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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舍的短篇小说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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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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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老舍不止一次地表白：“我的才力不长于写短篇。”但我们仍不能不感到吃惊：他在十多部长篇小说之外，不也创作了近50篇短篇小说吗?这些短篇小说起初散见于各种报刊，随后作家把它们收集起来，结集出版。它们的受欢迎程度即使比不上长篇小说，但也不能说它们不为作家所重视。作家若不具有创作短篇小说的特殊才能，为何如此坚持，又能如此多产呢?
尽管老舍结集时有点漫不经心，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在作品中展现出的才华，从那些或长或短的引人发笑的故事中，可以清楚地辨识出作家努力向现代小说种类靠拢的痕迹。质言之，老舍的短篇小说作品，成功与失败的比例各占其半；而介于长篇与短篇之间的文体——中篇小说——作家似乎特别擅长，他的才华在这种文体的写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一
老舍一生中究竟创作了多少中篇和短篇小说，迄今仍没有精确的统计。从理论上来说，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在30－40年代报刊上查找作家当年发表的所有小说，然后再按既定的标准把中篇和短篇区分开来。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做起来并不容易。首先，研究者很难找全那个时代的全部杂志；其次，当时并没有公认的区分中篇或短篇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只剩下一种可能，即依据他自己编成的“短篇小说集”，这也是史罗甫(ZbigniewStupski)所使用的方法。
老舍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名为《赶集》，1934年出版，收入15个短篇，前言作于济南。次年，作家出版了第二个集子，收入10个短篇，其中有几个颇类中篇，集名为“樱海”，因为作家在五月的青岛经常看到它们，集中的小说几乎都是在那儿写成的。这两个集子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第三个集子紧跟着出版了——就在此时，老舍撰写了“创作经验谈”《老牛破车》——名为《蛒藻集》，作家曾带着女儿在海滨上捡贝壳，那儿的贝壳美得令人眼花瞭乱，集名由此而来。这个集子收入了1个中篇和6个短篇。作者似乎不太满意这个集子，但仍不犹豫地再版。卢沟桥事变后，战争行为升级，中国文学界及老舍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变。他没有及时结集。直到1939年8月，他才编就第四部短篇小说集，这个集子借用了集中一篇作品的篇名，定名为《火车集》，收录7个短篇和2个中篇。作家第一次没有写前言，但有一个加了括号的附标题，标注的不是“短篇小说”，而是“短篇创作”，这似乎证实作家当时并不十分清楚这种文体的特点。紧接着的一个集子名为《贫血集》，结集于1944年，收入3个短篇、1个童话及1个中篇。作家当时患了严重的贫血病，于是他便以病名作为书名。
老舍曾说：“因为新起的刊物多了，大家都要稿子，短篇自然方便一些。”短篇小说的情节没有长篇那么复杂，钱也来得快一些，这也是原因。但以为这种文学样式容易把握却是误解，老舍后来承认考虑不周，但他把草率写作的责任部分归咎于环境，称：“好些篇是一挥而就，乱七八糟的，因为真没工夫去修改。报酬少，少写不如多写；怕得罪朋友，有时候就得硬挤；这两桩决定了我的——也许还有别人——少而好不如多而坏的大批发卖。这不是政策，而是不得不如此。”
