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港文学的研究和讨论，在20 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的十几年间，曾经盛极一时。在大陆内部，各种与之相关的文学研究系、所相继成立，报刊上关于香港文学研究的文章纷纷出现，大批与港台有涉的文学研究项目启动，一时之间，用文学评论家黄子平的话说，港台文学研究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1 ] ( P17) 。个中的原因其实也非常清楚:因为文学以及文学史书写作为“重现”或“抗拒”某种身份认同的重要场域具有无比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重要性。时间已经标示了研究的指向，“统一”和“回归”是其隐含的目的和主题———香港文学何时、怎样汇入中国文学的主流成为研究课题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这个大前提下，研究者们讨论香港文学的个性特征，清理香港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作品、人物、事件，评说香港文学的成就与不足，书写着他们笔下的香港文学史。在他们先在的概念和知识背景里，香港文学是从属于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是在香港发生罢了。与此同时，在香港本地，也有相当多的关于香港文学、文化研究的计划和项目展开，他们有感于“1997”的来临，以香港本土的在地诉求质疑前述种种关于香港文学及因“国家论述”而转写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展开他们关于香港文学、文化暧昧复杂的感情。但有意思的是，这些不同趋向的关于香港文学史的讨论，仍然是以五四新文学兴起的所谓“现代”为皈依的，那么，当时间又过去快十年了，香港文学研究的热潮及其成为热潮的原因都早已消散，作为呈现不同共同体中介的香港文学讨论也该归真返璞了———虽然，所谓“纯文学”大抵也是在某种理念下建构的结果。我们的问题在于，对于香港文学而言，这一个“现代”文学的几种不同的写法还有什么意义? “回归文学本身”———回到香港文学发生的历史中去，我们或许能看到它背后所暗含的另外的问题。

对于今天比较流行的文学观念来说，20世纪中国新文学是以五四新文学为肇始的。五四时期所致力的启蒙运动，所标榜的自由、民主，所展开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尤其是其个性觉醒的原则、对个性的张扬，更标示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界限，也建立了20 世纪中国新文学精神传统的内核。一代学人书写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起点和标尺就以他们各自对五四的不同理解而建立。他们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20世纪中国文学，他们当然地以这样的眼光去观察、审视作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香港文学。香港文学的历史就此命定了。于是，在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格局里，大同小异地，进入20世纪以后的香港文学都少不得一个“新文学”的概念: 1917年的文学革命—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香港新文学的萌芽和发展……如此依例写来。也因此，1927年鲁迅的香港讲演理所当然地被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新文学”的产生不是香港文学发生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在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里，被安放在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香港文学头上的。“新文学”是言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石，它也就成为了言说20世纪香港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然而，香港本土作家侣伦关于香港文学的回忆却从另一方面展开:“‘新文化’是不受欢迎的。‘五四’运动给予香港社会的影响，似乎只有‘抵制日本货’的概念，‘文学革命’这一面的意义，却没有能够在这个封建思想的坚强堡垒里面发生什么作用。那时候，头脑顽固的人不但反对白话文，简直也否定白话文是中国正统文字。这些人在教育上提倡‘尊师重教’和攻读四书、五经以保存‘国粹’，看见有人用白话文写什么，便要摇头叹息‘国粹沦亡’，对于孔圣人简直是‘大逆不道’。”[ 2 ] ( P3)这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香港当时的真实状况:当内地在进行文学革命，推行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香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还与此没有关系。因为在那时已经有了几十万人口的香港，接受中文教育的只有二三万人。旧式的私塾讲的是四书五经，新式的学校多由政府或教会兴办，以英文教学为主，中文只是副修课目。那些“抱着买办阶级思想传统的人”，“鼓励儿女去读外国文，目的是好让儿女将来容易找一份‘洋打工’”[2 ] ( P3) 。在这样的情形下，那“新文学”如何可能发生和发展呢? 甚至到了1927年2月，应香港青年会的邀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鲁迅以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身份到香港演讲，香港文坛依旧“颇冷落，文学艺术活动如万籁无声”[ 3 ] 。因此，鲁迅到香港演讲的“影响力可能很深远，但在当时来说，却不是立即可以引发出火花”[ 4 ] ( P6) 。

