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30年，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的大量引进，对于我们放眼全球，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活跃思维，繁荣文学艺术事业起了重大推进作用。30年的创作实践积累了许多重要经验，其中一条重要经验是：引进西方现代文学艺术，从表现形式到思想内容，必须用民族化的磁石予以磁化，经过选择、改造、创新的过程，使之成为中华民族自己的东西。

　　从艺术表现形式的引进来看，集中体现在叙事方式上，传统的戏剧式的叙事方式虽然依然存在，但是，心理式、意象式、散文式等等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的叙事方式以强大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中国作家，众多中国作家运用西方现代文学艺术叙事方式进行创作，采取了取精、改造、创新，运用民族化磁石予以磁化的方式。

　　我们有不少作品运用心理式叙事方式。小说《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梦也何曾到谢桥》《狗村长》等等，影片《九香》《蒋筑英》《勿忘我》等等，都是运用心理式叙事方式的出色作品。这里涉及意识流方法的运用。意识流方法已成为国际文学艺术现象，不仅欧美作家运用，日本、印度、拉美一些作家也运用，但各有其民族化的特点。西方意识流作品，为表现无意识、非理性，常常有意使方位不明，线路不清，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学则喜欢单纯、明朗，厌恶繁杂、晦涩，因此，我们的意识流作品意识流动起来方位明确，线路清晰。《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写李山在解放战争中支前回返的路上“触景生情”，引发了对抗日战争中一个个充满奉献精神动人事例的回忆，线路、方位如山泉，清澈、澄明。西方意识流作品人物的意识常常在潜意识、性意识中流动。而《冬天与夏天的区别》的人物意识则是在自觉意识中流动。西方意识流作品常常单纯记录人的意识流动，而在《冬天与夏天的区别》中，则是在充分描写感觉世界中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在感官感受中描写一个个生动事例，如何青的可爱，新生的顽强，骡驹的调皮等等，在这些感官感受的生动事例中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使人物意识的流动充实，具体，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重世界轻自我的文化心理。文艺评论家李青把这种运用意识流的方式叫做“东方意识流”，“东方意识流”的出现，说明在意识流方面开始有了中华民族自己的东西。

　　我们有不少作品运用意象式叙事方式。小说《背黑锅的人》《狗熊》《拇指铐》等等，影片《黑炮事件》《黄土地》《良家妇女》等等，都是运用意象式叙事方式的出色作品。西方有些意象式作品，单调，生活现象没有逻辑联系，意蕴表达得晦涩、牵强，没有韵味。我国诗歌创作有着运用意象写作的优良传统。19世纪末，英国的诗歌意象派为现代派诗歌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他们学习我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表意传统，在欧美一度掀起翻译我国古典诗歌的热潮。明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赞扬我国古典诗歌运用意象写作达到“意广象圆”的境界。象圆，表象饱满，丰富多彩；意广，涵藏的意蕴具有广阔而深邃的人生哲理意义。晓苏的《背黑锅的人》，其表象，虽然只写了海燕与孔雀三次通奸，乌鸦三次为海燕背黑锅，但是，要人替背黑锅的具体理由，替人背黑锅的具体原因，事情发现者，发现途径，报复方式，受害境况等等，都写得生动活泼，又各有不同，可谓丰富多彩。在通篇的意象中，自然、贴切地提示了涵藏的基本意蕴——头脑中有逻辑，生活中是没有逻辑的，或者说，头脑中的书本逻辑与生活中的实用逻辑是截然不同的，不醒悟这一点，死抱着书本逻辑不放，就会带来一塌糊涂的惨败——这是每个识文断字的人都碰到的尖锐问题，都必须关注的尖锐问题。可谓意蕴广阔而深邃。

　　我们有不少作品运用散文式叙事方式。小说《吹满风的山谷》《抬头老婆低头汉》《吉祥如意》等等，影片《城南旧事》《猎场扎撒》《青春祭》等等，都是运用散文式叙事方式的出色作品。西方的一些散文式叙事方式的作品常常使人感到烦琐、暧昧和漫无目的，“它太像生活本身，因此它更多是描绘而不是提炼生活的意义”。而我们的一些散文式叙事方式的作品，创造性地借鉴了中华民族关于神形关系的传统美学思想，追求“形散神凝”的境界，即既灵活自由，从容自如，又题旨鲜明，意象贯通。汉代刘安主编的《淮南子》多次提及形神关系问题，赞美有形的广漠宇宙的丰富多彩，同时又强调神主宰形的理念。“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衣向东的《吹满风的山谷》中散的形丰富多彩，充满了诗情画意，蕴涵着不散的神；作品中不散的神，新颖，独特，紧紧统帅着散的形。作品写大西北的一个三名战士的哨所，他们来自三个民族，像一个家庭一样在山谷里寂寞地度过时光，他们被重重叠叠的群山和呼啸不止的山风围困着，平时，一人上哨，一人训练，一人做饭，三班倒，轮流转。可是他们的心情是快活的，心态是平静的。为什么会这样？原来这令人难以承受的孤寂中升腾着诚挚爱心的温暖。这是这篇作品的神、灵魂，统帅着作品的“零零碎碎”，它的发掘，有别于硝烟四起的战争、调兵遣将的军训的军旅文学，是作品意蕴的创新。在它的统帅下，作品中散的形都闪放着真情实意的光彩。

