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大地上便出現了六大文化區系﹝1﹞，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巴蜀文化是六大區系之一，具有自己的生長點。隨著文化交流的擴大和加深，各大文化區系逐漸出現統一、融合的趨勢，最終發展為集各大區系文化特色而整合的中國文明。

如果說，中國文明的起源、發展和演變，猶如百川匯海，終為一流，那麼，巴蜀文明就是百川中的一支，大海中的一波，對於中國文明的締造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一、三星堆文明與商文明

固然，巴蜀文明的諸要素，從總體上說來是獨立產生的，是組成中國文明的若干個區域文明之一，並非中原文明的分支和亞型。然而由於歷史的、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各種因素，也由於未曾間斷的和戰關係，巴蜀文明同中原文明之間卻存在著相互影響和文化滲透，以至在某程度上出現文化趨同的現象，實屬歷史發展的必然。

就青銅器而論，雖然巴蜀青銅文化自成一系，具有鮮明的個性和特徵，但其中不僅可以見到中原青銅文化的明顯影響，而且有許多禮器本身就直接仿製於中原青銅器。比如，三星堆青銅人頭像雙耳所飾雲紋，青銅神人大面像鼻、額之間上伸的夔龍紋飾，青銅神樹上的夔龍等等，都是中原青銅器常見的紋飾，而為巴蜀所採借。又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尊、罍和玉戈等青銅禮（容）器和玉鋒刃器，也完全仿製於中原文化。再如，三星堆出土的陶高柄豆、陶盉，其形制同樣淵源於中原文化。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爬龍柱形器上的龍，是以巴蜀文化採借中原文化龍的形象,製作而成的。這尊青銅龍，與華夏龍似是而非。它頭頂有一對長而彎的犄角，又有一對小犄角，下頜長有鬍鬚。其特徵，除具龍的造型特徵外，又明顯地像一只張口怒目的神羊，與紅山龍、華夏龍迴然異趣。這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特點，表明三星堆是以山羊為原型之一，綜合採納了華夏龍的形態特徵，整體結合而成的龍，可謂之“蜀龍”。它反映了飛龍入蜀的初始情況，同時也說明巴蜀也是“龍的傳人”之一，並對文化交流、融合和傳播，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文化交流一般是在互動的狀態下進行的，兩種或兩種以上文化的交流總是表現為交互感應的關係。商代中原文化與周邊各種文化的關係，就是這種交互感應、交互作用的關係，因此才逐漸形成中華文化的整體面貌和傳統。商文化與巴蜀文化的關係也是如此，不能例外。

反映在考古學文化上，青銅無胡式三角形援蜀式戈和柳葉形劍，便是蜀文化贈與中原文化的禮品。蜀戈首先發源於蜀，年代在商代前期。到了商代中後期，作為古蜀文化連續性分布空間和蜀國北方屏障與商文化西南政治勢力範圍交接地帶的陝南漢中，出現了這種無胡蜀戈。其後，到商代晚期，這種戈型又繼續向北流布，以至今天在中原和殷墟續見出土。柳葉形劍的發源和流傳也是這樣，最早的柳葉形青銅劍，出土於成都十二橋（2件）、廣漢三星堆 （1件）。到殷末周初，陝南、甘肅等地才有這種劍型出現。它們反映了古蜀文化與中原文化之間互動的、交互感應的關係。

在古文字方面，固然巴蜀地區與中原“"言語異聲，文字異形”﹝2﹞，“蜀左言”﹝3﹞，古文字自有源流，自成體系，字體、結構、音讀均與漢語古文字不同﹝4﹞。但是從廣義上看，巴蜀文字不論是方塊表意字還是表形字，都確定無疑地屬於象形文字系統，都肯定從具有形、音、義三要素的象形文字發展而來。這儘管和世界古文明初期任何一個古文字系統相同，然而由於巴蜀文字從其起源孳乳時代直到戰國秦漢時代，雖經歷了上千年的發展演變，其基本結構卻依然未變，保持著象形文字系統的鮮明特徵這又明顯區別於蘇美爾、埃及等文字系統，而與漢語古文字具有””相當的共性。中原文字儘管也有分合重組的發展演變史，但是，“即便是形聲字，也還是要借用字形來表達其音，而不必另製音符，所以漢字完全屬於象形文字系統”﹝5﹞。巴蜀方塊表意字脫胎於象形字而存其風骨；巴蜀符號中的聲符也是從意符演變而來的，未另製音符。這正是巴蜀文字與中原文字的共同基礎所在。

