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尊君思想，固然受到西汉现实政治环境的激发，但从儒学发展的背景来看，它也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在先秦儒学中，孔孟的政治思想并不强调君尊臣卑，孟子所倡民贵君轻之论，更与尊君之论判然有别。服务于君主集权的尊君之说，在儒家内部，可以上溯至荀子，《荀子•正论》云："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服从，以化顺之。"其《致士》云："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

　　荀子与董仲舒的尊君之论，既回应了现实的需要，也有儒学理论上的基础。荀子生当战国晚期，与孟子将儒家伦理向心性上发展的方向不同的是，他的理论以礼为核心，强调隆礼重法，追求现实之事功。他提出儒者修身之要务，在于尽心家国政治，于现实中推行礼义，其《儒效篇》指出，儒者可以"商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荀子对君主之推尊，是其隆礼重法思想的现实体现。礼义隆于天下，实赖君主以完成，故君主必握权柄以治下，其《性恶篇》云："君者善群者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势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若去君主之势，则"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悖乱而相忘，不待顷矣"。在荀子的理论体系中，君道与儒效是相通的，儒者"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儒效》）。荀子将儒家伦理建立在礼的现实推行与实践之上，因此圣人与人君隆礼义于天下的巨大作用，就代表了礼之推行的最高成就，因而也就成为伦理之典范。如果说"博施济众"在孔子的思想中是因其事高远而被悬而不论的话，那么，在荀子之学中，它就成为极受关注的内容，在《儒效篇》之开篇，荀子就大力标举周公的"大儒之效"，称赞他"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 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按照这样的思路，恩泽广被的"王者之德"，自然成为"仁"最重要的体现。

　　董仲舒之尊君思想，回应了西汉的现实政治需要，而在理论基础上，他直接承袭了荀子哲学的精神，同时做了进一步的推进。荀子论"仁"，体现了以"礼"释"仁"的倾向，其辞云："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这反映了其整体的思想倾向。董仲舒对"仁"做了更丰富的阐释，在阐发孔子"仁者爱人"之义时，他提出了"仁以治人"的意见："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着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而容众……以仁治人，以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春秋繁露•仁义法第二十九》）这个意见，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孔子爱人之说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其实质则是淡化了孔孟仁学中以"仁"为个体内在之精神修养的因素，突出了仁为外治的精神，强调"仁"对于现实世界的意义和作用，所谓"推恩广施"、"宽制容众"，这种理论倾向，与荀学颇多共性。董仲舒对"仁"的阐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东汉郑玄经注释"仁"，云："相人偶谓之仁。"其中的"相人偶"，就是强调从人与人的关系中理解"仁"，这同样是"仁以治人"、"仁为外治"思想的发挥。清代阮元总结了这种看法，"今综论《论语》论仁诸章，而分证其说于后。仅先为之发其凡曰：'元窃谓诠解'仁'不必繁称远引，但举《曾子制言篇》'人之相与也，譬如舟车然，相济达也；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水非水不流'，及《中庸篇》'仁者，人也。'郑康成注'譬如相人偶之人'。数语族以明之矣。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相人偶'者称人之偶之也，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然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研经室一集•论语论仁篇》）。"仁为外治"的思想，上承荀子论"仁"之理论视角，它与孟子的仁心说反映了荀孟二家发展孔子思想的不同取向，在其后的历史中，董仲舒这一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人文献中类似的意见也十分常见，如魏徵之《理狱听讼谏》云："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矣。"（《全唐文》卷140）这与董仲舒的理论显然有渊源之迹。董仲舒以"博爱"论"仁"，正渊源于他所阐述的"仁以治人"，"仁为外治"之思想，作为"王者之德"的"博爱"，是"仁以治人"的最重要的体现。

　　作为"士君子之德"的"博爱"在儒家仁论中地位的上升，也与荀子哲学对儒效的理解有密切的关系。在孔子哲学中以保守的态度论及的"泛爱"，在荀子哲学中就成为仁的重要内容。以"博爱"论"仁"之思想与荀子哲学的关系，还可以找到不少具体的佐证，如前所举徐干之《中论》直接出现"仁以博爱"的说法，而《中论》对荀子有极高的评价，其辞云："荀卿生乎战国之际而睿哲之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明拨乱之道"（《审大臣》）。

　　值得注意的是，在荀子哲学影响下产生的"博爱为仁"的意见，与墨子之"兼爱"判然有别。荀子以礼释仁，因此"博爱"是以尊重礼的原则为前提。关于这一点，前人的有关解释，已经有相当清晰的阐发，如《古文孝经孔氏传》于"是故先之以博爱"下注云："博爱，泛爱众也，先垂博爱之教以示亲亲也，故民化之而无有遗忘其亲者也。"《孝经•天子章第二》"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唐玄宗注云："博爱也。"宋代邢？疏云："此依据魏注也。博，大也，言君爱亲又施德教于人使人皆爱其亲，不敢有恶其父母者，是博爱也。"这些意见皆以亲亲为"博爱"之基础，体现了"以礼化民"的精神，其与墨子兼爱之义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董仲舒以"博爱"论"仁"，并未辨析其与墨子兼爱之差异，原因在于其"仁为外治"之思想，贯注着以"礼"释"仁"的精神，"博爱"乃君王以礼教化天下之成就，故博爱之有别于兼爱，毋庸赘言。

