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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到处皆寺，禅诗也广为流行。万行还有一首至今为佛家信徒传诵的名作，是他预感即将圆寂时写下的宣传空无思想的《示弟子》：'身如电影有还无，万木春荣秋又枯。任运盛衰无怖畏，盛衰如露草头铺。'"后者日本，"五山文学还有一个异数，这便是一休宗纯（1394~1481），名宗纯，字一休，日本历史上最有名的禅僧，因一部卡通片《聪明的一休》也让今天的中国人熟知。其'外观癫狂相，内密赤字行'的形象，与中国南宋那位'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济公和尚如出一辙，更公开声称自己'淫酒淫色亦淫诗'。"
现在的问题是，一如余英时阐发陈寅恪之观点并发挥时所说："用今天的话说，即是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而'建制'一词则取其最广义，上自朝廷的礼仪、典章、国家的组织与法律、社会礼俗，下至族规、家法、个人的行为规范，无不包括在内。凡此自上而下的一切建制之中则都贯注了儒家的原则。这一儒家制度的整体，自辛亥革命以来便迅速地崩溃了。建制既已一去不返，儒学遂尽失其具体的托身之所，变成了'游魂'。"（《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p178页）随着儒学建制的崩溃，道家哲学的反智与消极主张其实也随之崩塌，不说儒道互为表里，道家大致也是为批判儒家或者与儒学合流共存亡。而依附于其上的诗文传统，也一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梁启超时代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直至延伸到"五四"的"文类位移"，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眼下更关键的问题是，当下的世界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滚滚浪潮之中，即便是进步/进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单线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也已受到了空前质疑，从而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文学领域，现代化研究范式也一样在国内受到空前质疑，于是，我们的问题甚至是切身问题，也即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再次浮现了出来。我们是谁？我们的真面目又在哪里？如果我们一定要强调"多元的现代性"，那么我们的"文化本真性"又在哪里？如果弄不清这些问题，我们又如何有"主体性"？如果没有"主体性"我们又该当如何跟人家谈"主体间性"？那么，"间性研究"的根本意义又会在哪里？
当然，我们仍然相信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相信"有能力把异质文化改造成为融入我们自身血肉的东西"，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向那些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们学习，然后重新建构我们自身的现代秩序原理，然后重新建构现代性民族国家的中国形象。那么，诗人们何为？莫非真的像毛翰所说的那样："当中国《诗经》已经位居六经之首，风雅遍布神州，以至于'不学诗，无以言'之时，孤悬海外的日本还处在蛮荒蒙昧之中；当中国诗歌进入盛唐登峰造极之时，日本诗歌才牙牙学语，临帖描红。但日本又是一个极善于学习和借鉴的民族，一个幸运的民族。'礼乐传来启我民，当年最重入唐人。'从徐福、鉴真、到朱舜水，一代一代的华人东渡，不断地给这个民族注入新的文化学业。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华夏中国诗人辈出，是日本取之不尽的偶像和法帖。"又进一步说："我们该有的，只是复兴中华的责任，再造盛世的使命。毕竟，只有在中华文化辉煌的时代，才有人'每慕中华'，'愿生中国'，'梦至京师'；只有在中华民族强盛的时代，才见'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才有人僭称中华。"让人感到困惑的是，"盛世"如何再造？现当代中国诗人们现在还有这个能力么？莫非文学仍然还是我们的"经国之大业"么？！难道，文学不应该是一项完全独立的有着自身的运作逻辑的事业么？即便那样，曾经"经国之大业"的托身之所的儒学建制而今又在哪里？既然"不学诗，无以言"的儒学与文学的建制已不复存在，那么"《诗经》位居六经之首"，包括《诗经》在内，我们两千多年的"经学意识形态"至今阴魂不散，不恰是我们重建现代性民族国家的中国形象的基本障碍么？而这些，其实也便是我反复强调的我们的"文化本真性"之难的根本原因所在。
因此，我更愿意倾向于孙老师的"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朝鲜、越南、日本、琉球汉诗曾有过艰难而辉煌的历程，把其中合理的，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东西，用现代眼光加以审视，把它们融入现代美学体系的结构之中。但是，要这样做的前提就是收集资料，系统地/全面地占有资源。这是一项扛鼎的工作，不是一般大而化之的搬用西方文论那么热闹，那么容易引人喝彩。毛翰作了这样的选择，为异国汉诗的跨文化研究甘当拓荒者"的说法，以我个人对毛翰兄的了解，其基本是循着一代一代古典文论家的"感兴批评"的脚印走过来的，诸如只留下"片言只语"评《诗经》的孔子、以韵文形式写出文论巨制《文心雕龙》的刘勰，以《戏为六绝句》开创"以诗论诗"传统的杜甫，还有金圣叹等对白话长篇的"点到即止"的评点和披览等等……更有诸如钟嵘、司空图、袁枚们（毛翰甚至有《袁枚〈续诗品〉译释》等相关著述问世）的文学方式和人生方式深深影响着他，反倒是所有的现代、后现代的学术哪怕或史或论的思想均对他影响甚微，似乎他具有某种天然的免疫力确实让人颇为称奇。即便出色如陈平原这样的文学史家孜孜以求于'独上高楼'，也不得不考虑"现代学术一方面追求'科际整合'，一方面强调'小题大做'，二者并不完全矛盾：前者指的是学术眼光的'博通'，后者指的是研究策略的'专精'。而且，这两者都与习惯于'大题小做'的'教科书心态'无缘。"（陈平原语，《小说史：理论与实践》，p33页）说白了，"教科书心态"实则为新文化运动以来导致的现代文学教育之结果，而毛翰几乎是天然地拒绝了这种"教科书心态"。更不用说像孙绍振老师这样的特具原创性的文学理论家，其对情感逻辑和文学形式研究的杰出努力，以及重建文学研究逻辑传统和理论研究范式等诸方面，更是对西学东渐以来的铺天盖地的现代理论话语所造成的障蔽进行逐层解蔽和深入批判的结果，毛翰兄对种种理论话语的反思与批判也基本是本能地化解于无形。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毛翰的几乎所有诗论和著述，却又同时既是史又是论，包括眼下的这部《朝鲜越南日本琉球汉诗概览》也一样。其实，这跟我们传统文论重在"文苑传"、"诗文评"的"诗文代变"的理路一脉相承，大多时候重视的是中国文学内部的各种文体的嬗变，对重建"文学地图"可能大有裨益，但也本能地甚至也是根本上抵制了理论体系化的可能性。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毛翰的《朝鲜越南日本琉球汉诗概览》便是重新绘制了一张有关传统汉诗的"文学地图"。
但是，不好说表面上的体系化一定就是个好东西，尤其是像"教科书"那样的"体系"早已多为人们所诟病。表面上的"反体系"，其实有可能就是个"潜体系"。尤其是在我国文论传统中那些承先启后者诸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乃至钱钟书的《管锥篇》等，几乎无一不是"潜体系"的有大成者。这种拒斥过分的体系化、注重真切感受的论述策略，且不说大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便是在当下"本真性"认同并重建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方面，也将可能发挥出可以预见的重大作用。问题可能还在于，在全球化语境之中我们强调民族化和本土化，尤其强调"对话"与"交流"，我想对中国古典文论、诗论等进行重新阐释显然是题中之义，而所谓"潜体系"其实也是体系，关键可能应该在于对传统理论范畴进行重新阐释的过程中，还必须进行有效的解构并重构。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也许这才是我对毛翰兄的殷切守望并此序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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