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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活》：怪诞及其美学谱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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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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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吃最便宜的伙食，精心地俭省每一枚零钱，他的远大志向已经足以将腰杆撑得笔直。《我们夫妇之间》或者《霓虹灯下的哨兵》理所当然地将农民的质朴道德视为抗拒城市资产阶级侵蚀的精神之盾。尽管这些人物的外貌和言行仍然是标准的农民，然而，他们的形象是正剧之中堂堂正正的英雄。这一批小说之中，喜剧因素已经悄悄地移到另一些次要角色身上，例如《暴风骤雨》之中的老孙头，《创业史》之中的梁三老汉，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糊涂涂、常有理、惹不起，等等。当然，这些患得患失与弄巧成拙的倒霉家伙只能是主角的陪衬。他们是一批无法转化为英雄的下角料，仅仅负责提供制造气氛的花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转折并未摧毁这种正剧模式。梁生宝或者朱老忠的性格和气质仍然延续到周克芹、路遥或者张一弓笔下。尽管如此，回忆这个时期文学史上的农民，没有人会遗忘陈奂生。这人憨厚的农民活跃在高晓声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之中，令人捧腹，同时又令人心酸。分析这个人物形象时，许多批评家意识到陈奂生与阿Q“精神胜利法”之间的渊源关系。然而，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另一点是，高晓声恢复了鲁迅赋予阿Q们的喜剧因素。笑声――即使是含泪的笑――再度表明，叙事人的高度又一次跃居陈奂生之上。当然，大半个世纪之后重新出现的笑声包含了更多的内容。这种笑声意味了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的回转，这也是八十年代被称为“新启蒙”的原因。另一方面，陈奂生显然是从老孙头或者梁三老汉之间走出来的。他们担当文学主角包含了作家的重新认识：这些次要的角色并非无关紧要，他们才是乡村令人关注的大多数。
《陈奂生上城》之中，卖油绳、买毡帽、住旅馆的陈奂生制造了一系列的笑料。令人咋舌的旅馆收费和坐不瘪的沙发映照出陈奂生身上不可掩盖的土气。亚里士多德早就发现，如同骗子或者小丑，“乡下人”始终是喜剧人物的一个原型。[9]《红楼梦》之中的刘姥姥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著名例子。这不仅证明了古今中外的城乡差别，同时还证明了城市对于乡村的蔑视。令人感慨的是，大半个世纪以来，左翼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从丁玲到浩然的一大批作家并没有彻底铲除城乡差别的意识形态。一旦温度合适，城市对于乡村的蔑视立即故态复萌。这远远不是一种行将就木的传统观念。事实上，愈演愈烈的城乡二元结构有力地支持这种意识形态源源不断地生产。
喜剧因素显然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美学代理。当然，“喜剧”这个美学范畴背后存在种种分歧的涵义和不同的展开。从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杨争光的《老旦是一棵树》、余华的《活着》到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隐藏在笑声之后的人生况味并不一致。然而，更多的时候，农民的喜剧沦为没有人生况味的滑稽――尤其是在大众传媒之上。电视节目的黄金时段，古装的皇帝和格格们进行了盛大演出之后，警察和商人开始抢滩。如果农民企图跻身摄像机关照的圈子，竞争的资本唯有博得人们开颜一笑。电视剧《刘老根》的成功得益于赵本山的喜剧天才，《超生游击队》式的小品几乎构成了农民的固定形象。对于文学说来，农民仿佛是一个枯竭的矿藏。从“新新人类”、“小资”、“个人化写作”到“下半身”，种种稀奇的口号都有可能进入文学灵光一闪。然而，农民形象似乎丧失了文学号召力。一些作家仍然在顽强地坚守，但是，这一部分文学无法有效地集聚大众的目光，掀动一个新的潮汐。这与社会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三农问题”、农村义务教育到催讨农民工工资，城乡二元结构再度成为众多理论非议的焦点；相对地说，文学的声音相当微弱。网络上流传甚广的段子显示的仍然是俏皮和机智：“……俺们刚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了；俺们刚刚娶上媳妇你们又独身了；俺们刚刚吃上糖你们又糖尿了；俺们刚刚拿白纸擦屁股你们又用它擦嘴了……”