这是实话，30年代的文学“市场”把几乎所有中国作家都变成了小说连载的“专栏作家”。西方也是如此，从狄更斯到巴尔扎克，从马克·吐温到夏目漱石，很多大小说家都是专栏作家。老舍也没能逃出这个总规则，他的创作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至少到战前，他的所有长篇小说(除了《离婚》)都是首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然后再出单行本。这个刊物似乎很符合老舍心目中“理想的文学月刊”标准：发稿即发稿费，绝不拖欠；认稿不认人，无老作家、新作家或半老半新作家之分；稿费一律“千字二十元”；十万左右的长篇，三四期即登完。
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作家则很难抵挡稿费的诱惑，他为什么不在这儿发表一个“故事”，在那里发表一篇“笑话”呢?钢笔和激情可以带来所需要的金钱，既然有那么多的报刊约稿，老舍怎么能拒绝呢?实际上，他对自己作品的质量仍是非常在意的，《老牛破车》便是明证，他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对自己所有的短篇进行了细致的分组、分类，并逐一提出批评意见。
二
老舍创作之初，好像没能把短篇小说与故事这两种文体清楚地区分开来。然而，研究者在分析其作品时自动地采用了如下的标准：考察叙述者在文本中的位置，如果叙述者与故事的联系程度过于紧密，通常认为不利于对人物心理作逼真的描绘，亦即尚不具备现代短篇小说的美学特征。这个标准能很好地运用于第一个集子而不是其后的集子，因为其后的集子中更多的是短篇小说而不是故事。事实上，从老舍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来进行考察，其作品的故事体艺术特征逐渐地转化为了短篇小说美学，下面我们将展开来论述。
老舍把他的短篇作品分为三组，第一组是“笑话”。他在《赶集》的前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些故事都采自一些简单的趣闻，目的只是为引起读者发笑。有时，故事的叙述者直接在故事中露面，谈话对手可能就是故事主人公，与人物面对面可以强化讽刺的艺术效果：一个懦弱的中国人不断地重复着国家要灭亡了，但他却没有勇气起来斗争(《五九》)；一个旅行者自负而且毫无顾忌，好像火车上只有他一个人(《马裤先生》)。有时，叙述者在故事中不出场，这是为了让故事中人物的滑稽性格更加突出：《抱孙》中那个虔诚的老祖母，她的全部希望只是得到一个孙子，由此导致了她的媳妇和婴儿的死亡；在《同盟》里，两个被拒绝了的求爱者回顾他们受挫的往事。老舍在《老牛破车》中承认：“(那时候)我还有点看不起短篇，以为不值得一写，所以就写了《抱孙》等笑话。随便写些笑话就是短篇，我心里这么想。随便写笑话，有了工夫还是写长篇。这是我当时的计划。”
第二组作品颇具特色，作家把《赶集》中除笑话外的几篇与其他集子中的几篇分在这一组，而且根据一些区别将它们分为四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短篇小说美学观念的变化。老舍据以分类的标准是作品的素材和灵感来源，他指出：“第二组里十几篇东西的材料来源大概有四个：第一，我自己的经验或亲眼看见的人与事。第二，听人家说的故事。第三，模仿别人的作品。第四，先有了个观念而后去撰构人与事。”这些告白是平庸的，它们并不能证实作家已具有深刻的美学观念：屈从于一个先验的存在，或是熟识的人物，或是别人讲的故事；但作家不能不这样走过来，逐渐地由观念的奴隶变成艺术的行家，达到创造的自由。那些先验的原始材料，经常被作为故事的题材，而短篇小说居于第一位的要素却是理念，即爱伦·坡(Edgar Poe)所说的“前置设计”，它要求叙述的整体与之协调，同时也涉及到小说的情节安排及人物性格描写。
老舍短篇创作的进步可以通过许多实例来证实。第二组第一类作品，它们产生于“亲眼看见的人与事”，但还没有涉及到“我自己的经验”。叙述者所在意的只是对那些趣闻轶事的复述，中国小说原有取材于“街谈巷议”的传统，老舍明显很乐意叙述与家庭生活有关的故事片断。如《毛毛虫》表现了一个“大学毕业生”无力在“老婆”和“新太太”中间周旋的故事；《邻居们》传神地描绘了邻居间的吵架。第二组中的第二类作品取材于“听人家说的故事”，这种手法是故事体小说经常采用的。《柳屯的》讲述了一个嚣张的姘妇的故事，《也是三角》写的是两个士兵凑钱娶同一个老婆，《开市大吉》则描写三个江湖骗子开医院的故事。
