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形式的恐怖隐藏于国家的起源中，伊格尔顿写道，但这个事实往往被放入政治无意识中，只有面对它而不是压制它，我们才有希望摆脱它。

有多少东西我们认为是源远流长的？比如苏格兰短裙，其实它也只是相当新的发明而已，恐怖主义同样如此。当然，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开始相互残杀。但恐怖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理念，它跟一个人因为邻居的电视太吵而搡他一巴掌不同。并且这种理念的历史惊人地短。

向现代世界的许多事物一样，恐怖行动初见天日，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是从雅格宾党的恐怖行动中我们继承了这个单词“terroriste”,而它翻译为英语terrorist最早可能出现在英国最执着的革命的反对者埃德蒙德伯克的著作里。

作为一个爱尔兰人，他的亲戚积极参加反殖民地斗争，并且小时候在科克郡的破陋学校读书，伯克对恐怖的概念有所了解。一听到这个词，他就会联想起都柏林城堡对爱尔兰叛逆者的公开处决，还有断头台。对他来说，法国雅格宾党人所犯的错误与英国人在爱尔兰、印度、美洲殖民地所犯的完全相同。

伯克通常被左派认为是一个顽固的保守党人，虽然他事实上是属于自由主义的辉格党。他勇敢地为美国独立运动说话，尽管遭到选举人的强烈不满；在一次国会下院的辩论中，他直接抨击东印度公司总裁、英国帝国主义在其他次大陆的利益代表沃伦黑斯廷斯先生。所以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反对者，他反对的理由与其他保守的反动分子并不相同。相反，他看到了政治霸权悲剧性的崩溃结局；他认为这也是英国之所以在它主要的殖民地失败的秘密。

当然，伯克也不是呆板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相反，他承认法律自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恐怖主义，并且也应该这样。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众对之保持应有的敬畏。如果没有民众对法律的驯服，所有的地狱都会在伦敦冒出来，就像在巴黎。

所以，在他看来，恐怖并不是暴力突然侵入一个原本平静的空间。关于法律和秩序，本身就有一定的恐怖存在。只是根据他头脑中萦绕的英国人在爱尔兰的残忍图像，他认为法律如果要达到更好的效果，法律的令人畏缩的力量必须有所软化和缓和。它必须征用人们的爱，而不仅仅是恐惧。

这也是安东尼奥 葛兰西后来所谓的霸权概念。伯克也许没有发明这个词，但显然他已经有此观念。比如，他相信在爱尔兰的英国人并不能从占优势的地位转化为真正的上流阶级。爱尔兰的农夫会当众跟他们扭打，或者等到天黑去焚烧他们的房子。伯克认为，英国的统治阶级几个世纪以来不得不逐渐调整自己的行为和习惯来使他们的属民对他们产生感情。然而，在爱尔兰这一切没有发生。如果你缺乏霸权，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高压政策。

伯克用性政治术语来审视这一切。法律是男性化的，霸权则使它趋于女性化，使它变甜变柔。高压政策为了顺利施行，也必须给自己穿上迷人的女装。对伯克来说，法律是一个男性异装癖者，但她优雅的外衣下总藏着那个难看的凸起物。威权的最有效的形式就是二者的结合。就像经验老到的爱情骗子，法律必须引诱我们进入甜美的幻境而忘却它与生俱来的恐怖力量。就像神，如果我们肉眼见到他们肯定会吓死；但如果通过霸权的面纱，我们就会发现法律很对我们的胃口。

作为霸权理论的最早的理论家之一，伯克也是性受虐狂最早的研究者之一。这两者事实上是密切联系的。在伯克看来，如果我们爱上法律，那就相当于我们从被抽打和羞辱中得到快感。一个世纪后，弗洛伊德对自我与超我的关系论述与此相类。但两位思想家都只走到这里。如果法律剥开它的面纱暴露其可憎的力量，我们就会发现它令人厌恶而力图抗拒。霸权中止时恐怖发生。对伯克来说，这些情景就发生在他的时代，从美国波士顿到印度孟买。

