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瓢地闲聊。我和孙谦自来了大寨之后，除跟江青上了一次虎头山外，差不多天天是跟她看电影。餐厅上边的大会议室，临时改成了放映室。窗户用毯子遮住了，银幕挂在西墙上，放映机安置在门口。距银幕三米多远的地方摆了一排沙发，中间的大沙发是江青的专座。
她看电影的时候，多半是半躺半坐在沙发上，两条腿跷起来搭在前面的茶几上，茶几上还专门垫了个枕头。其余的人都坐在沙发后面的几排椅子上。我和孙谦则常常是被她叫去坐在旁边的小沙发上，这算是特殊优待。但是我们感到很不自在。
放映的影片，主要是样板戏。当时是单机放映，每逢映完一本换另一本的时候，江青总要发表一段言论。虽然是东一句西一句乱扯，但总的是说她呕心沥血培植样板戏的功绩。有时她兴致来了，就让把刚映过的那一本倒回来重映一遍，大家只好随着她看下去，谁也不敢吭声。
有天上午，放映前，江青向全场巡视了一遍，忽然质问于会泳：“怎么浩然没有来?”于会泳忙说，早就通知他了。前几天听说浩然因心脏病住了医院。昨天他又亲自给医院打了电话。浩然答应一两天就来。
果然，过了两天，浩然终于到大寨来了。
暗自感谢浩然
浩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涌现出来的青年作家。我和他没有什么深交，印象中是个本分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所有作家都被打翻在地，只有浩然不断有新作问世。那时人们私下议论：“中国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这一个作家指的就是浩然。特别是报上曾登了江青委托他向西沙驻军赠书的消息后，人们的议论就更多了，说他是北京市文联造反派头头，甚至有人指责他是江青的红人。当时我对浩然倒没有什么恶感。原因之一是曾听北京市文联的人说，浩然“文革”一开始就是“文革”组长，但他没有整过人，江青虽然很看重他，但他头脑还清醒，并没有得意忘形，趁机往上爬；其二是我曾和他有过一点接触，那是1973年春天，我和孙谦在北影修改《山花》那个电影剧本，有天忽然收到浩然写给我的一封信，内容很简单，大意是说：“你认识许多老作家，得便时可向他们打个招呼，不要急于搞创作。”我和老孙反复看了半天也闹不清是什么意思。信封上没有他的地址，只有“内详”两个字。无法与他联系。后来我才意识到，浩然给我写那封简短的信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诚恐一些老作家一时冲动搞创作，再栽一个跟头。
这次浩然来大寨后，很快就主动到招待所来看望我们，那时候，不论是文化部的人，还是各个写作班子的人，即使不是解放军，也大都是穿一身没领章的军装。浩然则和我们一样穿的是灰布中山服。他对我们显得热情。他对“文革”前孙谦写的那篇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大加赞扬。他说他是第一次来大寨，很想亲眼参观一下。于是我们就领他到村里村外随意转游。我见他走路很敏捷，脸色红润，没有一点病容。随口问道：“听说你有心脏病?”他说：“有点，不碍事。”我说：“听说你刚从医院出来?”他支支吾吾地说：“是。输了点液。于部长几次电话催，只好来了。”老孙问他知不知道召集这么多人来大寨是要干啥?浩然说：“大概是要布置新的创作任务。”他这一说，我俩倒放心了。因为江青已指名要我们修改《山花》，当然不会再有什么别的任务落在我们头上了。一路上，从闲聊中，我感到浩然是尽量想和江青他们拉开距离。甚至我猜想他住医院输液，很可能就是想躲避接受新的创作任务。
浩然来后的第二天，江青就召集所有从事创作的人开会，布置重要创作任务。她先讲了一通样板戏的巨大成就，然后就说她现在要抓两个重大题材的电影剧本，一个是毛主席创建井冈山红色根据地；另一个是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她说：“再过两年就是建军五十周年，我决心要拿出这两部影片向建军节献礼!”
