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的体系建构与教材改造问题是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对“文论的体系建构”而言，2002年12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的最后一辑。至此，每辑6卷的大型文论丛书全

部问世。丛书主编钱中文、童庆炳出版36位对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作出贡献的专家和学者的论文集的最初设想基本得以实现。对当代文论说，这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在上个世纪末，这项学术工程启

动之初媒体就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认为这是“当代文论家的集体亮相”，是“显示新时期文艺学学科发展的窗口”，是“近二十年文艺理论建设的历史性总结”，是“中国文学理论美学化和学理化的丰

碑”。丛书的出版说明中国理论家已具备与西方对话的能力，中国文学理论非但没有“失语”，反倒“已成燎原之势”。2002年是这套出版数量最多的一年，但相关媒体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对这一巨大的

学术工程的竣工似乎关注不足。相比之下，学界明显地把更多的热情倾注到“教学改革”和“教材改造”方面了。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编的《2002年中国文学年鉴》有关文艺理论研究状况的

“综述”已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从孙绍振、陈良运、南帆等对“重建文艺理论学科”的呼吁，到李春青、曾庆元、王志耕等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合法依据”的争鸣，从陶东风、姚文放、杜卫等对“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理论”的检讨

与反思，到胡经之、赵宪章、李珺平等对“文艺学和文艺美学面临问题”的分析和诊断，学术界已从学理层面推进了“文论的体系建构与教材改造”，为2002年以及今后修订、改编乃至重写文艺理论教

材在学理和舆论上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李珺平《文艺学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的思考》一文指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学界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学科建设的迅猛发展。但轰轰烈烈的学科建设下面隐藏着不容回避的问题，其

中最重要的，就是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关系。”他把建国以来文艺学教材建设分为“引进”（苏联教材翻译）、“萌芽”（蔡仪、以群）、“转折”和“建设”四个阶段。并认为在现在流行的一些教

材中“左”的残余仍没有肃清；马、中、西三个体系在学理上的协调仍没有解决；文艺学如何应对其他学科的冲击？文艺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有无存在的充足理由？若有，在哪里？文艺学学科建

设和教材建设的基点、生长点如何确立？未来怎样发展？前景如何？这些都是当前文论建设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到了80年代，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出现了大批的著作，其中很多著作着重吸收了西方现当代的文艺学和美学理论，前苏联的模式基本上被打破了，但沿袭、套用现当代西方的观念、话语，又有了一些大

体接近的新的西方模式。基于我国现有文学理论课程内容、体系和方法问题过于专业化和理论性，忽视跨学科性和实际的操作性，为此童庆炳提出了“在双向拓展中更新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的思

路。所谓“双向拓展”即从宏观的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方向拓展和从微观的具体文本方面的拓展，并形成了以文学理论为基础课，以“文艺美学”或“马列文论”为必修课,辅以“中国古代文论”、“西方

文论”、“文艺心理学”、“文艺学方法论”等选修课的文学理论课程新格局。教改扩大了文学理论课程的边界，适应社会变化的要求，培养学生综合处理中国语言文学及其他文化问题的能力，而理论

批评的结合，不只理论重新焕发生命力，而且在提高学生的批评能力中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网2003年5月19日）

    近几年来，基于西方文学理论话语横行天下的局面，有识之士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在我看来，所谓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关键不在于仅仅复活几个古代文论术语，使它们在现

代文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具有普遍适用性，而是重新确认我国传统的哲学、美学的现代价值，确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从而寻回中国古代文论深潜的主根，使中国古代文论重新获得生命之源，焕

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只有这样，中西文论才能站在同一个高度上，平等地进行交流，共同建设文学基础理论的大厦。可见，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理想，正可以在强调中西对比意识、突出中国文

论的独特性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文学理论教材中得到实现。（楚宗礼：《对于现行文学理论教材的一点思考》，载2003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

