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手后，很快就露出了卑鄙的性格。这篇作品很容易让人想起张赫宙的《上坟的男子》的三人结构。《前途手记——某一个小小的记录》[12]写一个由妓女从良，嫁给有钱人家做小老婆的女人淑眉，一直希望怀上一个孩子，以改变自己在夫家的地位。为此竞去吞服从庙里带来的草根或香灰等物，最后却得了腹膜炎，哀哀死去。《女人的命运》[13]也是叙述一个善良的舞女最终被无情郎抛弃，因而决意“堕落”的故事。女主人公双美原是艺旦，爱上高等商业学校毕业的白瑞奇后，怀抱着建立美满家庭的梦想，与他同居，并辞去了艺旦的工作，改做舞女。后来，白瑞奇失业，她亦一心一意，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不想白瑞奇在拉保险时，遇上一个有钱的寡妇，被寡妇的家产打动了心，抛弃了双美。双美绝望之下，决定毫无顾忌地去当妓女，且计划着也让自己的女儿去操这种受人侮辱的职业，并让人人都知道她是白瑞奇的女儿，用这种自虐的方式来报复薄幸的白瑞奇。《蓝衣少女》[14]写了艺术追求与庸俗现实之间的冲突。《春的呢喃》[15]、《田园与女人》[16]是“台湾女性”的系列小说。吕赫若用十分细腻的手法，通过从东京回来的青年音乐家江伯烟的视角，刻画了两个性格迥然不同的知识女性，这种强调自由恋爱、自主意识的作品，是30年代文学常见的。然而，吕赫若的日文表现形式，使之具有一种细腻哀婉的风格。关于台湾新女性的形象，还见于后期的小说《山川草木》，这其实是吕赫若对其东渡日本时期的生活的一种回顾。因为写于战时，小说已经很明显地从原来的浪漫的“理想”退回严酷的“现实”之中了。
吕赫若同意这样的观点：文学“不是要制造擅长写作的专家，而是要制造出人类”。他说：“这个‘人类’是指关心文学以前的生活态度，能掌握住生活的‘真’之人类。”[17]他所表现的生活之“真”是什么呢?从上述早期的作品看，每一篇的小说都包含着一种人与环境的某种难以逃脱的宿命关系。那些在历史行进中的受到压抑的小人物或知识者，一方面无法抗拒社会的悲剧和历史悲剧；另一方面却也没有在自己的悲剧命运中放弃那种草根般的坚忍不拔的生活态度。事实上，作家借助了小说的“虚构叙事”创造了另外一种特殊的富有象征意义的“历史叙事”，这是殖民地时期台湾作家非常独特的文化想象方式。
二、殖民地文学之叙事策略
吕赫若1942年从东京回到台北，在《台湾日日新闻》、《兴南新闻》当新闻记者。曾经是他的主要阵地的《台湾文艺》(创刊于1934年)，坚持到1936年8月发行的第3卷第7、8期合刊后，已经由于“异民族统治者的加紧压迫和自身的经济条件以及文学同志等的离开台湾”终告停刊。[18]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压抑的战时体制下的“皇民化”环境。这时候很多中文杂志都被迫停刊(譬如杨逵夫妇创办的《台湾新文学》1937年停刊)。战时的岛内，只剩下两个互相对立的文艺杂志。这就是由日人西川满主编的《文艺台湾》(创刊于1940年)和稍后由台湾作家张文环主编的《台湾文学》(创刊于1941年)。《文艺台湾》是“台湾文艺家协会”的刊物，提倡“外地(殖民地)文学”，注重异国情调，邀请的台湾作家有：杨云萍、张文环、黄得时和龙瑛宗等。张文环在脱离台湾文艺家协会后，也脱离《文艺台湾》社，自己组织启文社，于1941年5月创刊了《台湾文学》。该刊以张文环、吕赫若、吴新荣等作家为主，也网罗了“放送局”(广播电台)文艺部的中山侑、坂口褥子等日本作家。
在极端权力的压抑下，台湾作家的创作呈现出微妙复杂的现象。既要使用殖民者强迫使用的语言作为表现的媒介，又要坚持存在骨血之中的民族的立场，作家们除了不得不虚与委蛇，写些官样文章，一个重要的文学策略就是将叙述的焦点转移到民间的民族的生活。这样，日语的表现形式，实际上并不能“改写”它所表现的生活。从媒体的分析的角度看，张文环主编的纯日文《台湾文学》的内容，大抵关涉到纯粹台湾本土的生活。特别是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里的家庭、婚姻、民情民俗，成为这个时期十分关注的焦点。我们从以下这些罗列出来的篇目中可以体察到铰用日文写作的台湾作家们的良苦用心：
