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昆德拉热形成的一个重要缘由，在于其作品中蕴含的政治批判与历史反思触动了与捷克等东欧国家有着相似历史境遇的中国人的神经，激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但这并不是其作品受到热烈欢迎与追捧的全部原因。昆德格的作品之所以已成为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齐首并肩的小资读本，成为人们炫耀文化教养和社会地位的标签，根本原因在于，构成其作品内核的鲜明的自由主义伦理学以及隐合的犬儒主义倾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它与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另外，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对超验的神圣价值的信仰，而崇尚无可无不可的犬儒主义则大行其道，这也成为昆德拉作品受到人们欢迎的深层土壤。
【关键词】 关键词 昆德拉热 文化犬儒主义 小说伦理
一
上世纪80年代以降，捷克裔法籍作家米兰•昆德拉和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川端康成等人一起，成为对当代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开始被译成汉语后，对于他作品的译介一直没有中断过。①如今，他的主要作品都已被译成汉语，其影响也越出了文学界，成为中国社会的宠儿，对当代中国文化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对于这股昆德拉热的成因，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解释。宋炳辉先生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详尽探讨，曾概括出其主要缘由：“政治批判、历史反思与性爱的独特结合使昆德拉充满吸引力，但昆德拉作品的耐人寻味之处则在于对具体历史事件和场景的超越与提升，以及独特的小说观念、文本结构和艺术手法。”② 由于数十年来相似的政治历史境遇，昆德拉作品对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体制的反思，成为引起中国读者共鸣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他大胆的性爱展示则无疑为当时还笼罩在清教氛围中的中国文学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此外，昆德拉独树一帜的小说美学也对中国当代作家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与启示。在深受法国18世纪启蒙主义熏陶、充满怀疑与探索精神的昆德拉看来，近代欧洲的小说并不是以讲述故事或塑造人物为其最高宗旨，由塞万提斯开创的这门艺术“正是对这个被人遗忘的存在所进行的勘探”［1］ 。在《小说的艺术》和《被背叛的遗嘱》，乃至新近问世的《帷幕》等文艺随笔论著中，昆德拉反复加以论述、探讨的是小说的这一特性。他关注的不再仅仅是小说的艺术特性，而是其作为一种审视世界的方式的伦理特性。这一伦理体现在它摒弃了一元论的价值立场，凸现了人生道德的模糊性与相对性，“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的真理，但是在先于问题并排除问题的简单迅速而又吵吵闹闹的回答声中，这个真理人们听到的越来越少”［2］。而昆德拉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以小说这一体裁所能包容的综合性散文的形式，对人生种种复杂性的思考与揭示。
在昆德拉的眼里，小说的这一特性在塞万提斯那儿已体现得淋漓尽致：当上帝慢慢离开它的那个领导宇宙及其价值秩序，分离善恶并赋予万物以意义的地位时，唐吉诃德走出他的家，他再也认不出世界了。世界没有了最高法官，突然显现出一种可怕的模糊；唯一的神的真理解体了，变成数百个被人们共同分享的相对真理。就这样，诞生了现代的世界和小说，以及与它同时的形象与模式。……塞万提斯使我们把世界理解为一种模糊，人面临的不是一个绝对真理，而是一堆相对的互为对立的真理（被并入人们称为人物的想象的自我中），因而唯一具备的把握便是无把握的智慧，这同样需要一种伟大的力量。［3］
“原有的神的世界解体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虽然这世界丧失了确定的意义，但其相对性与模糊性却使人陶醉，而小说正是支撑这一反独断论的自由主义伦理学的绝佳载体：小说作为建立在人类事物的相对与模糊性基础理论上的这一世界的样板，它与专制的世界是不相容的。这一不相容性不仅是政治或道德的，而且也是本体论的。这就是说，建立在唯一的一个真理之上的世界与小说的模糊与相对的世界两者是由完全不同的方式构成的。专制的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疑问，因而它永远不能与小说的精神相调合。”［4］
承认价值的多元性，道德的模糊性，使得人生的意义显现出相对性的驳杂面貌，这意味着各种生活方式都有着不容抹杀的独特意义，人们不能再用大一统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评判。在这种情形下，价值诉求的权力从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圣源泉下放到了每一个个体手中，人人都能理直气壮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样式，并为之辩解。③
颇有反讽意味的是，一个消除了专制权力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新世界。由于神圣的价值本体被摧毁，整个世界陷入了众声喧哗之中。由于无法根据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价值来评判，一切都能被允许，一切都能被展示，一切都能被赋予意义，到最后，人们面对的将是一个价值无序的世界，而这正是当今中国文化界的一种典型症候。正是在这里，昆德拉的自由主义伦理学打开了通向摒弃价值判断的犬儒主义的大门。
二
要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先从昆德拉对所谓 “媚俗”一词的解释开始。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媚俗”这一词语内涵的揭示已成了昆德拉的专利，人们只要一谈到他，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他对“媚俗”鞭辟入里的抨击。