香港仍然“有相当浓厚的保守成分，很难在上层知识分子中找到一些支持新思想的人，多只由青年吸收一些新思想。由于年轻人不一定有丰厚的学识，所以也不能与中国大陆真正先进的、有价值的文学观念接上”[ 5 ] ( P6) 。可见，新文学与那个时期香港的距离还很遥远。但在后来相当多的香港文学研究者看来，那个时期的新文学与香港的没有关系、距离遥远也是一种关系。甚至在某些学者的意念里，当新文学在大陆生长出来的同时，它肯定也在香港孕育和生长，如果不是这样，那也只是它还没有出土或者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决不至于无的。所以章节安排是一定要有的，至于里面有没有东西可写，写些什么，那是另一回事。而且，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文学上的大陆中心观念甚至在极力主张建立香港文学观念、回归香港文学自身、从事香港文学研究的中间力量的优秀学者，如黄继持、郑树森、卢玮銮等先生身上同样存在———虽然他们注重历史真实，研究态度严谨。他们并没有编写出正式的文学史，甚至卢玮銮(小思)先生坚决认为“短期内不宜编写香港文学史”———因为“香港文学这门研究仍十分稚嫩，既无充足的第一手数据，甚至连一个较完整的年表或大事记都还没有，就急于编写《香港文学史》，是不负责任的事情”[ 6 ] ( P57) 。但从他们整理的《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1927—1941)、编写的《香港新文学年表》(1950—1969) ，甚至从他们所编选的香港小说、新诗、散文选看，他们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所关心的问题，所体现的取舍与标准，无论是注重考虑其历史地位还是注重作品的审美因素，那背后仍旧是以五四新文学(精英文学)作为基础的。因为“新文学的持续影响之一，就是为现代书面语的形成创造规范、条件和习惯，进而形成一种‘普遍语言’，一种有利于社会认同、国族认同的‘普通话’”[1 ] (P33) 。因此，需要追问的是，香港文学是不是就是香港“普通话”的“新文学”? 非常显然，这些文学叙述，无论是向“北”(左?)的还是向“南”(右?)的，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意识作祟的结果，那潜在的知识背景和由此而来的意识形态、思想方法以及地域上的“大陆中心”或“去大陆中心”这种二而一又一而二的观念或许才是决定性的。

香港文学的发生发展有它自身的特质。它与中国大陆文学的关系甚至还不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香港位于中国的南端，是名副其实的“边缘”，1942年割让给英国时，不过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小岛。英国人的目的也不过是把香港作为进出中国的踏脚石。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也比较特别，既没有对香港实行完全的英国统治模式，又没有把香港与大陆的联系强行切断。在客观上，它带给了香港人以某种意义上的自由传统，又维持了香港与中国的文化联系。铁屋子里呐喊的血性冲动远离他们，鲁迅所极为痛恨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在香港人身上表现得也不那么痛切。殖民、离散，商业社会日常生活种种打开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学和思想的空间。在这样与大陆不同的文化语境的逼迫之下，精英与通俗、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是壁垒森严、断然两极，而是杂糅共生的。文学的话题、大陆意义上的文学关怀也就以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展开。比如说，在华文世界中，也只有在香港，粤语写作会占据报章版面的相当篇幅，而“仓颉造字”功能至今仍绵绵不绝地保持着。这样的生存境况造就了香港文学不一样的形态和内容。但这些不一样却为中国新文学的兴废继绝提供了另外的空间，在某些特殊时期接纳、储存和庇护了中国新文学、文化的若干因子。大多数香港文学史作品中浓墨重写的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学和战后的香港文学大体真实地记载了这些历史，纷纷扰扰的“南来作家”问题亦即由此而生。由于大陆中心以及去大陆中心文学观念的双重努力，由于中国“新文学”的标准成为香港文学的标准，那些“在香港发生”的文学之果被绕在香港文学的葡萄架上，香港文学纳入中国文学框架里的重要根据之一大抵亦在于此。

晚年周作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格局中与香港文学发生关系者之一。对周作人与香港文学之间关系的观察或者很能说明人们为什么会那样去讨论香港文学的问题。

出生于19世纪末期的周作人，同样成名于五四时期，是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他与鲁迅弟兄二人各擅胜场，并成双峰并峙的一代大家。然而周作人却于日据时期做了汪伪政权的教育督办，落水成了汉奸。抗战一结束，他先是入狱，1949 年保释。此后相当长的一些日子里，一直是在颠沛流离的惶恐里过活，命运便可想而知。因为懂希腊文，老人家大手一挥，让他做翻译工作，但终究没有“政治权利”———不好“乱说乱动”，更不用说有自己的思想、弄他个人主义的文学了。显然，那周作人一贯强调的个性、周作人式的自由主义是无法见容于新的社会文化变化了。
1956年秋，曹聚仁往访八道湾10号，晚年周作人的思想和精神生活似乎有了一点转机。曹聚仁是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上海、北京的著名“文化人”，同样想作为“一个看革命的旁观者”[ 7 ] ( P583) ，1950年到了香港，办报纸、杂志，写文章，往来于香港和内地之间。他在大陆时期亲眼目睹了鲁迅、周作人一代在五四新文学上的辉煌，对于周作人有很高的评价。在他的《文坛五十年》里，就专门写到了周作人:“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坛，周氏兄弟的确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路向。我们治史的并没有抹杀个人主义在文艺上的成就;我们也承认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之大，不在鲁迅之下;而其对文学理解之深，还在鲁迅之上。”[ 8 ] ( P193) 曹聚仁对周作人的看望原本大约是出于对作为文学家的周作人的敬佩，想与他交流文学，尤其是关于他的《鲁迅传》的看法，但在客观上，曹聚仁的来访打通了周作人与香港交往的通道。其实，早在曹聚仁来访之前的1953 年8 月，香港《大公报》就曾委托日本友人小原询问接洽，邀请周作人为《大公报》写稿。据《周作人年谱》记载，周作人当月即投稿2次，计46篇。不料到了10月间，《大公报》潘际炯来访，觉得发表周作人的稿件“太难”，退回投稿。至于何以“太难”，是不想惹麻烦呢，还是怕没有读者，没有明说。但无论如何，周作人都觉得《大公报》约稿无诚意。[ 9 ] ( P827、828)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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