于骈文强大的文体优势，韩愈之后的陆贽汲取韩愈失败的教训。他并不公开反对骈文，而是非常巧妙地加以改造，吸收散文笔法人骈体。因而，他的骈文意到笔随，自然浑成，既有骈文之整齐和谐，又有散文之自由奔放，“为数朝一直沿用了四五百年的骈体章表开辟了一条新路，从而延续了公牍骈文的生命”。到晚唐，骈文卷土重来，李商隐甚至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樊南四六》，直接打出四六文体的旗号。由此可知，整个有唐一代，古文运动前，骈文是文坛的“主流”；古文运动中，骈文是时下文章的“前导”；古文运动后，骈文仍是当时文章的“主体”。宋初作家多追宗西昆体，沿袭四六骈偶，“所为朝廷大制作，典重赡丽，追踪六朝”。欧阳修、苏轼遥接韩愈，重扬复古旗纛，但仍以失败告终，似乎并未动摇骈文根基，“台阁之制，例用骈体”，“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即使倡导古文的欧阳修、苏轼本身亦是四六高手，大量创作骈散结合的骈体。“绍兴以来，增至十二体，日制、诰、诏书、表、露布、箴、铭、记、赞、颂、序”。由此，两宋骈文风行一世，“终宋之世不废”。古文运动的结果是骈文并未退位给古文，反而骈文更提升了“身份地位”并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应用视域，“施之于朝廷，则有诏、诰、册、祝之文；行之师旅，则有露布、符、檄之文；托之国史，则有记、表、志、传之文。他如序、记、铭、箴、赞、颂、歌、吟之属，发于性情，接之于事物，随其洪纤，称其美恶，察其伦品之祥，尽其弥纶之变，如此者，要不可一日而无也”。清代《四六丛话》作者孙梅即十分推崇欧、苏骈文，曰：“宋初诸公骈体，精敏工切，不失唐人矩蠖，至欧公倡为古文，而骈体亦一变其格，……于是六朝三唐格调寝远。”视欧公古文为脱离了正途的邪支。评苏轼云：“东坡四六，工丽绝伦中，笔力矫变，有意摆脱隋唐五代蹊径。以四六观之，则独辟异境；以古文观之，则故是本色，所以奇也。”认为苏轼骈文工丽绝伦，独辟蹊径，高度论定欧、苏骈体。
总之，唐代文化和政治精神对骈文的依赖，使唐代古文运动遭遇政治阻扼；骈文自身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使得唐代古文捉襟见肘。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骈文终究是形式受约束的文体，骈文作为一种“难学而易工”(王国维语)的押韵文体，其自身的缺憾显而易见。因此，尽管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遭遇失败，但韩愈的“声音”却一直得到后世的响应。此后，中国散文史即体现为古文与骈文此消彼长的历史。但这里也不得不指出，骈文所以在其中仍然居于某种“主导”的地位，当与汉语言文字本身的特性及汉文化的某些根本特征息息相关。
进入元明，骈文迅速衰弱：元代的异族统治者对骈文这种汉民族艺术积淀极深的文体自然难以认同，但政府公文仍并用骈体；明代，由于整个文坛始终贯穿着复古的声音，同时理学盛行，骈文创作趋于衰弱，古文居于主导地位。而明季天启、崇祯以后，由于江南文社的兴起，配合救国的政治形势，骈文重振雄风，又回归了文坛的主权地位。晚明风起云涌的文人社团，“时文”创作乃其社事的主要内容，而“时文”与骈文则骨肉相连。云间幾社仿《昭明》所作《壬申文选》即云间文士研摩时文与诗词的结集。他们认为，较之古文，骈文更有资格绍续正统，“能继大雅，修微言，绍明古绪，意在斯乎!”在时代文运中，云间派诗词之外几乎所有需要表达的内容都付诸骈文。他们大量地运用骈体鼓动人心，呼喚民族精神，以图救亡，由此引发了清代的骈文中兴，致使整个清代骈文畅行不衰。清末民初，以推翻清廷、提倡民族气节为宗旨的革命文学社团——南社再铸骈文辉煌。南社网罗了当时全国范围的文学精英和革命政党成员，《南社丛刻》所选之“文”除了少数古文讲“道”外，概以骈体。宣传革命真理，慷慨激昂，热情充沛。骈文同革命诗词一样，在清末民初的世纪之交，为鼓舞民族精神，推翻封建专制的斗争中起到了鼓动、号召、团结的巨大作用。直到“五四”前后，骈文才同古文一起被白话文所取代，从而结束了自己流行了“一千多年”的生命旅程。 上一页 [1]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