　　从艺术表现内容的引进来看，引进了大量西方现代意识，其中涉及世界观的“本体烦恼论”、历史观的“非人性化”、美学观的“反向诗学”等等。“本体烦恼论”、“非人性化”、“反向诗学”，其合理的内核，揭示了人类在认识自我方面向前突进了一大步，而且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一大步；但是，由于它们过份偏激，绝对化，致使自己又陷入了谬误的境界。因此，必须“去粗取精”，认真挖掘其合理的内核，并加以发展，而不能剜到筐里就是菜。

　　一些作家面对“本体烦恼论”，冷静思考，认真分析，创造性地坚持“去粗取精”，认真关注和正确表现生活中的艰难困苦、烦恼焦虑，更难能可贵的是创造性地突出表现了通过积极创造、主动进取超越艰难困苦、烦恼焦虑的情思。迟子建的《芳草在沼泽中》、兆影的《红豆粘糕和奔跑》等，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芳草在沼泽中》，一个叫刘伟的青年为了解脱工作、失恋带来的浓重烦恼，到一个清静的芦苇区景点去旅游，大自然的陶冶，农村劳动的尝试，特别是芳草洼那个艰苦环境中永远怀着美好的憧憬的女青年，净化了自己的灵魂，超越了烦恼。《红豆粘糕和奔跑》，事事都使“我”烦恼，可是“我”并没有被烦恼击倒，选择了坚持奔跑。奔跑，使母亲摆脱了困境，使“我”有了工作，使“我”摆脱了教练的纠缠。因此，“我”没有远离奔跑，“奔跑的时候同样会获得只有我自己知道的那种愉快”。

　　一些作家面对“非人性化”，严肃对待，认真分析其合理成分，重视自文艺复兴以来在颂扬人的伟大，倡导人的尊严，肯定人的价值的经久不息的声浪中深入洞察到的人性的弱点。在其启迪下，我们的一些作家放眼人类的足迹，在辩证发展中表现人的多侧面对立统一的心灵世界。如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没有通过过滤和净化，使其变成心灵没有斗争，没有波澜，形象没有血肉的神灵；而是按照生活辩证法的本来面目艺术地塑造英雄形象。如《鹏翼徘徊》中的成志超、《D城无雪》中的高非峨、《乡长故事》中的吕龙等等，这些当代英雄，其内心世界充满了创新与守旧、独清与合污、升迁与贬降、公益与私利、新风与旧俗等等多重矛盾，这些矛盾斗争不断掀起心灵的波澜，激起人们的美感，使英雄人物成为一定历史阶段上生动的感人的具体的活人。

　　一些作家面对“反向诗学”，开动脑筋，对其绝对化的形而上学予以批驳，对其合理的成分，如在一定条件下，从丑身上发现美，如同波德莱尔所说的“从可憎的物体上发现魅力”，鲍山葵所说的从丑身上发现“审美上卓越的东西”，则正确对待，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下，创造性地予以发挥。杨少衡的《林老板的枪声》，县长徐启维上任就与县工商联合会会长、民营企业家林奉承开展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林奉承奸狡地用金钱、美女、升迁向徐启维发起猛烈进攻，但徐启维创造性地粉碎了林奉承的进攻，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大力表彰林奉承对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做出的重要贡献，致使林奉承折服得五体投地，自愿捐出八十万元做为民营企业创业基金，“两人渐趋和谐”。韩少功的《报告政府》，作品中的黎国强，因为用刀子捅人入了狱，凭借凶狠做了牢头，可是他身上却闪耀着不少普遍人性的光彩。他看不惯嫖娼犯魏孝贤的大吹大擂，便命令部下用梳子敲其指关节，一直敲到白骨裸露；但对因讨要工资被打，杀了矿主的死刑犯大嘴巴却又喂饭又揉脚，还抬着上厕所，他还对不会说普通话的老光头发威，命令部下打耳光子，等等，从中非常个性化地折射出追求正义、追求人情、追求美好的普遍人性。

　　但是，一些作家却“原装”引进“反向诗学”，绝对化地赞美丑，贬斥美。有的赞美吸毒，有的赞美强暴，有的赞美乱伦，有的赞美偷看女人排便，有的赞美流氓的手淫，等等，不一而足；另一方面，则尽情地嘲弄、戏谑、讥讽崇高、理想、祖国、民族。

      西方现代文学艺术无疑是人类的一笔重要文化遗产，但是对它的引进，绝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核桃栗子一起数，不分青红皂白，剜到筐里就是菜；而必须用民族化的磁石予以磁化，冷静思考，认真分析，理出精华，通过选择、改造、创新的历程，使之成为中华民族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