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道之士不得其位的不平与焦虑，是韩愈诗文的重要主题，其理论基础正是"博爱为仁"，只有予仁者以高位，才能使其"博爱远施"，而只有"博爱远施"，才能充分地实践"仁"，其《太学生何蕃传》感慨何蕃位卑而不能"有所立"，其辞云："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于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为泽，不为川乎！川者高，泽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义，充诸心，行诸太学，积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将雨，水气上，无择于川泽涧溪之高下，然则泽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于彼者欤？故凡贫贱之士，必有待然后能有所立，独何蕃欤！"这样，韩愈就为寒士的不平之鸣赋予了充分的道德内涵。宋人对韩愈的干进之心多有批评，北宋儒学革新之代表，对韩愈深怀景仰之心的欧阳修，对韩愈《感二鸟赋》中所流露的钦羡名位富贵之念感到不满（《读李翱文》）。南宋时朱熹则批评韩愈只是要官做（《朱子语类》卷137）。这些意见都忽视了韩愈仕进之念与其求仁之心的密切联系。宋儒将仁论的基础转向心性，韩愈仕进之心的伦理内涵自然容易被忽视。葛晓音师曾在分析韩愈对儒道革新的贡献时，精辟地指出，韩愈大力肯定有道之士的仕进追求，"使出身贫贱的道德之士要求跻身卿相之列的政治愿望，罩上了'道'的圣光"（《论唐代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汉唐文学的嬗变》）。韩愈的这一贡献，与其对汉唐儒学理论旨趣的继承发扬有密切的关系。

　　独特的仁学思想，使韩愈的政治理想与态度也呈现出高亢的姿态。渊源于汉唐儒学的"博爱为仁"，以崇尚礼教为其核心，因此韩愈所渴望的不是一时一政的裨补，而是在现实中重新建立以儒家伦常为核心的一整套"先王之教"。他对于王权的推重，打击藩镇与宦官势力的思想，都不是满足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是着眼于"先王之教"在社会中的全面重建。完整而丰富的理想蓝图使其政治理想和现实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而韩愈对理想的服行不怠，无疑会使其在世人眼中变得狷介倔强。从政治态度上看，韩愈的仕进之心，并不止于得一位，荣一身，而是希望得大位成博爱广敬之效。荀子以推行礼义之成就的大小来判断儒者成就的高下，而大儒之效必以重权高位为基础。我们不难注意到，韩愈所抒发的不平之鸣，亦流露出对大位的向往。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盛唐文人高谈王霸，渴望高位，不屑吏职的传统，其不平之鸣中的郁勃之气，正与巨大的政治渴望相伴随。但是，其追求的核心乃在仁义，其抗俗自立，发乎伦理追求的道德气魄，与盛唐文人高谈王霸的"露才扬己"相比，又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这正是中唐古文之寒士精神，与盛唐精神的联系与区别所在。

　　宋儒不仅以向心性的转向，改变了韩愈以仕进为求仁之方的理论取向，同时也以更理性务实的态度，改变了韩愈政治理想与态度的高亢姿态，欧阳修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欧阳修早年与范仲淹等人赞助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官峡州夷陵参军。《宋史》本传记载："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复观之，见其枉错乖直，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见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也正是从夷陵开始，他开始对政治的复杂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思想上高言空论的成分逐渐被排斥，将忧念天下之心，与不辞卑官的脚踏实地联系起来。其后王安石及第之后，主动求为地方官，希望由此了解民生，积累政治经验。这些宋代精英士大夫的政治姿态，与韩愈有了极为鲜明的反差。

　　宋儒与韩愈的差异，使我们看到，韩愈虽然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但他身上有很多地方表现出与传统时代的联系，荀子哲学以及深受荀子之学影响的汉唐儒学的理论旨趣，在韩愈的仁论中有深刻的反映。韩愈推尊孟子，但他对孟子仁论的心性内涵并没有做更多的阐发，这个工作是留待宋儒加以深化，他认为荀子"大醇小疵"，但其仁论又多著荀学色彩。从前面的分析，可以推知，荀学之于韩愈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汉唐儒学的中介而产生的。韩愈汲取其崇尚礼教、追求外治之精神，而改变了其单纯倡言性恶等理论旨趣。

由"博爱之谓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韩愈思想的复杂格局，对这一格局的内涵，学界已经有了许多深入的探讨，而从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来看，这样的探讨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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