以他自己的方式，伯克承认了当今政治家也难以承认的事实：恐怖的唯一解决途径就是正义。这绝不意味着他认同那种将无辜的男人或女人斩首的可怕行径。相反，他是英国对此类行径最公然的抨击者。伯克并未全然否定恐怖，虽然他对之恨之入骨。他坦然承认在某种意义上恐怖组成了我们的从日常生活；就像对弗洛伊德来说，超我的残酷的、报复性的力量，还有死亡冲动的可怕力量，是他所谓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的必然组成部分。恐怖确实骇人听闻、极端、精神上令人憎恶，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就像呼吸一样与我们形影不离。只有面对它，而不是回避压制，我们才有希望摆脱它。

如果说恐怖的政治观念导源于法国大革命，那么一个重要的事实接踵而至。恐怖是作为国家恐怖开始的，这也是它最典型的延续的方式。雅格宾党的恐怖行动不是一小撮狂热分子组成的小集团针对国家的行为，而是国家的秘密行动。恐怖有着不会做坏事的中产阶级血统。

精明的伯克看到了恐怖的某种形式就存在于民族国家的起源中。许多国家的形成就是由于被入侵、占领、篡夺、革命等等。法律和秩序的形成既不是合法的也不是井然有序的。这是恐怖与日常生活、社会生活捆绑在一起的又一层含义。法国大革命的尴尬之处在于它让这个真相大白于天下。或许是由于这个国家处于新生的镇痛中，它扯掉了暴力的面纱。其他国家其实也是如此，比如英国，但它经营了几个世纪成功地让人们遗忘了这些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雅格宾党的行径之所以骇人听闻，不仅仅是因其残忍的暴力，更是由于它让意识形态这只猫从袋子里溜了出来。这当然也是它害怕议会政治的原因之一。

中产阶级社会特别羞于面对他们立身根基的暴力。因为中产阶级，比其他任何阶层，更渴望和平、稳定和安全。没有暴力的根基，资本主义无法运作。所以他们急于从匪徒形象转为银行家形象。就像一个嬉皮士申请念法律，他们试图将声名狼藉的过去抛到一边。他们要把它放入政治无意识，压制使他们诞生的原罪。在这个方面还是新手的国家，比如以色列和北爱尔兰，很可能要经历一段艰难时光。他们不大可能象英国上议院做得那么地道、自然。

然而要自然忘却最初阶段作为国家基础的暴力实非易事。这是因为暴力会延续并存留到今天，并且以主权国家的面目出现。当今的恐怖不再是无政府主义的，如果借用弗洛伊德的表述的话，就是升华为以法律和秩序名义出现的庄严的威胁力量。就像对弗洛伊德来说，超我和本我密切相关。同样，矛盾的是，恐怖和社会秩序相互吸取养分。恐怖不再违法而变得合法。它不再发生在巴黎的鹅卵石路上，而是从公众视野中隐退到体面的政权的监狱和拷问室里。

但恐怖有居住在资本家社会的其它方式。伯克说, 市场竞争, 以它为统治权的凶猛竞争,本身是建立国家的革命暴力, 这种力量一直逗留在国家深层。没有这些精力充沛、进取的能量, 他认为, 社会生活会成为最坏的状态。我们会一直沉入无积极性和惯性。我们会变得过分地美丽, 而不是有力地升华。

    很显然，在炸毁一个拥挤的汽车站和使你的竞争者倒闭之间没有道德意义上的相等。关键是资本主义社会, 如同马克思从未停止指出过的, 是在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构造。它永恒地鼓动, 变换, 打碎, 溶化和重创，所有这些构成了它的日常生活。如此一来，这就成了一个课题，在资本主义之下, 动荡和日常生活不能形成完整的叙述: 首先是国家的革命性动荡, 然后是日常生活的沉着宁静。相反, 二者深深地交织。并且这意味着, 总有可怕的不稳定在这样的政治稳定的心脏, 使它的敌人能利用这一点。

