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艾布拉姆斯提出的四要素分析框架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欧美批评界和非西方学界均认定这一理论的有效性。本文指出，借用外来理论的逻辑前提是双重的学理性，即这一理论本身是否具有普遍有效性，以及研究对象本身所要求的学理性。借用一种理论的学术研究应把握该理论背后的指涉与知识之间的关联，同时也应对研究对象背后的历史关联有所意识。本文在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指出，艾氏理论依然是一种历史时段中的框架，它难以对文本外部环境进行有效分析，也不能针对传播对文本从生产到接受的整体过程进行有效分析。北美部分汉学家在未质疑的前提下预设艾氏框架的普遍有效性，以“客观”的西方理论切割和分析中国文论，其结果只能证明源自不同文化区域的中国文论不过是西方理论的注脚，或证实中国文论与西方理论的“附属关系”。

美国康乃尔大学英文系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教授的名著《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是在其1940年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和修改，并于1953年出版的。此书以其深刻的理论分析和可操作性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艾氏的其他论著，如其编选的《诺顿英国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和《文学批评术语》（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等论著亦是文学批评学界的案头书。其中，艾氏在《镜与灯》中提出的四要素分析框架结构，不仅成了西方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指南，同时也成了非西方文学研究界以及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文论的重要方式。可以说，艾氏的四要素框架不仅是20世纪引用率最高的分析框架之一，亦是 20世纪文学研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半个世纪过去了，学界对这一理论应当有所回顾。

艾氏在《镜与灯》中以某种宏观的视野统领并讨论了文学理论的主要论点。他指出，模仿说将艺术视为对世界不同层面的模仿，实用主义理论重视艺术对读者的影响，而客观理论则关注艺术作品本身。对于文学诸多的现象和理论要旨，他认为这些理论均脱离不了自己所提出的“世界—作品—艺术家—欣赏者”四要素框架，即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在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产品本身。由于作品为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相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生命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不”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 ①

鉴于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艾氏看到单一分析模式的乏力，因而将文学理论各关联点加以有机的联系，显示了其深厚的学养和理论洞察力。艾氏在批评了先前理论的单一性或孤立性缺陷后，进一步指出了自己的结构框架在分析文学诸要素的作用:

尽管任何像样的理论多少都考虑到了所有这四个要素，然而我们将看到，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就是说，批评家往往只是根据其中的一个要素，就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藉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因此，运用这个分析图式，可以把阐释作品本质和价值的种种尝试大体上划为四类，其中三类主要是用作品与另一要素（世界，欣赏者或艺术家）的关系来解释作品，第四类则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认为其意义和价值的确不与外界任何事物相关。 ②

文学研究的方式可以有多种，人们大多从两个主要的层面进入。从文本内部而言，一般指以某一文学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本质、特征、规律和作用进行不同角度的探讨，并按照一定的理论观点和审美尺度对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等进行分析和评价;从外部而言，一般指对文学生产体制、机构、组织、观念、传播、接受等进行透视和分析。在总体 的文学研究中，人们当然可以依据类别将复杂的文本分为若干的要素或系统进行不同层面的分析，如国内张首映在其《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中就将西方文论区分为“作者系统、作品系统、读者系统、文化—社会系统、后现代系统”五个部分并分别加以论述;胡经之、张首映在其选编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中也类分了“作者系统、作品系统、读者系统、社会—文化系统”四个主要系统，各系统又下分几种具体类别，并分四卷选译相关的文章 ③ 。当代文学理论家亚当斯（Hazard Adams）也从文学理论发展的进程中探讨了理论生成的重点，即四个主要的论题:模仿、语言、认识论、文学性 ④ 。但这四个理论论题主要针对的是理论发展史，而非直接用于文本分析。人们将文学理论的要素进行定位，确定为研究对象，以结构性框架将对象之间的关系透视出来，使人们在这种理论框架中将不同的要素与理论发展和指向对应起来，探讨其中的规律，这确实不失为是一种有力且便捷的分析模式。实际上，人们对于复杂的文学现象，一直都在试图探索相对简洁明晰的分析模式。比较而言，前一种类分方式是依据文论材料和文论侧重点的分类，而艾氏的分析框架是在总结以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有一个严谨、清晰的论证过程并具有便捷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其影响是情理之中的。正如北京大学李赋宁先生在此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所指出的:

艾教授的《镜与灯》虽然着重讨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但对西方文艺理论做了一个全面的回顾和总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和“客观说”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兴衰和实际运用的利弊，使读者对西方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有了一个明晰的、全面的认识。

