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以后，周作人的文章经曹聚仁的手不断地在香港的《乡土》、《文艺世纪》、《明报》等报刊发表。这些文章大多不外乎谈天说地、花鸟虫鱼或者炒鲁迅史料的冷饭，与他在《新民报晚刊》、《羊城晚报》等内地报刊上发表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从内容上说，都无关宏旨。但周作人却由此多了一个“拾芝麻”的地方，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周作人对周围的气候渐渐开始适应，对香港与内地媒体的不同渐渐有了一些了解，他的胆子开始大了起来。在写给香港报刊的文章，尤其是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他脑子里“那种与二三十年代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东西似乎苏醒了”，臧否人物，借流言谈时政。这些“苏醒”了的东西在当时虽然只是在周作人与曹聚仁的私人通信中出现，并未公开发表，但它却由于有了“在香港”的曹聚仁而得以公开出来。于是，周作人在“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就他耳闻目睹的有限的范围内，他恢复了那种自卫的批判的意识与眼光”[ 10 ] ( PP285 287) 。也从此，无法见容于已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周作人式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香港浮现、复活。但不像在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周作人的思想在香港没有响应，他的这些意见就算是和曹聚仁在交流，他的自说自话和他的变化或许只是对他自己的一个告慰吧。周作人在香港的复活和落寞在此后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
1960年12月9日，曹聚仁根据他与《新晚报》总编辑罗孚的约定，自香港致信周作人，让他为香港的《新晚报》写稿[ 11 ] (P246、251) ，建议他“每月一万字，最好八九百字一篇，写得愈通俗越好，因为我们是无法适应读者要求，写得很下流的。不必掉文，尽可能趣味化。总之，不是人写稿，而是稿写人了;《新晚报》经济情况好，稿费一定有把握。罗兄(指《新晚报》的总编辑罗孚———雷按)答应十元一千字，这是写稿最高的”，“不要希望藏之名山，而且炒冷饭也不要紧，只要不太熟”[ 9 ] (P882) 。周作人经过考虑，决定开始撰写大型回忆录著作《药堂谈往》(后改名为《知堂回想录》) 。是年周作人76岁。经过断断续续的两年的写作，38万字的回想录完稿了。《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最后、也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用曹聚仁的话说，“内容很丰富，‘诗’与‘真实’兼顾，乃是传世之作。只是阳春白雪，太高深了一点，尤其在香港”[ 11 ] (PP190 191) 。但《新晚报》并未如原来所约刊载周作人的“回想录”，而是在拖了一年零八个月以后，经不住曹聚仁的一再催促，才开始刊载。之所以会如此的原因，据罗孚后来的说法，一方面是怕它“阳春白雪，不为晚报的一般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也想看看周作人“对敌伪时期的历史如何交代”。并且，在罗孚看来，周作人的回想录，“材料是丰富，但文章的光彩却已不如早年，这支笔到底老了”。即使如此，“回想录”在《新晚报》刊载了一个多月后亦遭“上命”“腰斩”，被中止刊载。于是，此后的经历似乎完全是在考验曹聚仁的耐性和他对朋友的忠诚。经过曹聚仁的多方联络和运作，《知堂回想录》中的部分章节前前后后地在《循环日报》、《明报月刊》、《新晚报》、《南洋商报》等报刊上发表。然后，他将这些文章的稿费积集起来，终于筹措到了这部书的排印费。1974年4月，历经坎坷的《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其时距周作人辞世已经多年了。
罗孚和他主持的《新晚报》当然有其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他既希望报纸不违“上命”，有一个他所理解的较高的“新文学”品位，但他更希望报纸有读者。在新文学史上写下过重要一页，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叱咤风云的周作人居然到了没有读者的地步，香港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基础亦由此可想了。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没有看到像周作人那样的思想和文章在香港得到了怎样的回响。无论怎样，因为有了曹聚仁，有了香港的存在，周作人晚年的那些残余的思想，得以复活、重现，得以保存。甚至，1961 年，他的散文集《知堂乙酉文编》在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书信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周曹通信集》(二辑) ，诗集《儿童杂事诗》亦得以在香港出版。很多年后，当周作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沉渣泛起”、“重出江湖”的时候，它们的文学研究价值终于得到了体现。
晚年周作人的思想、文字能够在香港浮现、留存却又无根的现象，在雁来雁去的20世纪30—70年代的香港天际，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延引他到香港的曹聚仁本人就同样如此，自1950年开始，移居香港二十多年，算的上是香港的“南来作家”了，但他那两部关于中国文学的重要著作《文坛五十年》、《鲁迅评传》，所倚重的材料和想法，主要就是依据他在大陆文坛和出版界的经历写成的，完全无意借重香港可能的材料，无视他的“香港作家”身份和对香港的影响。周作人本人从来没有踏上过香港的土地，他甚至与“南来作家”都粘不上边。这些情形都深刻地提示我们那些在思考“香港文学”问题时回避不了的问题:如何界定地域文学的特质，五四新文学和思想传统是不是当然就是我们讨论和衡量不同地域文学及其思想空间的标尺?
边缘、夹缝，“借来的”殖民地时空，迅猛突起的现代国际都市，使得全球/本土之间的冲突、现代都市的生活经验与个人体验、雅俗文化之间的转换关联，后殖民时代的性别书写等等成为新的意义发生场域，启蒙时代空泛的对自由、个性、科学等等的召唤并不是当然的召唤，乔纳森·卡勒( JonathanCuller)曾经简明扼要地指出过，“文学既是文化的声音，又是文化的信息。它既是一种强大的促进力量，又是一种文化资本。它既是一种要求读者理解，又可以把读者引入关于意义的问题中去的作品。”[ 12 ] (P43)这当然是很有意思的看法，因此，香港文学要讨论的不是香港文学中有多少、怎样有了中国新文学因素的问题，也不仅是通过对这种思考方式的反拨重提香港文学妾身未明的身份认同问题，而是要展开这些地域文学怎样在该地域的社会文化过程中生长，放到在地的情景中处理在地的问题，从而成就了怎样具有该地域特质的文学。
当我们撇开了文学上的大陆中心观念，摆脱了五四新文学的迷思，回过头来认真地思考香港文学的特质，看那20世纪60年代前后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的异军突起，欣赏那八九十年代蔚然成风的学者散文，看香港“仓颉”的造字书写，不是更香港也更“文学”的么!
参考文献:
[ 1 ]黄子平. 害怕写作[M ].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5.
[ 2 ]侣伦. 向水屋笔语[M ].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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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卢玮銮. 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三人谈[A ]. 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 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 Z ].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 .
[ 5 ]黄继持.《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三人谈》，载郑树林，黄继持，卢玮銮. 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 Z ].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
[ 6 ]卢玮銮. 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A ]. 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 追迹香港文学[M ].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 7 ]曹聚仁. 我与我的世界[M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8 ]曹聚仁. 文坛五十年[M ].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 9 ]张菊香，张铁荣. 周作人年谱[ Z].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 10 ]雷启立. 苦境故事———周作人传[M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 11 ]罗孚. 关于知堂回想录[A ]. 陈子善. 闲话周作人[M ].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
[ 12 ]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 文学理论[M ]. 李平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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