这就是阎连科面对的文学账本。阎连科承认，“离开乡土我是无法写小说的”，[10]可是，阎连科不想重复现实主义的正剧模式。前所未有的经验把他推入一个文学的绝境：“一切现有的传统文学手段，在劳苦大众面前，都显得简单、概念、教条，甚至庸俗。今天，我们的一切写作经验，都没有生活本身更丰富、更深刻、更令人不可思议。一切写实都无法表达生活的内涵，无法概括‘受苦人的绝境’。” [11]阎连科对于现实主义的非议拥有多少普遍意义，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派生出来的另一个事实：阎连科转身续上了喜剧这个谱系。也许，阎连科不得不承认令人痛心的现状――城乡之间的等级差异。“乡下人”的高度的确低于平均水平，叙事人的确有理由在俯视之中发出讥笑。这个意义上，喜剧形式是一个历史的必然。然而，阎连科还想继续证明，这并非欢乐的笑声，必须在笑声背后感到不可释怀之痛。换言之，阎连科接受了喜剧形式的同时又力图突破笑声可能产生的遮蔽。这就是阎连科将喜剧拓展为怪诞的依据，他不惜以超现实的夸张实现怪诞的美学效果：“这既是一种全新的方式，也是一种更真实地接近某一种社会的真实。”[12]从喜剧到怪诞，在笑声之中兑入不安和恐惧，令人强烈地感到某个地方不对头，甚至整个世界发生了某种畸变――开始注视农民的时候，这就是阎连科迫使人们承受的特殊体验。
三
之所以从叙事人与被叙述对象的相对位置分析喜剧问题，因为涉及农民形象在普遍认识之中的沉浮起伏。回到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农民形象的喜剧风格同时显示了另一个重要迹象：知识分子的行情重新上涨。
相传，形容枯槁的屈原在江边遇到渔父。渔父问他“何故至于斯？”屈原认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他苦恼不已的理由。于是，渔父一笑而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相对于《离骚》的固执和痛惜之情，《沧浪之歌》表现的是村夫野老的通脱和达观。无论这是不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第一次文学相遇，二者之间的差异立即形成一个对比性结构。大众的心目中，知识分子是迂呆的腐儒还是高风亮节的殉道者？事实上，不同的历史时期决定哪一种知识分子的形象原型占据上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在慷慨悲歌之中复出。这时，屈原的形象以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得到了频繁的援引。王蒙、谌容、丛维熙、张洁等一批作家提供了一批性格各异的知识分子形象。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之中，那个在泥泞之中旋转的头颅无疑是知识分子的象征。“知其不可而为之”，头颅嘴里冒出的这句话是知识分子性格的深刻注解。
殉道者形象的破碎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情。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与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可以视为这个事件的显目标志。两部小说发表之后，一些人兴高采烈地宣称：这才是真正的现代主义。产生这种感觉的主要原因是，一种新的美学因素大规模进入了小说――反讽。的确，反讽所包含的自贬、玩世不恭、调侃以及无奈均是现代主义的惯常格调。然而，现今看来，《你别无选择》与《无主题变奏》隐含的另一个事实未曾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两部小说的反讽对象均是知识分子。这形成了文学对于知识分子的一次美学攻击。