1941年6月创刊号发表了张文环的《艺旦之家》，在题材上它是吕赫若《女性的命运》(1936)的继续；9月号有陈逢源撰写的《梁启超和台湾》和黄得时的《台湾文坛建设论》，并有张文环的《论语和鸡》，巫永福的《欲》等，把台湾与大陆的关系用另外一种表达式表达出来，第2卷第1号把中村哲的《关于昨今的台湾文学》放在头条要目。创作有张文环的《夜猿》等。同时也有王井泉的论评《大东亚战与文艺的使命》，通过演艺的问题来谈战争与文艺的关系，文章不是很长，标题却很突出。可以看做当时“皇民化”语境的产物。1942年4月第2卷第2号有吕赫若的小说《财子寿》和张文环的《顿悟》，前者从题材上开了解剖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风气，它是：1942年7月第2卷第3号发表的张文环《阉鸡》的先声。同期，杨逵的《台湾文学问答》被放在“评论”栏里，这是继黄得时、中村哲之后又一次反省“台湾文学”诸问题。1942年10月第2卷第4号发表了吕赫若的《风水》、张文环的《地方生活》和黄得时的评论《鞔近台湾文学运动史》，再次暗示了杂志的本土化追求。1943年1月第3卷第1号很有意思，日本作家的作品和评论文章占了大多数．小说方面只有吕赫若的《月夜》一篇是台湾作家写的；其他为和田漠的《食老》、中山侑的《午后的雨》、折井敏雄的《墓标搜女》。评论方面有中村哲的《台湾文学杂感》、泷田贞治《关于现阶段台湾戏剧》。散文如池田敏雄的《本岛人女性与爱情》、今井繁三郎《香港的侨民》、黄启瑞的《田园杂感》都值得注意；最引人注目也最敏感的问题是本期刊出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特辑”，其中包括大会的报告讲演会、速记抄和滨田隼雄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成果》、西川满的《从文学者大会归来》、龙瑛宗的《道义文化的优越地位》和张文环的《从内地归来》等文章。即使是以描写“没有做人的条件”为己任的民族主义者如张文环者，也不能不在压力下表态“效忠”了。但接下来的第3卷第2号(1943年4月发行)，立即刊出了“赖和先生追悼特辑”，发表了杨逵的《回忆赖和先生》、朱石峰的《怀念懒云先生》、守愚的《小说和懒云》以及赖和的文章《我的祖父》(赖和的文章原是中文，由张冬芳译为日文)，对不屈的台湾精神之象征的赖和的追悼，自是意味深长。本期的创作有吕赫若的《合家平安》，此外是日本作家的作品，如吉村敏的《敌忾心》、野田康男的《心象》等。本期涩谷精一的《日本精神》也是战时鼓吹“大东亚精神”的文章之一，再次提醒“皇民化”的语境。第3卷第3号(1943年7月发行)黄得时的《台湾文学史序说》大概司算是较早的论述台湾文学史的文章之一；本期的小说创作除了一个日本作家之外，其余都是台湾作家，有：张文环的《迷儿》、吕赫若的《石榴》、龙瑛宗的《莲雾の庭》、王昶雄的《奔流》等。1943年12月发行的第4卷第1号继续刊登黄得时的《台湾文字史》，另外有“台湾决战文学会议决议”、“第一回台湾文学赏发表”的消息。小说有吕赫若的《玉兰花》，其余均为日人作品。
从吕赫若个人的创作活动来看，1942年4月，发表了《财子寿》[19]，这篇小说和后面的《合家平安》被吕正惠看做“最成熟的社会小说”，认为它描写了旧地主世家的“败德史”和它的“历史性的没落”[20]，成为本时期台湾作家最关注的题材之一。7月，他参与筹组了“厚生演剧研究会”，并从9月3日起五天，在台北市永乐座公演同样是以台湾乡村的民情民俗为表现对象的《阉鸡》(本作7月发表，张文环原作，林博秋编剧)。8月，发表《庙庭》[21]，这篇作品与后面的《月夜》一样，对妇女无法选择的悲剧命运有最震撼心灵的表现。lO月同时发表了《风水》[22]和《邻居》[23]，《风水》中的周长乾、周长坤兄弟俩在为已故父亲捡骨迁坟上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淳厚的道德古风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冲突，吕赫若借助这场纠纷，写出了台湾乡村互相矛盾的人情淳厚和世道浇漓的面相。《邻居》写一对无法生育的日本夫妇，一厢情愿地认领一个台湾孩子为养子。小说从“我”的叙事角度，侧面描写了这对夫妇的热心善良，因而从开始时的戒备转为亲近，最后竟有些舍不得他们迁走了。