当时我不由得想到一个问题：既然是向建军节献礼，为什么不写南昌起义呢?我马上就意识到其中的情由了：写南昌起义就不能不写周恩来、朱德、贺龙这些领导人，江青怎么可能颂扬她要打倒的人呢?正在这时，只听江青继续讲道：“毛主席教导我们‘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写井冈山就得到那里去深入体验生活，写长征就得沿长征路线走一趟，”随即她点了几个人写井冈山，并指名要浩然负责。浩然说：“这是个重大题材，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可是我不好办，我有心脏病……”江青说：“你可以带个大夫一块去嘛。”浩然没有再敢吭声。接着她又点名要我和张永枚、薛寿先写长征。
我一听要我参加写长征，“轰”一下脑袋就大了。原因是我听北影导演成荫同志讲：前些时北京正在上演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有天，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几位领导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作者、导演。陈其通对以前改编的电影不满意(是由成荫、孙谦改编，成荫导演的)，主要是嫌篇幅太短，许多该展开的情节没有展开。邓说可以重拍嘛。一部放不下，可以拍两部、三部。这就是说，那里打算重拍反映长征的《万水千山》，这里江青正组织人另写长征。那样我将会被卷入这场政治漩涡中，我觉得无论如何要推掉这一“任务”。当时我向江青说：“首长不是要我们改《山花》吗?”江青说：“改完那个再写这个嘛!”我说：“我水平有限，恐怕担负不了这一重大任务。要写长征必须沿长征路线走一趟，可我岁数大了……”她问：“你今年多大?”我说：“已经五十出头了。”她说：“我比你大十来岁，现在不是还在继续工作?”我说：“我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她说：“我还患有冠心病呢!雪山草地气压低，可以坐飞机过去嘛!”说完再不理我了。接着又向孙谦说：“孙谦同志，你的任务是和张天民合写一部新《创业》。”孙谦说：“我从来都是写农村，对工业题材一点也不熟。连螺丝钉怎么拧都闹不清。”江青说：“我是要你写人物，是要你去拧螺丝钉吗?”她说话的声调都提高了。我见孙谦挺起脖子想反驳，忙用脚碰了碰他的腿。我知道他是个犟牛脾气，火儿起来什么话都能冒出来。万一惹恼江青，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大约已感到了我的示意，咽了口唾沫，随即低下头，没有吭声。江青也就调转了话头。
这天我俩回到宿舍，情绪都很败坏。我说：“这可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不知不觉就跌到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了!”老孙说：“我比你更惨，写新《创业》，这不明明是在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吗?”猛一听有点胡扯，细细一想也有点由头。《创业》是写大庆人艰苦创业的一部电影，江青看后不让上映，剧作者张天民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这次张天民来大寨后曾悄悄告诉老孙说，毛主席曾批了两句话：“此片无大错，可以上映。”因而江青对张天民十分恼火，可又不好公开整他。于是就要他写一部新《创业》，以挽回面子。
我俩正在发牢骚的时候，浩然来了。他告诉我们说，江青让于会泳尽快把三个创作组负责人的名单提出来。刚才于会泳说晚上要找他商量。他说：“看来我是逃不脱了。二位也有被提名的可能。”老孙抢着说：“割了脑袋我也不当!”我说：“我干不了那差事。你能不能和于会泳说一说，别提我俩。”他说：“我尽力而为。依我看，二位还是不当组长为好。”
第二天早饭后，于会泳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宣布了经“首长”批准的三个创作组组长名单：井冈山组浩然，长征组张永枚，新《创业》组张天民负责，由孙谦协助。我和老孙听完，都大大松了一口气，都暗自感谢浩然。
于会泳又向我和孙谦说：“首长要你俩随我们回北京，赶快改写《山花》。”我忙说：“那，我们得回家拿点过冬的衣服。”他说：“可以，现在就走，速去速回!”
开完会，我们当即向接待站借了一部小车，匆匆忙忙赶回太原。这天正好是中秋节，但我们不敢在家久留，吃完午饭，拿了点过冬衣服，急忙往回返。因路上堵车，到大寨时已经是夜晚了。服务员告我们说，江青他们正在大餐厅，和大寨社员代表开庆祝中秋联欢会。我俩去的时候，只见餐厅里灯火辉煌，坐满了人，每张桌上都摆着一些切开的月饼和各种瓜果。江青站在主桌那里，像是讲话，又像是和陈永贵他们聊天。只听她说：“……就是样板团那些跑龙套的演员，每天的劳动强度，也不比体操运动员小，生活上还不该照顾照顾?永贵同志，你是副总理，这事你要负责管一管!……”从她的语言、声调中可以听出来，她根本就没把陈永贵这个副总理放在眼里。
我和孙谦在门口站了一会就溜了出来。我们还没吃晚饭，不想去麻烦伙房。捣开供销社的门，买了一瓶烧酒、半斤豆腐干，回到宿舍，借酒消愁。
为了江青一个午觉……
大约过了两天，江青一伙要回北京了。县里调集来一些小卧车、大客车，直送到阳泉火车站。沿途只见一些险要地段、交叉路口均有解放军站岗。阳泉火车站更是警戒森严。我们登上了直开北京的专列。江青坐的车厢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我们一般人坐的都是软卧包间。开车不久，忽听过道里有人高声喊：“首长看望你们来了!”我们忙开了包房门。只见江青在于会泳等人陪同下，走了进来，说了几句祝旅途愉快的话，并从秘书端的大盘里抓了一把水果糖放在小桌上。她一个包间一个包间看望大家，表示首长对下属的关怀。
车过娘子关后，开始分批在餐车里就餐。火车快到石家庄的时候，忽然停了，这里既不是大站，也不是小站，从车窗望出去只见是一片荒地。车厢两旁每隔十来步就有一个背枪的战士背对车厢站在那里守卫，远处也有一些解放军的游动哨兵。我们问送水来的列车员这是什么地方，她说是一个小站的备用线。问她为什么停车，她摇了摇头。我们不知车停在这里要干什么，后来从别人口中才得知江青要在安静的地方午睡，车就开到这里了。为了一个人睡个午觉，这不知要浪费多少人力!而且沿途各站来往车次的时刻表，必然也被打乱了。
这列专车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车停在第一站台。站台上照样是警戒森严。几辆黑色卧车开到前边车厢门口。大约是接首长的。接着就由警车开道驶出车站。我们跟着崔嵬、成荫等上了北影的接站车上一页 [1] [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