　　韩愈以"博爱"释"仁"，继承了汉唐儒学仁为外治、崇尚礼教的精神，其渊源于荀学的痕迹，极可注意。以荀学观之，博爱之基础实在于礼，故虽博爱而不废亲亲尊贤，仁民爱物之次第，这一精神乃不言而喻，故韩愈在《读墨子》中直接以孔墨并论而不担心有淆乱之危险，所谓"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如此坦然之论，正反映出荀学在汉唐儒学中的广泛影响。然而宋人在理解其博爱为仁之说时，多忽略其中的荀学渊源，故与墨子兼爱混淆不明之讥，遂由此起。

　　宋明理学对"博爱为仁"之说的理解，多着重从"仁"与"爱"的关系来分析，其中渗透了新的理论视角，程颢认为韩愈此说不妥，因为"爱"是"情"，"仁"是"性"：这里体现了北宋道学对性情问题的关注。明代王阳明对此说的批评，则是从其致良知之理论出发："爱之本体固可谓之仁，但亦有爱得是与不是者，须爱得是方是爱之本体，方可谓之仁。若只知博爱而不论是与不是，亦便有差处，吾尝谓博字不如公字为尽。"（《王阳明集》卷五）王阳明认为，"仁"的本质即是"心之本体"，即"良知"，而"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卷2），所谓"廓然大公"，即是"无私欲之蔽"（卷1）；因此，"爱"只有"无私欲之蔽"，才能复其本体为"仁"。这些讨论，无一不体现出新的理论兴趣，而这对于韩愈本人来讲，应当是他始料未及的。

　　由此可见，韩愈作为中唐儒学复兴的代表，他虽然开启了不少儒学革新的新方向，但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与汉唐儒学保持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对"仁"的理解，无疑是其儒学思考的核心，而其以"博爱"论"仁"，并非是对汉唐儒学之成说的简单因袭，而是包含了对汉唐儒学之理论旨趣的深入继承，这一点可以从《原道》一文，从他整体的思想倾向中得到清晰的印证。《原道》篇对"仁"之内涵的阐释，清晰地表现出崇尚礼教、追求外治的精神，这与孟子心性哲学的关注点不无异趣。《原道》以"仁义"定名"道德"，而其对"仁"之内涵的具体阐释，则是紧紧围绕"先王之教"所体现出来的一整套礼教施设，所谓"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 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原道》还同时表现出对圣人与君主的充分推重与肯定，认为"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韩愈排击佛老之理论基础正在于指出佛老否定圣人，无父无君，而其根源在于空谈心性，无视礼教之作用，所谓"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以其夷狄之法而坏先王之教。从《原道》的论证结构上看，其"定名"、"虚位"说，也是对儒家正名思想的发挥，而正名思想的核心是礼教精神，孔子倡之于前，而由"隆礼义"之荀子发扬于后，《荀子》一书即有《正名》一篇。可见，韩愈对仁的理解，贯穿着仁为外治的入世有为精神，与崇尚礼教的伦理追求。宋人认为汉人将"仁"说成"恩惠"，而韩愈受了汉人的影响（《北溪字义》），虽语焉未详，但也看到了韩愈仁论与汉唐儒学之间的关系。向心性论转向的宋代儒学，对于韩愈将"仁"说成"恩惠"不无微辞。

　　韩愈思想与汉唐儒学的联系，对于我们认识其思想的独特面貌极有帮助。韩愈推尊孟子，提出"内仁而外义"、"仁义存乎内"，其《原性》从性情之辨中讨论仁义，这些都受到宋儒的充分关注，但其仁论最大量的表现，则是希望有为于当世的强烈愿望，是为自己与其他布衣之士不得其位的呐喊；是希望乾纲独断，排击藩镇与宦官，重建君臣父子之伦常的政治诉求。这些都流露出汉唐儒学的理论旨趣。

　　韩愈对仁的外治之功效有强烈的追求，渴望有为于当世。其《原道》虽然引用了《礼记•大学》之正心诚意之论，但其用心在于对天下国家的关注，以此来批评佛老之徒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张籍曾经劝韩愈著书立说以排击佛老，韩愈委婉地拒绝了，他说："然吾子所论：排释老不若著书，嚣嚣多言，徒相为訾。若仆之见，则有异乎此也。夫所谓著书者，义止于辞耳。宣之于口，书之于简，何择焉？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仆自得圣人之道而诵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仆为好辩也，然从而化者亦有矣，闻而疑者又有倍焉。顽然不入者，亲以言谕之不入，则其观吾书也，固将无得矣。为此而止，吾岂有爱于力乎哉？然有一说：化当世莫若口，传来世莫若书。又惧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于圣人，既过之犹惧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请待五六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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