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宝玉特色”的死亡意识

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之神西勒诺斯曾给人类下过一段残酷的“判词”：可怜的朝生暮死的人啊，无常与苦难之子！对你们来说，最好的东西是永远达不到的，那就是根本不要出生，不要存在，要归于无物；而次好的东西则是早点死去。[1]

这其实就是古希腊人投注了极大的热情对生命进行寻根究底的追问而得出的结论，是他们那颗极度敏感、情绪紧张、极易感受痛苦的心灵对生存的恐怖可怕、悲惨不幸的深刻体验。这种悲观情绪像一股辛酸苦涩的酒泉。从古到今源源不断地在西方人痛苦的心田流淌。而在东方，一个被与古希腊文明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孕育出来的中国少年——贾宝玉，竟也沾染上了与之类似的悲观情调，在他那“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红楼梦》第二回)[2]的心思、言语和行为中不时表露出诸如“为什么要生我”，“不如就此死去”、“自此不再托生为人”之类对生命存在的疑惑与对死亡的遐思。试看：

宝玉忙笑道：“……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第十九回)

宝玉道：“……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第三十六回)

(宝玉)又说道：“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第五十七回)

这些寒心刺骨的悲观主义论调竟然一再从一个十二、三岁的“公子哥儿”的口中吐出，以致我们不能随便把它斥为一个痴顽小儿的疯言咒语，或者真的把它看作是宝玉这位“无事忙”的“富贵闲人”在“无故寻愁觅恨”。虽然宝玉在“化灰化烟随风散”这种遐思玄想中趋向宁静的语调，以及想象本身的新奇浪漫和艺术化的渲染，曾多多少少掩饰了其中的死亡意识与悲剧意味。但是，我们在懂得了宝玉秉赋的性灵，理解了他那“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的特异材质后，已能体察他内心强烈的死亡意识和“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博大深邈的悲剧情怀。

宝玉的与众不同在于他天生对生命感受、体验特别敏锐、深刻，因而对人生痛苦与烦恼的情绪体验就特别敏感、强烈而持久。这样，死亡——这个生命最本质的规定性和人生最大的痛苦烦恼就无可避免地闯进他的生命意识。“化灰化烟随风散”的想象就直接源于宝玉对生命的多情眷顾，对痛苦与烦恼的敏感，那些话中呈现出独具“宝玉特色”的死亡意识——愿众女儿都在他身旁时早些死去，化灰化烟随风吹散。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种独特的死亡观是与宝玉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所具有的普遍的死亡体验及他个人所独具的特殊的性情气质息息相关的。

二  普遍的死亡体验是产生死亡意识的基本原因

死亡体验是死亡意识得以产生的感性基础。从严格意义上讲，一个人是不可能有死亡体验的，因为个体的生与死都只有唯一的一次。但他人的死亡却具有可经验性，我们所说的死亡体验就是指活着的人面对他人死亡所得到的体验及在对自己死亡的假设性想象中所获取的感受。从这点来讲，宝玉的死亡体验是丰富多彩的。曹雪芹接连不断地在宝玉身边制造出泪水涟涟、哀痛欲绝的死亡事件，使宝玉那颗敏感多情、博爱怜悯的心从很稚嫩、很脆弱的时侯起，就一遍遍经受泪水的淘漉浸渍，为自己所喜欢、所挚爱的人儿的少年夭折、红颜薄命而泣出血来。秦可卿与秦钟姐弟俩的死只是绵绵不绝的死亡的一个引子，已勾得宝玉心如刀绞、泪似雨注；到金钏儿跳井自杀，晴雯被逐病亡，宝玉更是撕心裂肺、魂丧魄夺；再到“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更是不禁“泪洒相思地”了。“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水流花谢两无情”，一个个正当青春年华、处在人生最美好阶段的生命都如匆匆过客般无情地纷纷离他远逝，这怎不叫宝玉心伤神痛、骨蚀形销呢?在为死者的不幸满怀悲哀并抒发对死者深切同情的同时，宝玉开始思索、关怀人类普遍的生存状况。

