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韩愈《原道》提出"博爱之谓仁"，这个说法在宋代以后产生极大影响，成为儒家仁学中有代表性的阐释。本文梳理了韩愈以"博爱"论"仁"的思想渊源，认为以"博爱"论"仁"的意见，在汉唐时期逐渐流行，反映了汉唐儒学的理论旨趣。韩愈对这一旨趣的继承，反映了其思想与汉唐儒学的复杂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儒道革新思想的独特内涵。
 
【关键词】 韩愈　博爱　仁　仁为外治　礼

　　韩愈在其《原道》之开篇，提出"博爱之谓仁"。这一以"博爱"释"仁"的意见，在宋代以后产生很大影响，成为儒家仁学中有代表性的阐释，然而宋代以后的儒家学者也对它提出了不少批评。通过考察，本文发现，以"博爱"释"仁"并非韩愈的首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汉唐儒学对"仁"的思考路径，宋代以后对这一说法的接受，则表现出理学的理论视角。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使我们看到，韩愈作为中唐儒学革新的代表，其思想既开启了儒学革新的新方向，同时也与汉唐儒学保持着复杂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精神世界的独特面貌和古文创作的独特追求。

　　韩愈以"博爱"释"仁"，在宋代以后曾引起不少批评，有人认为这个说法容易与墨子"兼爱"说相混淆。朱熹的弟子陈埴曾经提到"墨翟以兼爱为仁，孟子力诋之，韩愈作《原道》辟佛老，乃指仁曰博爱之谓仁"，他对此甚感不解，遂向其师请教。朱熹为韩愈作了辩解（《木钟集》卷2）。韩愈之说虽有朱熹等人为之辩解，但不可否认，它的确容易使人误解。在汉译佛典中，"博爱"一词十分常见，它经常与"慈悲"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而唐宋典籍中，多以"博施"、"博爱"指称佛教之慈悲，如宋人之文章提及某氏乐于佛氏之说，"非取其所谓报施因果，乐其博爱而已"（《河南集》卷5）；至于"博爱"与墨子之"兼爱"的区别，韩愈本人非但没有正面剖辨，反而在《读墨子》中将两者相提并论，所谓"孔子之泛爱亲人，不兼爱哉"？这就使问题更见复杂。力排佛老、攘斥异端的韩愈，以"博爱"来定义"仁"的用意是什么呢？

　　首先，从《原道》的内容来看，韩愈对"仁"、"义"、"道"、"德"的定义，都明显受到汉唐经疏的影响。以"博爱"释"仁"的意见，在汉唐经疏中已有明确的体现，如《周礼•地官•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郑玄注云："仁，爱人及物。"这里以"爱人"与"及物"联言，已经接近"博爱"之义，故宋人王与之《周礼订义》于此郑注下注云："自博爱而兼爱者仁也。"降及唐代，以"博爱"与"仁"并举的言论已经十分常见，孔颖达等人撰著的《五经正义》多次提到"博爱"，并将"博爱"与"仁"联系在一起，如《礼记•表记》"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孔疏云："此经申明同功异情之事，三者之仁，其功俱是泛施博爱，其事一种是未可知也。"这里以"泛施博爱"论仁，与韩愈之说已十分接近。

　　《原道》之论"义"、"道"与"德"也明显渊源于汉唐经疏。如"行而宜之之谓义"，以"宜"训"义"最早见于《礼记•中庸》"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在汉人经注中，这个训释十分常见，《诗经•大雅•文王》"文王曰咨，咨汝殷商，而秉义类，强御多恚"，毛传："义，宜也。"郑笺："义之言宜也。"《周礼》"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郑注："义，宜也。"唐人《五经正义》多次出现类似训释，如《礼记•曲礼》"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正义："仁是施恩及物，义是裁断合宜。"《尚书•高宗肜日》"言天至绝命"，孔疏："义者，宜也，得其事宜。"《尚书•舜典》"徽美至违命"，孔疏："义者，宜也，理也，教之以义，方使得事理之宜，故为义也。"韩愈之说与上述训释一脉相承。《原道》"由是而之焉之谓道"，《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郑玄注："道，犹道路也，出入动作由之，离之恶乎从也。"郑玄以"道路"比喻"道"韩愈之说亦脱化于此。《原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实是以"得"训"德"之说的延续。以"得"训"德"最早见于《礼记•乐记》："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管子•心术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汉人经注与唐人经疏中，类似的意见十分常见，如《诗经•大雅•皇矣》之孔疏引《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服虔注："在己为德。"《周礼•地官•司徒》"以三德教国子"，郑玄注："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毛诗大序》"关雎，后妃之德也"，孔疏："德者，得也，自得于身，人行之总名。"可见，韩愈对"仁义"、"道德"的解释，明显受到汉唐经疏的影响。韩愈称自己为文乃"约六经之旨以成文"，而他对六经的学习，显然包括对经疏的掌握。中唐儒学虽然兴起以经驳传之风，但韩愈等人还是对经疏有深入的了解，孔颖达等人的《五经正义》在唐代有极大影响，那么韩愈以"博爱"论"仁"，是否只是对流行的经疏意见的因袭呢？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以"博爱"释"仁"的意见是如何形成并流行的。

　　先秦儒家之论"仁"，并未直接出现以"博爱"释"仁"的说法。在孔子的言论中，与"博爱"最接近的思想是"博施济众"与"泛爱"。《论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其中"泛爱"之"泛"，宋代邢昺即解释为"博"。"博施济众"见于《论语•雍也第六》："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矣。'"