在他影响最大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6章“伟大的进军”中，昆德拉对“媚俗”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作了详尽的阐述。在对“媚俗”进行正面解剖之前，昆德拉先从儿童版的《旧约》入手。按照孩子的揣想，高踞云端的上帝既然长着嘴，那他也应该吃东西；既然他吃东西，他必然会有肠子。而一旦有了肠子，麻烦便接踵而来：肠子必然会排泄粪便。难道上帝这至高无上的主也像凡人一样排泄吗？这一亵渎神明的想法令人发噱，但它触及到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人与上帝的形象之间同一与差异的关系。由于貌似不重要的肠子的介入，人们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要是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那么上帝就有肠子；要是上帝没有肠子，人就不像上帝。”［5］
在昆德拉眼里，这种对粪便的避讳的态度并不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价值取向。它以《旧约》中的“创世纪”为基础，成了从古迄今基督教社会宗教、政治信仰的基石。凭借着对生命的绝对认同，它建构起了一整套价值秩序。在这一秩序中，污秽的粪便被视为必须加以剔除的异端，它没有存身的余地。昆德拉认为，这种摒弃粪便的美学理想，便是所谓的“媚俗”，它的实质在于 “把人类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视野之外”［6］。
昆德拉敏锐地觉察到，“媚俗”实际上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是有关上帝的设定，而且体现在种种强制性的群体性活动中，例如庆祝五一节的盛大游行集会。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体制中，这一功能表现得尤为鲜明。它强迫人们接受同一种价值秩序，做出同一种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在媚俗的王国，实施的是心灵的专制”［7］。通过对萨比娜一生中对“媚俗”的逃避的描述与分析，昆德拉力透纸背地展示出媚俗在极权主义社会精神价值建构中的巨大作用。它竭尽全力防范与规避的正是一个具有多样性，存在着大片灰色模糊区域的世界，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们可以根据各种不同的价值标准，在差异甚大的生活方式中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钟爱的那一种。而昆德拉在他众多作品（尤其是前期作品，诸如《玩笑》、《好笑的爱》、《笑忘录》等）中以嘲讽、怀疑、戏谑等手法加以解构的正是这一剥夺了人们多样选择性的“媚俗”的社会体制。
然而，昆德拉对“媚俗”的抨击在伦理观上却有着走向犬儒主义的危险。尽管“媚俗”的理想设定了一个排他性的价值目标和秩序，对人们的心灵起着可怕的箍制作用，但它毕竟设定了一个充溢着价值意义和秩序的世界。对精神价值与意义的追求是人的天然趋向，而“媚俗”只不过是利用了人们心中潜藏的这一心理能量而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标。对“媚俗”的反抗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束缚个体生命发展的专制权力的反抗，并有其无可辩驳的合理性；但是，如果因为摒弃了“媚俗”而刻意强调人生道德的模糊性与相对性，并进而否定一切世间神圣价值的存在，那无疑是站在了价值虚无主义的立场上。很多人在追求乌托邦理想的社会政治运动中感到受了空前未有的欺骗，痛定思痛之后，就再也不相信世间还有真实、可靠的价值。在这一极端的怀疑主义的氛围中，其个体的感性生命存在成了他们惟一的依托。玫红色的光焰熄灭了，在苍茫的荒野上，他们信赖的只是自己身体的体温、有节奏的心跳和时而急促时而舒缓的呼吸。昆德拉在其作品中不遗余力地推崇的复杂性、模糊性和相对性，正是丧失了价值追求的人们眼里混沌莫辨的世界的显著特性，而这与返归自我、放弃价值选择与评判的犬儒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了。
三
昆德拉的自由主义伦理观不仅仅体现在上述对“媚俗”这一关键词语的细致解析上。在其早年重要的长篇小说《生活在别处》里，通过对诗人雅罗米尔生活历程的具体描述，他对素来为人们尊崇的诗人形象和诗歌本身作了极富颠覆性的解构。用加拿大文学评论家弗朗索瓦•里卡尔的话来说，昆德拉“这里所要批评（所要‘颠覆’的）不是‘拙劣’的诗歌，而是——我们必须说——所有的诗歌，所有抒情的形式”［8］。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颠覆性的解构比对“媚俗”的批判更为激进，更发人深省，更突入人类文明结构的深层，更易遭到人们常规思维和感情的抗拒，因为它力图展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诗歌，任何诗歌，任何诗意的思维都是一种欺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陷阱，是最可怕的陷阱之一。”［9］
显而易见，昆德拉笔下的主人公雅罗米尔是欧洲近现代诗人的标本，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波德莱尔、莱蒙托夫、普希金、雪莱、兰波、马雅可夫斯基等人共有的特性。而昆德拉着意展示的则是诗人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在捷克1948年革命之前，雅罗米尔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抒情诗人，那么他积极投身革命，以及为了政治活动而背弃了自己的良知走向毁灭的道路则发人深省。在昆德拉看来，雅罗米尔的政治投机，并不是一个偶然意外的事件，这与他诗人的身份密切相关。昆德拉这样来看待抒情诗人的禀赋：抒情的天才同时就是没有经验的天才。诗人对这个世界的事情知之甚少，但从他心中迸发出来的词语却都成了美丽的组装件，最终仿佛水晶一般确定；诗人从来都不是成熟的男人，但他的诗句总具有一种预言式的成熟，在这份成熟面前诗人本人也无从进入。［10］
在昆德拉犀利的目光中，诗人天真、缺乏经验的天性中本来就潜藏着毒素，而在某种特定历史境遇的刺激下，它会蜕化癌变，生长出人们始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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