对他人死亡的痛苦体验必然会使生者联想到自己及整个人类的死亡状况，因为死亡是所有生命的绝对共同点，在死亡面前人类是休戚相关的。宝玉正是从他人死亡的痛苦体验中认识到自身及整个人类的死亡状况，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死亡意识。而在自己的死亡意识形成后，宝玉对死亡的体验就突破了单纯的死亡事件，上升到对生命本质的体悟，这一点在最强烈的死亡体验——死亡焦虑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死亡焦虑最直接的根源在于个体生命的短暂、有限，它始于一个人察觉到时间存在的那一刻。当宝玉开始感叹“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种自然运行中的重复与变化时，他便在永恒存在的世界与转瞬即逝的人这两者之间的对比中，令人心碎地体验到了时间，个体生命存在于时间长河中的短暂、有限就催生了剧烈的死亡焦虑。在倾听林黛玉悲悲切切、柔肠寸断的《葬花吟》时，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这些悲音飘进他的耳朵，他就“不觉恸倒山坡之上”，心中悲意陡生无以释解：“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第二十八回)人生短暂，岁月无情，正是这种对个体生命必死性的确认和对死后境况的疑惑(即无法确认）导致了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在此，宝玉在不知不觉中触及了一个著名的形而上问题：我是谁?我在何处?我将何往?因为自我无法确认和无所归依，他的精神漂泊在感伤的旅途始终摆脱不了死亡焦虑的纠缠。

保罗·蒂利希把焦虑分为三种类型，即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对空虚和丧失意义的焦虑，对罪过与谴责的焦虑。[3]宝玉主要就是陷入命运和死亡的焦虑——人类最基本、最普遍、最不可逃避的焦虑中。上述的少年夭折、红颜薄命、落花流水都显示着生命的不幸与死亡，而人死后的归宿竞无可确认，这把人的死亡焦虑推到了顶点。宝玉在充分经受了死亡体验、死亡焦虑而确立了死亡意识之后，究竟对死亡产生了怎样的态度，究竟要如何来解释或逃避生命的这种不幸和悲伤呢？

三 特殊的性情气质是宝玉死亡意识的根本原因

贾宝玉由死亡焦虑转向另一种直面死亡的体验形式：死亡遐思。死亡遐思是宝玉所独具的死亡意识，而上面一节对宝玉作为—个个体生命所具有的普遍的死亡体验的论述已为我们阐释这种独特的死亡意识奠定了基础，即死亡体验是死亡意识产生的基本原因和最初的表现形式。但宝玉在死亡遐思中所表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死亡方式和对死时、死后境况的想象则需要进一步探讨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下面我们从宝玉所独具的性情气质的角度来分析死亡遐思中的两个问题：一、宝玉为什么想早些死去?二、为什么定要化灰化烟随风吹散，自此再不托生为人?

宝玉在说这些“要死”的疯话时，都面对一种特定的对象——袭人、紫鹃等女儿。他在想象自己死亡的时候，念念不忘的是要众女儿都看着他，守着他，他要趁众女儿都在时死去，这样，众女儿的眼泪就会都为他流，给他送葬。他有种喜聚不喜散的情性，人生中最让他感到悲伤、痛苦和无奈的便是“筵散花谢”，与众女儿的生离死别。他还有种独特的对人的分类与评价，首先，是崇女贬男，认为天地间的精华灵秀都集于“水作”的女儿身上，而“泥作”的男人只不过是一些残渣浊滓。其次，是对女性的划分和评价，认为“女孩子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是颗死珠子了；再老了，……竟是鱼眼睛了。”(第五十九回)“凡女儿个个是好的了，女人个个是坏的了。”(第七十七回)从这些细致的分类评价中可以看出，宝玉把人的价值意义限定在女儿身上，因为只有女儿——也即青春少女阶段最是清明灵秀、美丽俊雅、灵心慧性、纯洁无邪，可谓是汇天下精华于一身，集真善美于一体，充分体现了生命中最最宝贵的东西——青春与美丽。所以宝玉把“女儿国”上升为自己的理想王国，他甘愿充当这个国度的仆人与卫士。他痴想这个理想世界永远不会改变，永恒地停留在这个美好的人生阶段，让时间在这个瞬间凝固而成美丽的永恒，让生命保持在这个最灿烂辉煌的时刻，让他尽情享受生命最甘美的恩赐。