叙述者在作品中出演一个角色，可以加深读者的印象，无论是故事还是短篇，读者都似乎有一种与叙述者面对面的感觉。当叙述者不作为作品的主角或见证人出场的时候，老舍也喜欢让那些普通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直接交锋。不过，他通常赋予故事的讲述者以那城市或那条街居民的身份，让他处在故事场景发生的地方。在《柳家大院》里，那自称“文明”的家庭整天无休止地吵嚷，而叙述者就住在同一个大院里，他可以从头到尾从容地加以叙述和评论。顺便提一句，《毛毛虫》和《柳屯的》的叙述者也都是以邻居的身份来说话的。
相反，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形式来引入作者的视点，读者会很自然地以为那是作家的个人经验，产生的效果往往是非常平庸的，作家与作品素材来源过分接近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老舍在《牺牲》中描写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学生，他熟悉此类人物，但却写得杂乱无章。在《老牛破车》中，老舍曾谈到他因此受到的批评及后来的认识，他写道：“《牺牲》里的人与事是千真万确的，可凡是批评过我的短篇小说的全拿它开刀，甚至有的说这篇是非现实的。乍一看这种批评，我与一般人一样的拿这句话反抗：‘这是真事呀!’及至我再去细看它，我明白了：它确是不好。”
老舍从这个失败的作品中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这对于他其后的创作，尤其是对于他以后的短篇创作不无好处，他写道：“真事原来靠不住，因为事实本身不就是小说，得看你怎么写。太信任材料就容易忽略了艺术。”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也曾谈到同一经验，他说：“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并不能事先便知道他要表现或描写的东西，他不敢深信某一事实之中便寓含着艺术的真实，因为那并不是真正的艺术感觉。”
三
从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开始，老舍便经历了由故事体向现代短篇小说的显著转变。《赶集》中有两篇属于第二组的第一类，叙述者的情绪控制着情节的发展进程，显示出作家有了更高的艺术追求。《大悲寺外》是其中比较杰出的一篇，故事虽建立在叙述者的回忆之上，但事件的过程不再由叙述者简单地讲述出来，而是很小心地进行了处理。黄学监是一个好好先生，在学潮中被一个学生失手打死。叙述者每年回到北平都要到他的墓前祭扫。然而，直到小说的末尾，叙述者才在墓前邂逅那个伤害黄先生的学生，作品很精彩地描写了后者的变态心理。《微神》显示了相似的结构方面的探索，小说有很大的自传成分一作家年青时代有过一个恋人，后来分手了——很多年后，叙述者做了一个“春梦”，她向他讲述了堕落的过程，重新表白了永恒的爱情。老舍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正沉醉于泛神的英格兰罗曼谛克风格之中，这种风格偏重于抒情。
除了借助于主人公的告白或忏悔这种方式之外，老舍在创作短篇时还经常采用另外一种手法，即精心选择一个物件，把它放在叙述的中心位置，让它与种种人物紧密地联结起来，并引起他们的行为反应，这种手法也颇有成效。《赶集》中的《眼镜》就采用了这种方法，一副老式的近视眼镜居于中间位置，联结起三个完全不同的人物：那个浅薄的学生以为不需要整天戴眼镜也可以处理好所有的事情，那个贪财的洋车夫捡到了眼镜以为能卖个好价钱；那个愚蠢的商人儿子以为戴上这副并不合适的眼镜可以很体面，结果遭遇了交通事故，故事就这样自然地展开。《末一块钱》和《一筒炮台烟》也是如此。借助这种方法来展开故事是很有效的，作家不仅能在几页纸上描摹出活灵活现的人物，而且还能写得饶有趣味，这种本事着实让人钦佩!
这种方法运用于故事可以构成喜剧框架，运用于现代短篇小说也可以成为独创的渲染环境的手段，《抓药》便是一个证明。这个短篇描写一个青年农民进城去为他的老父亲买药，在进城的时候被搜身的警察逮住，原因是他拿着一本红色封面的书，这是他在路边的茅房方便时捡到的，警察认定[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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