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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生态与文艺理论的非经典转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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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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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开始寻求解释不同艺术经验的理论。与“反映论”相对的“表现论”和与“典型论”相对的“意境论”，再加上从其他学科领域借用的所谓“三大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等，诸如此类理论的提出形成了80年代中期从“方法年”到“观念年”的理论发展热潮。
现在回过头来看，新观念的提出固然有拓展理论视野的意义，但实质上仍没有摆脱普适性理论自身的局限性。每一个新的审美范畴的提出，都是在补充原有范畴在普适性方面的缺漏，试图用更多的范畴来概括更广泛的经验。
就拿“意境”理论来说，这一理论观念的提出看起来是对“典型”理论绝对普适性的解构，然而实际上却变成了另一种与“典型”并立的普适性理论。这一理论在表达与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叙事艺术不同的中国诗歌艺术经验时，用情景关系、言意关系、虚实关系这样的二元对立范畴概括中国古典诗歌文化的美学特征，实际上是把司空图—严羽—王渔洋这一条探求山水诗缥缈淡远神韵的理论与宋元以来重山林气、书卷气、逸气的士夫画意趣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种美学理念。把“意境”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境界和最基本美学范畴来研究、梳理中国诗歌文化史时，已经超出了这个美学理念的原始生态语境，把它解释为更加具有普适性的范畴，即中国传统美学理想的核心，用来与“典型”对举，形成“中/西”二元对立的美学模式。这种提升和概括在有意无意中遮蔽了中国古代诗歌文化中的集体经验以及歌唱性、现场性、即兴性等原生态特质。
在叙事文学理论方面，“典型”理论的普适性受到了质疑，而在现代主义文学和哲学思潮影响下，强调个体生命体验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哲理又一度成为新的普适性理论。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的文学批评和研究中，一部作品是否以及如何表达了个人的独特生命体验或生存意识，成为新一代文学研究者和批评者评判各种作品的普适性标准。在这种形而上的研究视野中，表达特定文化群落传统和集体身份意识的形而下的文学经验，因缺少个体存在意识的表现而被否定或被忽视了。比如自90年代起逐渐在中国各种文化环境中兴起的区域民俗艺术，如地方性曲艺和喜剧小品、具有民俗特色的电视剧等等，这类文艺活动通常被文艺学界视为“通俗的”、“商业的”艺术而被纳入到文化批判体系中进行分解和阐释，以印证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却忽略了这类文艺活动所蕴涵的特定文化群落中原生态民俗的内在活力和文化价值。
对理论普适性的追求源于古希腊学术传统对“真知识”、“理式”、“范畴”等共相性质的兴趣，在理性主义时代通过数理逻辑等科学范式而获得了合法性证明。文学研究就是寻求文学创作和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似乎成了经典理论观念中不言自明的前提。既然文学活动中可能存在着“普遍规律”，那么作为对文学的价值评判，合乎逻辑地也就存在着普遍的价值标准。歌德的“世界文学”理想由此而得到了理论的肯定。
正是这种对“普遍规律”的兴趣压抑了文艺理论应有的对文学经验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体验和研究，结果是遮蔽了许多文艺现象的特殊意义和特殊文化价值。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文化物种的多样性要求不同文化类型自身价值和目的的合法性，因此也就意味着价值的多元性。而由“普遍规律”派生的普遍价值标准恰恰与文化形态多样性和价值观念多元性的生态特征相矛盾。文艺学要在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环境中寻求发展，就需要形成新的理论意识——超越于理论普适性和美学乌托邦的多样性生态化的理论意识，以“同情的态度”（陈寅恪语）研究民间的、民俗的、特殊文化身份背景的各种非经典文艺现象、观念和价值需要。
总之，文艺发展中的生态问题向经典文艺理论提出了挑战。文艺理论要发展，就必须面对这种挑战，必须在学术研究中形成与文艺生态的多样性相适应的理论意识，即非经典化的文艺研究意识。文艺理论的非经典化并非凭空创造一套新的理论，而是要求将文艺学的视野扩展到生态学、民俗学、民间文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等相邻学科所涉及的各种文学与艺术文化问题中，把经典理论所压抑、遮蔽或排斥的对象和问题收纳进来，构成生态完整的、活的研究语境，从而构造成多样化、生态化的新文艺理论研究领域，使文艺学学科获得新的生命活力。
①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3页。
②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页。
③参见高小康《在“诗”与“歌”之间的振荡》，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④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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