但是，无情流逝的时间和残忍劫难的社会现实却击碎了宝玉痴情凝结成的美丽梦幻。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现实的摧残，众女儿的实际结局都走向宝玉美好愿望的反面。金钏儿、晴雯、黛玉等都凄凄惨惨地死了，迎春、探春、湘云等都悲悲切切地出嫁了，芳官、惜春、紫鹃等都心灰意冷地出家了。宝玉在体验着众女儿死的死、嫁的嫁、离的离、散的散的无奈悲哀、体味着自己护卫青春美丽的无望与徒劳的同时，蓦然感受到了生命的凄清寂寥、孤苦恐怖。既然众女儿的青春美丽都如过限云烟般转瞬消散，万无保住的可能，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趁众女儿都还在，都围绕着他，犹是青春美丽的时候自己早点死去，这样还能保垒心中美好的理想，避免去承受转瞬即至的人去楼空、物在人亡的悲痛，也避免去承受将来亲眼看见理想世界被彻底毁灭而产生的绝望、悲哀。因此，宝玉希望自己早点死去，立时就死。这种死亡方式除了具有逃避人生悲剧这种消极作用外，更有一种肯定生命价值的积极意义，它是为了追求人生的幸福，是为了医治比死亡本身更可怕更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宝玉追求这样的死亡方式便是对罪恶现实和劫难世界的否定，同时也反证了他对理想生活的热爱、对生命尊严的维护、对生命完美的渴求。

宝玉这种欲早点死去的死亡意识还源于他那悲天悯人式的痴情与博爱。他是一个泛爱主义者，如脂砚斋所评的，“宝玉系情不情，凡世闻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甲戌本第八回眉批)对所有女儿，宝玉都天生有一股情分，一颗亲密体贴关怀备至的爱心。且不说他对黛玉、湘云、晴雯这些随时随刻呆在一起的女儿爱之至深，恨不得掏出一颗心来让她们验证，就是对那些已受“污辱”的苦命的女儿他也满怀同情——尽管这在理论上是与他的“女儿国”理想相悖的。他曾喜出望外为平儿理妆，呆香菱也曾为他情解石榴裙。而且，他还愿普天下的女儿都能分享他的情爱，比如在给秦可卿送葬的途中，他竟为一个村庄丫头动情；在花袭人家中他看见一个穿红的女孩，回府后还长吁短叹这样好的女儿却没有住在他家。“通部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庚辰本第四十六回夹评)《红楼梦》中所写的“情”大多跟宝玉有这样那样的关联。但现实却使宝玉的痴情爱心总是虚化成梦，得不到理解、实现和回报，他因而由爱生痛，爱得越强烈、越投入，就越痛苦、越失望。当死亡之魔一潜入他那颗热爱着、痛苦着的灵魂时，爱与死的意识就在他身上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爱而死，这是宝玉眼中屡见不鲜和心中最感哀痛的事件。金钏儿、晴雯、黛玉等女儿都是直接为宝玉的爱而死的，他们的死使宝玉萌发了强烈的死亡意识，复又在死亡意识中更透彻地领悟到了爱的涵义。尼采曾言：“爱与死是自古以来成双捉对的。求爱之意志：那便是预备死。”[4]爱之中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死亡冲动，宝玉早就情愿为那些女儿立时就死了。特别是在林黛玉——这个唯一能与他共同体验生命悲剧意味的知音也做了爱情圣坛上的纯洁的祭品之后，宝玉更是在强烈的死亡体验中坚定了自己的爱，并在爱的深化进程中更敏锐地感触到死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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