艾氏的理论不仅对西方文论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面对中国丰富且繁复的文学理论资源，这一简要的分析模式也对北美一些研究中国文论的学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虽然在总体上研究中国文学理论的北美汉学家为数并不多，但其中一些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将艾氏理论框架用于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 ⑤ ，其中以已故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刘若愚（James Y.Liu）为代表。而刘若愚本人也指出，当时也有几位其他的学者，如季博思（Donald Gibbs）的《〈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in the Wen hsin tiao lung），以及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和王靖宇（John C.Wang）等人的研究也受到艾氏理论框架的影响 ⑥ 。刘若愚在简要说明了艾氏的理论框架后认为，“但是我本人的研究却显示出，有些中国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理论很相似，可以用同一方式进行分类，但是也有其他理论不易纳入艾布拉姆斯四类中的任何一类。因此，我对这四个要素做了如下的重新安排。”即他所列举的“宇宙—作家—作品—读者”的双向流动 ⑦ 。刘若愚先生以艾氏的理论框架对中国文论进行的研究，笔者认为当时主要是以西方读者为对象的，这种研究的成果也旨在向西方学界说明，中国的文学在事实上是存在并拥有理论要素的，即便用西方的理论对其加以分析，也是可行的。其次，这样一种研究也表达了中国文学研究学界，包括刘若愚本人对中国理论话语表述的普遍渴求。对刘若愚的研究，他的学生，加拿大汉学界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教授就曾对此作出了评价:

中国诗学的现代学者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创造出一种分析方法，以便能够涵盖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各种诗学理论，因为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流派众多，——不是只有一种“中国诗学”，而是有许多诗学理论，有的相为补充，有的则相互对立。最成功的分析方法是以艾布 拉姆斯的“艺术批评协调法”（客观存在，作品，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协调）为出发点，经过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增益，利用他的分类法来分析中国诗学理论:模仿说（作品和客观存在的关系），实用说（作品和读者的关系），表达说（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和客观说（把作品看作客观实体），（参看艾布拉姆斯《镜与灯》［1953］）。到目前为止，以艾布拉姆斯理论为基础对中国传统诗学理论进行最深入分析的，是刘若愚（James Y.Liu）的《中国的文学理论》。他把中国诗学理论分为六个大类:玄学类理论:讨论客观存在和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论类理论:也用于客观存在和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现类理论:作者与作品之间的互动关系;技巧类理论:作品作为客观实体;审美类理论:也用于作品作为客观实体;以及实用类理论:作品与读者的互动关系这几大类。 ⑧

刘若愚本人虽然对用西方文学理论分析中国文论抱有警惕，但他是用这一理论分析中国文论最详尽的学者之一。他依据了艾氏的理论框架，对中国文论进行了重新类分，采纳了形上论、决定论和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实用论以及综合论几个部分来进行分析和阐释，其目的是“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中译本，第8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都是首先肯定艾氏理论框架，再进而依据中国文论的有关材料，大致按艾氏的分类对应方式对中国文论进行再阐释或提出具体的观点。

由于西方分析理论的影响力和可操作性，使得一些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包括华裔学者在接受现代西方理论的同时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持批判态度，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叶嘉莹教授的观点就比较典型:   中国的民族似乎一向就不长于西方之学科推进的思辨方式。这样说虽似乎有些武断，可是我们只要对中国语言的特征加以反省，便可知道这话乃是可信的，因为语言的组合方式也便是民族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再则中国的思维方式还有一个特征，那便是重视个别的具象的事物而忽略抽象的普遍的法则。……总之，中国人忽略客观的抽象法则之建立，乃是中国文学批评缺乏理论精严之著述的一个重要原因。 ⑨

这一观点无疑是认定，文学研究中普遍的、有效的法则就是西方的“客观”理论。叶先生的论述实际上多有矛盾之处，一方面，她批判中国文论缺乏系统性和严密性，另一方面，她又肯定中国文学的审美方式。如她在对比中西修辞方式时就认为:

从上面我们所举的西方这些批评术语看起来，中国的“赋、比、兴”似乎太简单了，但是西方近代文学批评中所产生的新奇变化，五花八门的新名词，在千百年前，我们的先人却已经早有作品实践过了。可是反过来讲，我们所有的，他们并不全有。即如上述八种西方批评术语，用我们“赋、比、兴”中的一种就概括了，那就是“比”。 ⑩

因而，叶先生的对比本身就说明，源于不同文化区域的文学文本很难以某种标准的“普遍法则”加以评判。这方面的相互矛盾例子还比较多。这种忽略文本本身特征以及对普适性文学理论的预设本身是缺乏学理的。对此，即便是北美的华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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