然而小说也暗示：孩子的亲生父母，实际上并未答应把孩子真的送给他们。1943年1月，发表《庙庭》的续篇《月夜》[24]。4月，发表《合家平安》[25]，描写了台湾大家庭因为家长吸食鸦片而家道中落、总算振作中兴之后，偏又固态复萌，流露出作者对人性与家道的兴衰的一种无奈和悲悯。7月，发表《石榴》[26]，对人生风雨中的兄弟手足之情，有相当感人的表现。这些作品表现的都是家庭中的伦理和人性问题。12月，发表《玉兰花》[27]，这是自《邻居》之后第二次涉及日台关系的题材，小说出现了一个令人亲近的日本人铃木善兵卫与“我”的一家的亲密感情。这篇小说和《邻居》一样，由于写在战时，又不像杨逵的《送报夫》那样有明显的左翼的阶级意识，很容易被看做“皇民化”运动的产物。1944年3月出版了小说集《清秋》，5月发表了《山川草木》，作品中的知识女性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如何安详面对命运的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对艰辛的生活，劳动的神圣，活着的庄严，开始成为小说很重要的主题。12月，发表《百姓》[28]，日本战败前的1945年8月，发表了《风头水尾》[29]，这篇作品对人如何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生存，有着并不浪漫的冷静的叙述。显然，他的创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在这个非常时期达到了高峰。这种突然激发出来的创作的热情，是否源于外界的压力，已不可考。然而，吕赫若运用日文叙事的冷静笔触和关注现实问题的创作倾向，显然是战时台湾文学最令人瞩目的景观。
通观他这个时期的创作，除了《邻居》、《玉兰花》用细致委婉的曲笔，来表现台湾人与日本人友好相处的生活情景，《百姓》一篇，写在“敌机”轰炸危机情况下，曾经反目成仇的两家人相濡以沫，尽释前嫌，颇有兄弟睨于墙，同仇敌忾的味道，大概可以看做“皇民化”语境中的产物，其他作品，特别是那些真正代表了他的创作风格和成就的作品，都没有把笔触放在那种炙手可热的鼓吹“皇民化”运动的题材上，而是转向台湾社会家庭、婚姻与民情风俗的深度描写。正如吕赫若的《牛车》率先关注社会变革中小人物命运，《女人的命运》(1936)将笔触伸进下层妇女的生活，成为同样题材的张文环《艺旦之家》(1941)的先驱，他在：1943年11月获得第一回“台湾文学赏”的作品《财子寿》(比张文环的《阉鸡》早三个月发表)，也首开战时描写乡村社会家庭伦理崩溃过程的风气。当我们在《台湾文学》读到《财子寿》和《阉鸡》，在第2卷第4号(1942年10月)上同时读到张文环的《地方生活》和吕赫若的《风水》，我们对战时台湾日语作家在“皇民化运动”的严峻压力下所进行的民族文字活动，对于异族语言所无法改写的民族心灵，不禁充满了由衷的敬佩。
三、跨越殖民地的苦难历程
战后的吕赫若担任《人民导报》新闻记者，1947年当选“台湾省艺术建设协会”候补理事。1949年担任台北第一女中(北一初中部)音乐教师。但这些经历并未给人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倒是作为一个“苦难的作家”所留下的最后的几篇作品，以及他的谜一般的消失，使人产生“却坐促弦弦转急，悽悽不似向前声”的感觉。
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吕赫若像许多台湾作家一样，面临着新的语言问题，他很快就完成了从使用日文到使用中文的转变。在他1946年以后的未免于幼稚的中文作品中，一改日据时期专注于“家庭一女性一民俗”题材的探索而讳言“政治”的习惯，直接在小说中表现“皇民化运动”中台湾人的精神扭曲。作品风格由劂∈从容舒缓的叙述，转而为急促的变调，充满直白、明显的讽喻，与日文写作的含蓄冷静的文风迥然不同。一种反叛的、反省的情绪弥漫在字里行间，在战时曲笔写成的《邻居》和《玉兰花》相比，对日本人的皇民化运动的厌恶开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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