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的恶之花。雅罗米尔的命运证明了这一点。在动荡的岁月中，青春的热血使他本能地倾向于革命，与他富贵的亲戚反目决裂。然而，他狂热的天性使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全部奉献于他并不了解的政治事业，政治与个人私生活之间的距离彻底消失了。在他的身上，诗歌、青春与革命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统一。为了忠诚于革命事业，当得知他女友的哥哥试图偷渡到国外时，他不惜向警察告密，出卖了自己的女友。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所谓偷渡一事完全是子虚乌有，是其女友为了逛骗他，一时间编造出来的。雅罗米尔自己的结局全无诗意的光彩：他并没有死在刑场上，也没有死在牢狱中，也没有自杀，仅仅是一次受寒后得了肺炎便一命呜乎。
从雅罗米尔的经历中，昆德拉力图展示诗歌、诗人与政治恐怖间的关系。雅罗米尔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他个人一时的失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诗人和刽子手完全可以携手并进，共同主宰一个时代：“那不仅仅是恐怖时代，也是抒情时代！诗人和刽子手一起统治着那个时代。” ［11］这一切并不能简单地以“青春无悔”等豪言壮语来辩解。诗人奉献给人们的并不仅仅是甜美的田园诗，也并不仅仅能抚慰人们的伤痛，给人以安慰；应该看到，诗人的天性中蕴藏着刽子手的种芽，它醉心于无节制的暴力与破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如上所述，与欺诈与陷阱结下了不解之缘。因而人们可以说：青春有罪。
作为对存在的勘测，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这部小说中的确向人们展示了人类生活中许多不易被察觉的隐秘关系，诸如青春与暴力，诗歌与恐怖。他实际上是对诗歌、诗人、青春作了祛魅化的处理。这些先前笼罩着神圣光晕的事物经过他非浪漫化的冷峻处理后，显现出了令人难以承受的丑陋可怖的侧面。昆德拉对每一种生命热情都用冷峻的目光加以打量，在每一团摇曳的生命的火焰里，他都能察觉到恶魔的身影。
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以往盛行的情感专制主义的解构中，昆德拉在不知不觉间走向了犬儒主义。对于青春激情的质疑与考量，使他不再相信理智之外的生命的召唤。除了那干涩、带有腐蚀性的怀疑主义之外，他不相信任何东西。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他曾拒绝与人合作将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白痴》改编为舞台剧。有人以为这是当年苏联军队占领捷克之后昆德拉民族主义情感的流露。但细究之下，实则不然，这一点他自己也表露得非常清楚。昆德拉拒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正原因在于，他厌恶《白痴》中弥漫的整个氛围：“那个世界充满了过分的举动、阴暗的深刻性和咄咄逼人的感伤”，他不能接受的是“一个什么都变成感情的世界；换句话说，一种感情被提升至价值和真理的位置”［12］。而这种情感的专制主义正是他在《生活在别处》中所着力抨击的。
四
笔者在本文一开始便提到，当代中国大陆昆德拉热形成的一个重要缘由，在于他作品中蕴含的政治批判与历史反思触动了与捷克等东欧国家有着相似历史境遇的中国人的神经，激起了他们的强烈共鸣。但这并不是其作品受到热烈欢迎与追捧的全部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深化，他的作品并没有因为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失去读者；相反，新世纪之交，当他的作品被重新翻译并成系列推出时，其市场之火爆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13］引人瞩目的是，在先前译本中由于种种政治禁忌而被删节的段落现在被恢复了原貌，而它的政治批判的色彩在读者的心目中已大为淡化。在许多地方，他的作品已成为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齐首并肩的小资读本，成为人们炫耀文化教养和社会地位的标签。而究其原由，构成他作品内核的鲜明的自由主义伦理学，以及隐合的犬儒主义倾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它与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
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伴随着经济运作的市场化而引发的世俗化浪潮，在原有的大一统的价值秩序失去神圣的地位后，相当多的文化人开始为人的各种世俗欲望正名，力图确立它的合法地位。那一时期王朔作品的走红及其引发的争议，典型地体现了文化的这一转型。王朔尽管在气质、精神谱系及作品风格上与昆德拉迥然不同，而且在其创作的鼎盛期也没有受过昆德拉作品的影响，但他以调侃的方式对原有价值体系进行了无情的嘲谑与消解，在这方面则与昆德拉有着异曲同工之效。他鄙视知识分子坚守的迂阔的人文精神，倡导返回到世俗生活本身，生活而不是理想、价值成了他本人及其他笔下的众多痞子味十足的人物的生存根基。他那些并不崇高伟岸的人并不是真正十足的恶棍，他们有着最基本的道德感。但他们只是普通的人，只想过普通的市井生活。最让他们受不了的莫过于某些人以一种高高在上的理想、价值去规范他们，匡正他们——这对他们的自然生命无疑是最大的束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作品展示的也是一个复杂暧昧的世界，很难用非此即彼的伦理规范加以评判。④
随后在世纪之交涌现的身体写作、欲望化写作，尽管其表现方式与王朔大异其趣，但从精神上却一脉相承。它们从王朔肯定世俗生活发展到肯定人的感性，肯定肉体的欲望冲动，并在一场令人炫目的狂欢中将它们转变成了新时代的图腾。而网络文化的兴起，更是将这一趋势推向了无以复加的高潮。正如学者刘小枫在评述审美主义与现代性关系时指出的那样，在这林林总总纷繁复杂的现象中体现出来的是“人身上一切晦暗的、冲动性的本能的全面造反。审美的现代人反抗精神诸神的统辖，这场造反使身体之在及其感性冲动摆脱了精神情愫对生存品质的参与，表达了自然感性的生命诉求——反抗伦理性的生命法则，即反抗对身体之在的任何形式的归罪”［14］。而这一点恰恰与昆德拉的伦理观不谋而合。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原本就不存在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神教传统，不存在一个与此岸世界相对立的、标志着神圣价值的彼岸世界，儒家的明君贤相的政治理想和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全被安置在此岸一维的世界中。在这一精神传统中，从来就没有对超验的神圣价值的信仰，而崇尚无可无不可的犬儒主义则大行其道。这一文化传统，以及汹涌的世俗化为欲望正名的潮流，构成了当代中国语境一个重要方面，而它也成为昆德拉作品受到人们欢迎的深层土壤。
注释:
① 有关昆德拉作品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译介状况，参看仵从巨主编的《叩问存在——米兰•昆德拉的世界》中《昆德拉与我们》（代序）及书后所附“米兰•昆德拉生平与创作大事年表”中汇集的相关材料，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② 参阅宋炳辉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意识》第五章“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译介及其接受”，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03年12月
③ 有关昆德拉体现的自由主义伦理学，参看刘小枫. 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40—176
④ 有关王朔作品及其争议，参看张志忠. 1993：世纪末的喧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22—51
参考文献：
［1］［2］［3］［4］米兰•昆德拉，孟湄译.小说的艺术.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2： 3、17、4-5、13
［5］［6］［7］米兰•昆德拉，许均译.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292、296、299
［8］［9］弗朗索瓦•里卡尔，袁筱一译. 撒旦的视角. 生活在别处.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23、424
［10］［11］ 米兰•昆德拉，袁筱一译. 生活在别处.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83、355
［12］米兰•昆德拉，郭宏安译. 雅克和他的主人.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2
［13］仵从巨. 叩问存在——米兰•昆德拉的世界.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304—305
［14］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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