    哲学家黑格尔,伯克的同时代人,准确地看到这一点。他, 同样是新中产阶级在法国诞生的见证人; 并且他, 同样察觉了在它的心脏有些令人害怕的东西。他给这恐怖取名绝对自由，或者他有时叫它,“ 空虚的自由” 。资产阶级社会梦想很纯净和绝对的自由, 它不能容忍界限或制约。并且这, 在这肉身的、有限的世界, 一定会使自身成为一种恐怖的形式。最后, 这纯净的自由甚而成为了一个对本身的障碍, 因而结束了自己, 象雅格宾党的恐怖行径。最终是革命用手推车将自己送上断头台。

     绝对自由吞掉自己。它的暴力, 今天和在黑格尔的时代一样, 继续渗入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绝对自由意味着否定自由:从所有限制中解放,它将限制只作为人类的障碍, 而看不到它是人类自身的一部分。世界不是由顽固的愤世嫉俗者置于危险之中的, 他们相信没什么是可能的,而是由视野宽广, 认为一切皆有可能的理想主义者造成的。这些人中有很多是美国人。当希腊人遇到此类侮辱神明的过头的行径, 他们称它为狂妄自大，并且敬畏地仰望天空。

    社会主义不是让我们到星球上, 而是提醒我们我们的脆弱和必死, 以及我们对互相的需要。相反, 绝对自由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后现代主义, 或它的一些方面, 是它的最新的继承人的当中一个。对于所有它的消费主义贪欲, 这不妥协的自由病毒是反唯物论的力量; 物质就是对人的一种抵抗, 而绝对自由对此类抵抗非常不耐烦，就象美国对伊拉克的抵抗不耐烦一样。世界成为有待加工的原材料。迈克尔・杰克逊的鼻子就是它的象征。当这些原材料开始包括整体人民和国家，绝对自由就开始转化为一种致命的恐怖的形式。

    多半时间, 这只叫做绝对自由的破坏性很大的野兽被安全地被关进笼子。它由法律, 规程, 义务, 章程, 其他人的权利包围。但是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主体的梦想( 这是这样的自由最后会陷入的状况) 从未退色, 给他人类精粹的自我陶醉感。时常, 然后, 这疯狂, 潜伏在常规中产阶级社会核心, 重新爆发。它就象疯子突然推开他的监护人开始狂暴行为。这是伯克所看到的雅格宾党人, 以消失在他们自己崇高的黑洞里而结束。

    永世孤单一人是地狱给人的一个传统图象, 象永远被困在一个监狱里。令人惊讶的是,就是这样的地狱情景, 在白宫里的新保守党的恶棍和盲信者却乐于进入。不是把他们自己, 当然, 而是他们的国家。在他们的天堂里只有美国, 即使对其他人来说美国是地狱。

然而有一个问题, 他们与雅格宾党一样无法解决。如果你击碎和征讨完所有在你附近的抵抗, 还会剩下什么人来告诉你你是谁? 因为这个问题独自一人无法回答。自我也包含了他者。并且如果你发现他者令人难以容忍，你对自我的感觉也会逐渐崩溃。你将会发现自己一无所知, 尤其是对你自己。

    在每个大陆有军事基地的国家, 必然是对地理最无知的国家, 经常会把马拉维这样的非洲国家想象为迪斯尼形象。就像在伯克眼中,雅格宾党被自己过度的光亮刺瞎。最终，成就他们的一切也同样毁灭了他们。他们的对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像面对技艺高超的柔道手，你的笨拙的发力可能最终伤害到自己。是因为你的发力，而不是你的无力，造成了致命的错误。这样一个过程，在我写作的时候，正发生在伊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