　　"泛爱"与"博施济众"是孔子所倡"仁者爱人"的一种体现，但孔子论"仁"的重心并不在此。孔子仁论的出发点是"克己复礼"的修养工夫，在修养方式上主张"能近取譬"，主张"仁"的实现是推自爱之心以爱人的过程，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这个理论重心出发，孔子对"泛爱"与"博施济众"都没有大力阐扬，持论不无谨慎。"泛爱"之积极的表现自然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孔子更多地是从"恕"道来理解"泛爱"，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恕"道则是"夫子之道"的核心之一。至于"博施济众"，孔子虽称扬其为盛德大业，但"尧舜其犹病诸"一语则透露出一种微妙的态度，"博施济众"固然是为仁终美的境界，但其事高远广大，作为内在修养的"仁"，还是要从"能近取譬"处入手。关于"博施济众"与"仁"的关系，前代注家有不同意见，而邢昺、朱熹等人的意见较有代表性，邢昺认为孔子之言是："言君能博施济众，何止事于仁，谓不啻于仁，必也为圣人乎！"朱熹引吕祖谦之说云："子贡有志于仁，徒事高远，未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为仁之方，虽博施济众，亦由此进。"这些意见揭示出孔子看待"博施济众"的真实想法。以"能近取譬"为"仁之方"的孔子哲学，不会以"泛爱"与"博施济众"为其"仁"论的核心内容。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但其发展主要是以性善论推原仁心之本，而其仁政理论则直接建立在仁心说的基础上。孟子对孔子"能近取譬"、"己欲立而立人"的思想做了深入的发展，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想。因此，就其理论的重心来讲，孟子与孔子一样，论仁都立足于内在的修养，虽然他对恩及天下的作为多有描述，但其理论的立足点还在于对人性之善端的培养与发扬。"博爱"之思想在孔孟哲学中未受充分关注，有其内在的理论原因。

　　最先将"博爱"作为仁论的重要内容而加以讨论的，就今天所见的材料来看，是西汉中叶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其书卷10云："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同书卷18又提到圣人"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这里的"泛爱"意近"博爱"；又卷41云："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后者脱化于《孝经•三才第七》"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但《孝经》虽云"博爱"，还没有像董仲舒这样将之与"仁"教相提并论。

　　降及汉晋之际，以"博爱"论"仁"，乃至直接以"博爱"释"仁"的意见大量出现，如东汉末年徐干所著之《中论》，其文云："夫君子仁以博爱，义以除恶，信以立情，礼以自节。"（卷上）汉末大儒郑玄之经注虽没有直接出现博爱为仁的字眼，但有关的注释已经流露出类似的意思，如《周礼•地官•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郑玄注云："仁，爱人及物。"这里以"爱人"与"及物"联言，已经接近"博爱"之义，故宋人王与之《周礼订义》于此郑注下注云："自博爱而兼爱者仁也。"三国时期的韦昭在为《国语•周语》做注时明确提出"博爱于人谓仁"；晋袁宏《后汉纪》卷3直接出现"博爱之谓仁"的说法，其文云："夫名者心志之标榜也，故行著一家，一家称焉，德播一乡，一乡举焉，故博爱之谓仁，辨惑之谓智，犯难之谓勇，因实立名，未有殊其本也。"这些意见相当集中地出现在汉晋之际，是很可注意的现象。此后，以"博爱"与"仁"并举之论，渐次流行，唐人文献中，类似记载，所在多有，如朱正则《五等论》"盖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爱，本之以仁义"（《旧唐书》卷90）；张九龄称赞东汉徐稚"博爱以体仁"（《曲江集》卷20《后汉征君徐君碣铭并序》）；常衮称赞杨灵崱"德行孝悌，温良博爱，故宗族称其仁"（《滑州匡城县令杨君墓志铭》，《全唐文》卷420）；柳宗元亦称扬其叔父"用柔和博爱之道以视遇孤弱，仁著于内焉"（《柳宗元集》卷12《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唐律疏议》卷一有"心则主于博爱之仁"之语。可见，"博爱"与"仁"相联的说法，在唐代已经相当流行。

　　以"博爱"论"仁"，乃至以"博爱"释"仁"的意见，为什么自西汉以来逐渐流行，这其中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从内涵上看，"博爱"一词，融会了《论语》之"博施济众"与"泛爱"两种含义，前者多指向"王者之德"，如《孝经•三才章第七》"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汉代以来，"博爱"作为"王者之德"被大量使用，如汉初贾谊《新书》有"德莫高于博爱人"；《汉书•刑法志》云："王者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博爱仁恕，恩及行苇。"（卷85）《公羊传》昭公二十二年何休注，称晋伐鲜虞为"不因以大绥诸侯，先之以博爱，而先伐同姓，从亲亲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在"泛爱"这个意义上，"博爱"指向"士君子之德"，从今天所见的资料来看，其使用要晚于作为"王者之德"的意义，《后汉书》称赞"（伏）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这个用法在后世相沿不断，上述唐代典籍中张九龄、柳宗元等人的言论也是类似的用法。

　　作为"王者之德"的"博爱"，自汉代以来，一直是以"博爱"论"仁"的核心内容。《春秋繁露》重视以博爱论仁，并非行文之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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