反讽，言此而意彼，话语的表面涵义与真正的所指形成了一个巧妙的颠倒。佯装的赞美、颂扬与否定的潜台词距离越远，反讽的张力越大，效果越显著。通常，与喜剧的叙事人相似，反讽者拥有智力的优势。一些自作聪明的角色懵然无知地被反讽者绕进一个圈套，遭受取笑、捉弄、奚落、讥刺，甚至始终无法自知。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角色现在轮到知识分子了。刘索拉那里，音乐学院的一批疯疯癫癫的教授和学生丝毫没有显示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气息，圣化知识分子的倾向遭到了狙击；徐星刻薄地嘲笑知识圈的种种矫揉造作习气，揭露出清高的外表背后存在的利欲之心。刘索拉和徐星并非义正辞严地积聚足够的愤慨，反讽提供的是挖苦和嘲弄――这种机智的修辞不时会漾起会心一笑。《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之中，一批知识分子活动在叙事人居高临下的目光之中，渺小，猥琐，可笑。
刘索拉与徐星之后，王朔是公然鄙视知识分子的另一个作家。他甚至因为自己不得不成为知识分子而懊恼。在他看来，许多知识分子热衷于将“知识变成了恃强凌弱的资本”。[13]知识分子的狭隘和自以为是令人讨厌，王朔的一批小说和文章始终将矛头对准他们。反讽是王朔的拿手好戏，这种语言风格甚至使王朔得到了“痞子文学”的绰号。王朔的反讽擅长玩弄政治辞令。他时常大词小用，在大字眼、大口号与小人物、小动作的不协调之间形成反讽。这种反讽有效地瓦解了人们对于政治辞令的敬畏。谁是这些大字眼、大口号的爱好者？他们是王朔所厌恶的“导师型”的人物。《顽主》充满了众多导师训诫的戏仿。这些人多半是知识分子。他们口若悬河，不断地生产种种漂亮的言辞，但是，他们的内心隐藏了各种不可告人的动机，虚伪而卑劣。王朔甚至不愿意给作家――文学知识分子――开一扇后门。《一点正经没有》之中，一个人物用深思熟虑的口吻宣布结论：如果一个人既无能又无廉耻之心，那么，当一个作家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如同农民形象的喜剧因素隐含了特殊的涵义，知识分子形象与反讽的频繁联系同样预示了某种危机。殉道者形象的光圈开始黯淡，“伟大”以及“神圣”之类的形容词成了一种不实的粉饰。“导师”的形象如此可笑，知识分子还能胜任大众启蒙者的职责吗？显然，王朔的道德谴责仅仅是危机的一角。更为严重的危机是内心的匮乏。殉道者打算为真理而牺牲。但是，尼采宣称要重估一切价值之后，什么是真理？种种形而上学体系陆续崩溃，真理问题成为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困惑。许多知识分子在后现代主义气氛之中不知所措。理查德?罗蒂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解释了反讽。在他看来，不存在形而上学真理。外部世界或者所谓的“人性”以及“自我的最深处”都没有形而上学的基础。人们所信奉的核心信念取决于社会和历史环境的临时机缘。如何选择各种语言或隐喻描述世界？世界根本无法提供一个超越语言――例如“事实”或者“实在”――的标准作为依据；人们只能在不同的语言或隐喻之间比较权衡。因此，终极语汇同样不存在，使用另一套语言从事再描述是寻常可见的事情。再描述可能质疑既有的价值观念，使神圣转为可笑，肃穆化作滑稽。这即是罗蒂所谓的反讽：拿一套新语汇对抗旧语汇。罗蒂认为，“反讽主义者……始终意识到他们自我描述所使用的词语是可以改变的，也始终意识到他们的终极语汇以及他们的自我是偶然的，纤弱易逝的，所以他们永远无法把自己看得很认真。”[14]
显然，反讽首先表明一套传统价值观念的解体。作家伸出语言的触角探索另一个世界――他们试图以另一套价值观念嘲弄现状。罗蒂意义上的反讽意味了终极价值的匮乏，人们不断地使用另一套语言试探新的价值观念是否成立。尽管罗蒂以一种哲学家的睿智论证了反讽的必然出现，但是，许多人还是对终极价值的匮乏深感焦虑。如果考虑到近期的一个例子，“人文精神”的倡导和辩论即是焦虑的表征。历史的剧烈转折与知识分子边缘化――王朔意识到的问题，“人文精神”的倡导者也意识到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前者亮出的是反智主义的反讽锋刃，后者渴望的是重树“人文精神”的旗帜。某种程度上，后者仍然保存了公共知识分子面向世界宣谕真理的姿态。
不少人觉得，后者这种传统的姿态远不像反讽那么富有魅力。反讽提供的机智、俏皮、调侃、幽默――这一切都比一本正经的号召和宣讲有趣。那些表情深刻、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缺乏的是辛辣的嘲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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