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明治维新(1868)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历程，它迅速选择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国家走过的道路：首先是国内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接着是为了掠夺资源而贪婪地向外扩张，通过武力来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从甲午战争以后，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拥有了包括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东北三省(满洲)、朝鲜半岛等地区和国家在内的主要的殖民地。1937年，更进一步全面侵华，试图建立日本历史上最大的统治“版图”。在这个版图上，它开始野心勃勃地构建起一套“现代国家”的制度——包括在“经济统合”的层面上建立一套现代化的交通网、土地制度、租税、市场和统一的货币一度量衡；在“国家统合”层面上建立一套“现代化”的宪法、国民议会、政府、地方自治体、裁判所、警察一刑务所、军队等；在“国民统合”的层面上建立一套“现代化”的户籍一家庭、学校一教会、博物馆、新闻等；最后，在“文化统合”的层面上，则试图通过其“现代化”的教育制度，通过强制性地推行“国语”，而创造“现代”的文学、艺术等等[1]——这些“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国民观念和文化观念，是文艺复兴，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后西方现代国家的主要特征。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当日本试图通过这些“现代化”手段来圆自己的“强国梦”时，它却采取了对自己的“内地”与“殖民地”分别对待的双重标准：不是要有“国民议会”和“地方自治”吗?然而，当林献堂、蒋渭水等人策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时，却被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警察法提起公诉(1924年)；不是需要有“国民”的“言论自由”与“政治平等”吗?可是当《台湾民报》于1927年8月由东京迁到台湾发行以后，有关民族问题和社会运动的言论和主张，都被台湾总督府的“文化统合”政策给“统合”掉了[2]。
　　日据时代的台湾，面对的正是这些“统合”的压力。而台湾文学也正是在这些权力的压力下，积极参与了本民族的文化启蒙与解放运动，它也充分利用了“现代性”的策略，来消解这些压力。在20世纪20年代，是赖和为代表的台湾作家以中文来抵抗日本统治者的“文化统合”，直接地抨击了日本人建立的所谓的“现代制度”，譬如《一杆秤仔》对于“度量衡”和“警察制度”之虚伪性的无情揭露。到了三四十年代，面对日本统治者强行废止汉文，推行“皇民化运动”，台湾知识分子退而采取了间接的文化抵抗。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使用日语创作的台湾作家。他们使用殖民者的语言来描写本民族的生活，创造了另外一种文学的、文化的想象，并逐渐形成了一条用“弱小民族”的“现代性”来对抗统治强权的“现代性”的左翼的现实主义传统。
　　日据时期，尤其是战时(1937—1945)使用日文创作成就较高的几个作家(如张文环、龙瑛宗、王昶雄等)当中，吕赫看(1914—1951)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位。他的身世，在林至洁编译的《吕赫若小说全集》[3]出版之前，我们知道得不多；就是关于他的作品，大陆的了解恐怕也不能说十分透彻。我对吕赫若感到兴趣，其一由于他对当代台湾作家的影响。他的《牛车》[4]所描写的30年代社会变革中的乡村背景，在六七十年代仍然成为王祯和、黄春明重新表现的对象。这不仅仅是某种文学母题的延伸，也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在不同时期的作家作品上面的投影。其二由于他的写作方式。他的日文写作和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情结，或者说，日文的表现形式与中国的内在焦虑，这两者构成的张力，展现出殖民地时期台湾知识人的更为真实的处境和精神结构。在这一点上，他虽然不像龙瑛宗那样以十分典型的市镇“知识人”味道的作品(如《植有木瓜的小镇》)作为自己形象的标记，却以更加独特的视阈，例如女性主义视点和“家庭一民俗”小说，为那个时期作了文学的见证。其三是他与大陆发生关系的方式。他是最早由胡风翻译介绍给大陆读者的台湾作家之一。一个日据时代的台湾的中国作家却必须经由他的同胞借助“日文”来认识，他们在失去母语的状态下用日文写作属于自己的而不是日本的文学，这种凝聚着历史、语言与精神之创伤的、令人感到悲凉而沉重的文学“十字架”，无疑令人深思。最后是他的特殊的境遇。他像许多左翼人士那样，成为国际性冷战政治下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品。因此解读这个文学的“十字架”是很有诱惑力的。

一、殖民地文学的语境

　　阅读吕赫若与其他日据时代以日语为媒介的台湾作家的作品，可以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是作品的“所指”层面，也就是其内容本身所揭示的意义；其二，是作品的“能指”层面，亦即它所使用的媒介或语言形式所具有的意义。前者可使我们了解到吕赫若如何用他的眼睛、心灵去关注台湾的社会、经济、道德、伦理、家庭、女性等问题，细致地观察着这些问题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条件下所经历的历史性变化及其这些变化对人们的影响；后者又可让我们感觉到非母语的语言，亦即殖民者的语言如何在影响着他去表现描写这一切。当日本的殖民者希望通过日语教育，通过“同化”政策，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时，被统治的民族，却用了统治者的语言来表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想象。因此，他们实际上消解了殖民者建构的“文化共同体”的神话。
