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在全球化背景下，文艺学学科在其理论的阐释与知识的生产方面，应更多地思考如何有效地发挥和展示其独特的人文价值意向，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文化背景下达到思想阐释与审美判断的高度，如何反映或体现人类文化精神的真实状况，如何发现或揭示文艺活动与人类审美实践的内在规律，进而揭示文艺现象所承载的审美含量与意义深度，并以其独特的思想生产与价值阐释的效果，促进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而这种文化效果的实现，同样依赖于文艺学学科知识形态的重建。

三

对文艺学学科的建设来讲，知识形态的重构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知识型，不是知识的形式，或者合理性的类型，这个贯穿着千差万别的科学的合理性类型，体现着某一主体、某种思想、某一时代的至高单位。它是当我们在话语的规律的层次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一既定时代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 ⑤ 。由此观之，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种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学科的知识形态所指涉的不仅是作为科学研究类型的学术型知识的积累，或以教材方式呈现的教育型知识样态，而且指一种与该学科相关联的同质态学科的思想含蕴、价值功能及话语实践方式等相融合的综合性知识范型。文艺学的知识形态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文化场域与相对稳定的学理基础，其核心是学科的价值观念、理论原理与实践方式的有机结合。 它源于丰富的学科思想群的支撑与集合。

西方学术语境下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之所以是一门成熟且发达的学科，从某种程度看与其知识形态发展的相对自足与完整有很大关系。就西方传统文学理论的构成看，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除了始终以其成熟而系统的哲学观念与哲学理论为基础，不断同哲学形态的演变保持同步外，还不断呈现出基本理论构成的自主性建构与发展，由此形成了有别于中国传统文论的较稳定的知识范型。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亦如此，象新批评、形式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后来的殖民批评等，其理论范式的形成就知识形态而言，均是在特定哲学观念与学科思想的影响下，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并在大量批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积累与完善起来的，它既达到了思想取向与理论构成的融合，也达到了哲学观念、学科理论与批评方法的内在统一。

然而，在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内，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化却始终是一个被遮蔽的、未能获得彻底解决的问题。如何认识并重构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文论界有种种说法。朱立元先生在概括与分析时下流行的“西论中用说”、“古代文化母体说”、“话语重建”和“异质利用”说、“综合创造论”及立足现实的“融合说”五种观点后，着重强调迈向2l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应走自己的路，即“立足于我国现当代已形成的文论传统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怀，一手向国外，一手向古代，努力吸收人类文化和文论的一切优秀成果，进行创造性的融合和发展，逐步建构起多元、丰富的适合于说明中国和世界文学艺术发展新现实的、既具当代性又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开放体系” ⑥ 。这一主张是极富前瞻性的，也无疑抓住了中国文论建设的关键所在。但本文认为，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建设，不仅应注重文艺理论形态的完善，更应注重文艺学学科的系统建设，即自觉建构文艺学整体的知识形态。对此，我们的基本理解是，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是一种动态的文化场，一种依赖于人类哲学观念、审美意识及文学艺术现实经验的特殊的知识范型。作为精神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在人文观念与审美意识的整体定性中获得自己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规定。如同文化、价值及理论范式的存在一样，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有其结构与系统方面的规定性。

四

按照我们的理解，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包含相互关联的三个层面。即作为知识形态价值取向的人文思想观念层;作为知识形态自主性依据的学科理论范式层;作为知识形态实践性表现的学科批评模式层。三者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从而共同构成文艺学学科系统的知识场域。

作为标识与主导文艺学学科生存根基的思想观念层，往往由文化系统内最具价值判断力、且最能决定学科发展方向的哲学思想、审美意识等形态所构成，并从最根本的方面为文艺学学科的人文—审美性生产提供思想资源。爱因斯坦曾对科学的知识抱有最大的信心，但后来他清楚地知道科学的界限，他说:“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可是在它的范围之外，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仍是必要的。” ⑦ 而决定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的东西仍是哲学的观念与意识。因为在人类知识领域内，只有哲学在本质上可跨越学科的规定与界域，并以“追问”与“思”的方式进入不同学科的知识领域，以发现和弥补各学科的知识形态对存在的分离。哲学是一种意义的幽灵，它总是追寻知识的方向与境界，并通过对知、行过程的普遍规范，不断把个体与类的发展引向真善美的统一。从某种程度讲，文艺学作为具有哲学品质的人文学科，理应站在时代的高度，综合提炼出现时代文艺学发展中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以从根本上解决文学艺术生产的价值取向。纵观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境况，人文学科普泛的身份焦虑及合法性危机，正源于哲学学科在当代文化系统中的匮乏与缺失，以致造成人文学科的过度知识化及意义危机。文艺学学科也毫无例外地表现为哲学精神的缺席，以及过分迷恋学科知识形态的自足性建构，追求繁衍庞大的概念体系与抽象的理论原理，而相比之下，参与、阐释现实问题的能力普遍下降，并且日益失去人文性的智慧与理论的活力。应该说，没有哲学观念的主导，文艺学的知识形态只能是一种无根的状态。而要恢复与建构文艺学学科中这种根基性的东西，就需继承人文学科的基本意旨，适应该学科的现代性诉求与实践变革的需要，在真理的探寻与意义的建构方 面不断走向更高的境界，把学科发展的立足点转移到价值根基的建构与思想性的生产方面。