    有论者对教材的编撰工作提出了批评。赖大仁在《现行文学理论教材存在问题》中说，当今的文学理论教材编写太多太滥，过于随意，只要有出版社愿出，谁都可以拉一帮人马来编写，对于编写者

和出版者来说，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加强宣传大力推销。事实上当今凡有点名气的大学，或自身有出版社的大学，差不多都有自编教材。由于教材粗制滥造，理论的系统性和严密性很差；此外不同版本的

教材，从基本观点到理论体系都相去甚远，甚至完全不可通约。从教学的角度来说，教材的科学性与稳妥性是十分严肃的事情，因此，有学者认为认为，那种仅为少数人出成果评职称或谋取经济利益而

编写推销教材，造成教材过多过滥、混乱无序的状况，亟待整治。目前，也许有必要建立教材编写、出版和使用的审查机制，以维护“教本”的严肃性。

    考试-评估制度也是亟待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陶东风认为，大学文学理论教学僵化的考试-评估制度与方式更加强化了文艺学的学科规训力量，这是对于教师与学生的双重规训。当大学文艺学教学

中一元、绝对的真理观与认识论得到了体制化的支持以后，就更加“如虎添翼”，成为压抑性、排他性的知识与话语霸权，扼杀学生的创新思维，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无形杀手”。（见《文学评论》

2001年第5期）

事实证明，在目前的情况下，像过去那样，由有关部门组织一批最好的专家，编出一本教材，然后在全国推广，条件还不成熟。到目前位置，学界和教育界还没有为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找到一

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也没有在建立文学理论体系上形成一致的意见。但是，应该指出，这些年来所展开的各种讨论，引起了文学理论界对本学科的教学工作的普遍关注和编写出适用教材的紧迫感，有益

于文学理论的研究与教学之间的互动。一些原本专门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们，也开始关注教学问题。他们开始编译国外文学理论教材，开始研究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同时，一些大学也在进

行种种试验，如主张取消统编教材，结合文学作品的导读，讲解文学知识，等等。总之，在文学理论的教学方面，近年出现了许多教学观念上的变化，并将在今后会持续下去。（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网2003年5月19日）近年来，钱中文、杜书瀛、童庆炳、吴中杰等人的教材修订再版、李益荪、董学文、张永刚、王一川、萧君和、南帆等人新出版的文艺理论教材都受到了好评。

除了前文提及的文章和著作以外，近年讨论学科建设和教材改造比较有影响的文章还有许多，例如：董学文《文学理论反思研究的科学性问题》、王彦霞的《文学理论的科学性释疑》、李国华《关于文

学理论体系改革的探索与思考》、傅安辉《文学理论的学科思考》、董学文、盖生《文学理论要素变化规则的学理研究：一个文学理论结构学的视角》、胡明《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伦理与逻

辑起点》、田忠辉《文学理论反思与文化诗学走向—兼评曾庆元对李春青之争鸣》、王志耕《文学理论：走在路上》、曾庆元《再论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依据—兼答王志耕的〈文学理论：走在路上〉》

、魏家川《文艺学学科定位与文学理论教改》等。

值得一提的是欧阳友权在《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一文中所强调的“反思精神”和“问题意识”。他认为，倡导的“反思精神”和“问题意识”是文艺基础

理论研究学理创新和学术自觉的必要前提。这些年来，文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理论思维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而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又使我们失去了思

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建设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需要认准传统与未来、自律与他律、形态范式和学理特色等方面的价值坐标，在构建学理中回到基础理论本体，以“元问题”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建构

，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并且在理论视野上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欧阳友权所说的“一体两翼”中的“一体”，是指文艺理论研究要以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为“体”，就是让文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文艺发展的实际，贴近实践，实事求是，回应现实的需求，

瞩目变迁中的世界，让理论品格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两翼”是指文艺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对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主要是吸纳它的人文精神，并实现古代理论范式的现代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