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众及其文学—文化思潮业已经历了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施氏对现代性整体性的反思基于前现代的“自然”立场，但他仍然倾向于自由民主制 27 。20世纪末叶空前投身于现代化的中国，则是处身于现代性之中的比较性反思。在这种比较中，否定“文化大革命”模式被默认为转向自由主义现代化模式。以之为基准，此前的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被视为“前现代性”。但在正当必要地把一个民主法制的市场社会及其民族国家概念作为近期的现代性美好未来时，我们必须记得这一现代性信念迄今未了的意义危机，尤其需要看清现代性如下恶性因果循环的悖论结构:正是自由民主制下的世俗幸福观对终极意义的消解，导致引导现代性进步信念的目标失落，从而才使极权意识形态（乃至邪教）以更为激进魅化的意义信念填补现代性动力目标空位，并满足与擒获渴求意义团契的大众文化 28 。今日中国倡导消除“大众”（“人民”）文化之魅的“公民”文化，诚属必要。但从韦伯到柏林的自由主义主流“公民”观突出的却是形式理性、底线规则类特性，因而并不承担现代性的意义虚无危机。公共交往的精神团契尤其是现代社会最薄弱的环节 29 。身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当代大众文化，能否不重蹈“无意义的私人”与“伪意义的邪教”间的恶性循环，一种基于公民自由民主权利的“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定义）及其公共交往文化是否可能产生发展起来?21世纪的人将长期面对这些挑战性的问题。
注释
①本文同意刘小枫以制度与心性分梳“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提法。
②参阅艾凯:《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⑨2425参阅尤西林:《现代性与时间》，《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④182327参阅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丁耘中译文，载《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⑤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
⑥林琴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径由语文民主导致精神民主（即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颠覆）的后果:“……先废文字，以白话行之，俾天下通晓，亦可使人人咸窥深奥之学术，不为艰深文字所梗。”（《荆生》，《新申报》1919.2.17—18）
⑦ 12 16仲密:《平民文学》，《每周评论》第五号。
⑧胡适:“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此文之进化也。……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即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若夫七子之诗，……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文学革命论》）刘半农:“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与文章之进化。”（《我之文学改良观》）周作人“人之文学”之“人”乃“从动物进化的人类”（《人之文学》）。冰:“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进化的文学有三件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小说月报》第十一卷第一号）……即如林纾等反对派，亦称孔子为“时中之圣。时者，与时不悖也”（《致蔡鹤卿书》）。
⑩ 参阅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
11Hans Robert Jauss，Toward’an Aesthetics of Reception，by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p.46—48;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等中译本，香港道风书社1997年版）。
13守常:《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4郁达夫:《创造日宣言》，《创造日》（1923.7.21）。
15鲁迅:《随感录四十三》，《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17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收入《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页。
19这两种提法的权威性表述，见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中“工农兵方向”。
20《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文学导报》第一卷第八期（1931.11.15）。
2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22页，第823页。
26参阅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张峰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28因此，现代性的根本困境是人文意义危机。这不仅是完成现代化的西方社会的困境，也将逐渐成为进入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开始，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判断，被扩展成一波又一波的“文化决定论”批判。论者所持的“制度决定论”的“制度”，实质即西方模式的自由民主制，其批判针对性无疑有重大的现实合理性，对“制度”的强调，也有着重大的矫弊作用。然而，论者从中发展出一种“人文意义无用论”，不仅在方法论上人为割裂了“文化”与“制度”有机的实践关系（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9章关于二者相互依存关系的经典论述），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潮实质正囿限于本文前述的单一模式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信念。这种单一信念身处现代性恶性循环中而不自知，也不能对现代性作整体反思而提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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