　　1935年，当胡风开始向大陆读者介绍台湾、朝鲜的“弱小民族”[5]文学时，他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胡风为当时的《世界知识》杂志译介的小说，第一篇就是杨逵的《送报夫》。后来他将这些小说结集成为一部题为《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6]的书，收入了三位朝鲜作家的四篇作品，其中有张赫宙的《山灵》、《上坟去的男子》；李北鸣的《初阵》和郑遇尚的《声》。被称为“台湾第一才子”的吕赫若的《牛车》也是最早被胡风收入《山灵》中的台湾作品之一。胡风还收入杨华的《薄命》(作于1935年1月10日)作为“附录”。除了《薄命》是原载于《台湾文艺》第2卷第3号(1935年3月出版)的中文原文外，所有作品均译自日文。那么，胡风是在什么样的语境里译介台湾文学的呢?他在《山灵》的“序”里说：
　　好像日本底什么地方有一个这样意思的谚语：如果说是邻人底事情，就不方便了，所以我把那说成了外国底故事。我现在的处境恰恰相反。几年以来，我们这民族一天一天走近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前面，现在且已到了彻底地实行“保障东洋和平”的时期。在这样的时候我把“外国”底故事读威了自己们的事情，这原由我想读者诸君一定体会得到。附录一篇，连标点符号都是照旧。转载了来并不是因为看中了作品本身，为的是使中国读者看一看这不能发育完全的或者说被压萎了形态的语言文字，得到一个触目惊心的机会。……
　　胡风的这篇短序写于1936年3月31日《山灵》出版前夕，也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一年。他之所以把“台湾”、“朝鲜”那样的“外国”的故事读成自己们的事情，正是由于他已经预感到中国在所谓“保障东洋和平”的神圣幌子下面已面临着与“台湾”、“朝鲜”同样的命运。他从上述的日文小说当中，感受到了日本统治下的殖民地人民在“庞大的魔掌”下面挣扎，忍受痛苦并已“觉醒、奋起和不屈的前进”。从杨华的中文作品《薄命》胡风还感觉到了“不能发育完全的或者说被压萎了形态的语言文字”带给他的震撼。虽然他没有去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也没有从台湾作家与朝鲜作家之被迫使用日文来创作这一现象去专门剖析失去母语的“弱小民族”的处境，然而从作家作品的语言层面，他看出了深藏其中的精神的创伤。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眼界[7]。
　　胡风从“左翼文学”的立场出发，将“弱小民族”的作家作品放在一起考察，尽管所译介的仅有寥寥几篇，却可从中读出30年代特殊的语境，读出当时同样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和朝鲜在“现代化”日本权力宰割下的悲哀。最值得一提的张赫宙的作品《山灵》[8]。《山灵》描写现代化火车、汽车涌入朝鲜乡村之后，农民日益贫困，从自耕农堕到佃农以致贫农，最后被迫从平原逃往深山，沦为穷苦的“火田民”。小说描写的少女吉仙一家，从平原地区的乌川村流落到山区奔流溪的“火田村”，为了寻找可以种地的“火田”，不断迁往深山，终于在冬天的山上一个个饿死冻死。为了还债，吉仙毁灭了自己的爱情的梦幻，被迫卖身给老地主金丙守，过着备受折磨的生活。张赫宙笔下描写的极其艰难的自然环境与朝鲜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的险恶的社会环境，无疑是殖民地的典型环境。这是胡风编译的《山灵》所提供的“弱小民族”文学的景观，它表明，殖民地文学的现代性，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以本民族为主体的反省的能力与批判的性格，它的启蒙的性质，恰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非人性的一面，形成强烈的质疑与对抗。吕赫若的《牛车》正是在这一景观中被大陆知识人所读解的。
　　在吕赫若写于战前(1934—1937)和东渡日本时期(1939～1942)的作品中，我们读到的，大抵是与张赫宙作品相类的题材。这些小说几乎一致地流露出他对个人在社会变革时期的命运、婚姻家庭和女性在社会悲剧中的角色和地位的浓烈兴趣。他的处女作《牛车》19]和《暴风雨的故事》[10]中的小人物，与张赫宙的《山灵》小人物一样，面对“工业化文明”带来的日渐穷窘的生活，一筹莫展。这是殖民地人民必须面对的双重困境：一面是殖民者直接的权力压迫和歧视，一面是殖民者的“现代文明”给原来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生产结构带来的毁灭性的打击。作家对殖民统治者所带来的所谓“现代文明”的抨击，是从生活的侧面来展开的。《牛车》中依赖传统的牛车为生的杨添丁，根本弄不清他的生活为什么每况日下?为什么起早贪黑地勤勉工作，也无法避免日趋贫困的结局?他没有任何力量抗拒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借助“国家”的权力强行入侵他的平静的乡村生活。惟一的命运就是被生活挤垮，终于只能依靠妻子出卖肉体来谋生，沦为任凭妻子毒詈的“男奴”。当他不得已去偷鹅时，却被自己视如猛虎的“大人”抓了起来，从此音讯杳然。1934年秋的《暴风雨的故事》也写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迫于生活而被地主宝财强奸的罔市，一直隐忍着自己的屈辱，企图以此作代价，使贪婪的宝财稍微放松追索因暴风雨的袭击而难以交纳的田租。但这种交换最终还是以罔市的失败而告终。罔市怀着对宝财的愤恨和丈夫的内疚自杀。丈夫对她蒙受的耻辱非但一无所知，还责骂她对宝财的“不敬”，惟恐由此开罪宝财，失去租种的土地。这两篇小倔精细地描写了殖民地台湾农村的困境，对女性为生活所做的牺牲和男性因维生而弱化的性格，有非常深刻的观察。
　　在30年代的语境中，受侮辱受压迫的下层社会的女性和追求自由的知识女性是常见的人物形象。与吕赫若的小说经常出现乡村小人物和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一样，这两类女性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婚约奇谭》[11]就塑造了类似娜拉的时代女性的形象琴琴和两个性格、品德完全不同的知识青年，诚实的春木和虚伪的明和。纨绔子弟明和为了追求琴琴，千方百计地投其所好，也去接近春木，阅读当时进步青年必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的进步行为迷惑了琴琴，终于同意与他订婚。明和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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