对文艺学知识形态的构成而言，学科理论范式层是指哪些与该学科的审美性知识生产及自律性理论阐释相关联的学科的观念、意识、原理及范畴等因素。按照我们的理解，文艺学作为一种现代学科形态，其学科性的命名与确立，固然需要专业化、制度化的学术认同及建构，需要学科理论与知识的系统化生产与表述。但从哲学的层面分析，作为一种以人文阐释与审美价值判断为特征的学科知识形态的建立与完善，似乎并不完全在于一味追求学科范畴的完整性、原理构成的系统性和理论体系的包容性，而主要在于该学科所拥有的人文立场和价值向度;在于它所显示的捕捉与提炼问题、阐释与评价对象的能力;在于其在观念与方法层面所具有的进步的审美价值观念、开放的艺术理论及较高的文艺知识生产的能力，在于该学科所显示出来的特定价值取向、理论活力及实践性品格。但以往对文艺学学科知识形态的建构，或者以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为核心，不断设定文艺学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继而以持续的理论思考完善其学术型知识形态;或者以自律性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为目标，不断地在核心概念、基本命题、逻辑推理及体系原则诸方面下功夫，这不仅使文艺学进入一种对“真理”探险的漫漫长途，而且在大量的重复性生产中耗尽了该学科应有的理论想象力。理论是一项活生生的智力活动，而不是关于原理的同语反复式的解释，或是返回原典的注释。我们一直设想有一种元理论的大家，通过体系的设计创建而能达到理论的极致，实际上，这种“大师”或“大家”并不存在，那些体系的创建不过徒然耗尽了人们的热情，不可能有一种元理论能够完整地穷尽文学的本质或规律。从这种理解看，当代中国的文艺学要有所作为，尤其是产生原创性的理论观念，还需要努力转换其知识形态构成的重心与理论研究的方向，即从以往注重对学科自身本体构成的阐释与研究，注重对学科内部知识形态的生产与完善，转到对文本世界的阐释方面，转到对该学科人文价值意向、美学思想资源的生产及运用的方面来。只有这样，文艺学的知识生产才能有效地介入文学艺术的实际。

美国人类学者马尔库斯、费彻尔在谈到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时指出:“知识的现状，与其说是根据它们本身的情况，还不如说是依其所追随的事物来界定和解释的”;而人文学科“现时代的表述危机是一种理论的转变过程，它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变幻时代，与范式或总体理论处于支配地位的时期让步于范式失却其合理性和权威性的时期、理论中心论让步于现实细节论这一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产生的前提在于，人们越来越发现大理论无法解释社会现实的细节” ⑧ 。从这一观点看，文艺学学科知识形态的构成，似乎也包含了理应从新的、不断产生与出现的文学性文本的研究过程中，提炼和升华出新的经验与知识。而这一点对文艺学知识形态的更新与动态发展，乃至打破原有的模式化建制来讲又尤为重要。法国当代思想家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的知识状态是那种以单一的标准去裁定所有差异也统一所有话语的“元叙事”的瓦解，“后现代知识不是权威的一种工具，它提炼对于差异性的敏感，并且强化我们容忍那些无共同尺度标准而无法比较的事物的能力” ⑨ 。文艺学面临的知识景观也同样如此。随着后现代背景下文学性的蔓延，许多民间的、大众的、通俗的、流行的以及形式多样的文学艺术现象与样式，已纷纷进入文艺学的视野，成为一种新的阅读文本。正象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逊所分析的:“在它们当中，取消高级文化和所谓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之间先前的界限，形成一种新型的文本，并将那种真正文化工业的形式、范畴和内容融入这些文本，尽管从利维斯和美国新批评到阿多尔诺和法兰克福学派所有的现代批评家都强烈地谴责这种文化工业。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迷恋的恰恰是这一完整的‘堕落了的’景象……” ⑩ 。作为一种人文阐释与审美价值判断的学科，文艺学如何跨越文学艺术的界限，通过理性的反思与鉴别，从鲜活的生活中获取新的思想及知识，如何通过提高知识生产的能力，使其自觉进入公共文化与社会现实生活领域，从而尽快改变知识构成方面严重脱离实际，僵化教条的现状等等，已无疑成为文艺学知识形态建构中不容回避却又必须予以尽快解 决的重大课题。

在全球化趋势及读图时代到来的文化情境下，面对文学艺术对原有传统边界的超越，视像文化的扩充与蔓延，艺术生产的复制性与泛审美化倾向，新艺术形态的产生与出现，艺术与审美的形式化与生活化趋向等种种新文化现象的挑战，文艺学要科学而有效性的作出回应，就需要一种完整、深刻又富有理论指导性的知识形态作为基础和保证。知识形态的重构无疑是一次恢复文艺学学科生产能力的基本工程，我们期待中国文艺学真正地走自己的路。

注释

①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页。

②胡明:《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学的现代性——兼谈人的精神家园看守问题》，《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

③［美］丁·希利斯·米勒:《全球化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命运》，引自《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④［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⑤［法］米歇尔·福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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