李學勤先生指出，我國先秦古文字中，除漢字外唯一可以確定的，只有巴蜀文字。﹝6﹞徐中舒先生很早就曾指出，巴蜀文字與漢字在構成條例上具有一定的共同基礎；而它們的分枝，則當在殷商以前。﹝7﹞李復華、王家祐先生認為，巴蜀方塊字可能就是夏代文字。﹝8﹞這些分析判斷，不能說沒有一定道理。正因為巴蜀文字同中原文字有一定的共同基礎，而古蜀人與中原炎黃文化有著某種歷史上的不可分割的關係，所以文化交流能夠暢達，文化融合能夠進行。也正因為如此，所以蜀中才有可能僅在統一於中原後不久，便很快湧現出一大批如像司馬相如、揚雄、嚴君平、犍為舍人等飲譽中華的大文學家、大哲學家和大語言文字學家。

在早期城市方面，成都平原城市的起源模式、網絡特點以至結構功能等方面，與中原城市區別甚大。儘管如此，古蜀城市起源、形成和發展的步伐卻與中原城市是大體一致的﹝9﹞。這顯然是受到某種共同因素的制約，但其中最主要的是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政治經濟形勢的連鎖演變，使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出現若干趨同的促動因素，從而成為中國城市演變的共同基礎。除文明三要素外，人群往來、民族遷徒、戰爭和平、信息交往等，都對巴蜀文明與中原文明的交流、傳播以至趨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多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巴蜀文明與中原文明才最終合流，成為積澱在中華文化傳統中的若干基本成分之一。

二、古代巴蜀與中國古史傳說

中國古史傳說的形成，總體上表現為中原中心論，然而卻充滿了中國文明多元起源歷史的要素材料。古史傳說本身，其實也是由多元走向一體，從多中心走向一個中心而構擬起來的。

中原文獻關於巴蜀與華夏關係的記載就是這樣，雖然是以中原中心論展開敘述的，但透過文字卻能看出多元一體的歷史實際。

在中國古史傳說體係中，亙古不變的永恆主題是黃帝、大禹等英雄人物。然而不能不承認的是，巴蜀卻是黃帝之孫帝顓頊的母家。對此，古文獻記載頗多。令人驚訝的是，歷代史家對此仿佛視若無睹。當然，如同前面所述，這正是中原中心論傳統觀念在作怪。

《世本》記載：蜀元姓，相承雲黃帝後。﹝10﹞倘若僅僅憑這一點來談論巴蜀文化，必然得出巴蜀文化是中原分的結論。

可是，黃帝和巴蜀的關係究竟如何呢？

群書記載大同小異，這裡以《史記‧五帝本紀》的記載來分析。這部書說道：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日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大戴札記‧帝系》作“泜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

原來，黃帝一系同巴蜀的關係，是黃帝子“降居”古若水（今雅礱江），黃帝孫娶於蜀山氏。“降居”二字，《索隱》解釋道：降，下也。言帝子為諸侯，降居江水、若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國也。

降居，有從高降下之意，降居於蜀而娶於蜀，不啻於“下贅”之類。總之，這些傳說反映了兩種情況。

第一，帝顓頊興起於蜀，蜀山氏是帝顓頊的母家。

第二，帝顓頊北上中原，繼承黃帝遺緒，“北至於幽陵（幽燕之地），南至於交趾（交廣之地），西至於流沙（甘青之地），東至於蟠木（東海之域）”﹝11﹞，跡遍中華，譽滿天下，卻原來是從巴蜀大地出發的。

再說劃天下為九州的大禹，更與巴蜀息息相關。《史記‧六國年表》說道：禹興於西羌。

漢初重臣陸賈《新語》說道：禹興於西羌。揚雄《蜀王本紀》說得更明白：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刮刳兒畔（“刳”字原作“痢”）。禹母吞味孕禹，坼剖而生於縣（“剖”字原作“副”）。

依顧頡剛先生早年所言，這些記載可以說是莫須有的傳聞，一點也不可靠，不足為據。可是，在中原中心論、華夏血統論佔統治地位的時代，倘若上述古史傳說沒有根據，是徹頭徹尾的向壁虛構，那麼上至帝王，下至封建文人和士大夫之流，是絕不可能予以容忍的。何況對這種說法加以大力傳播的，並非始出蜀中人士，相反倒是王朝命官、正統史官和飽學之士。

顯然，對於中國古史傳說的這些記載，不能一概斥之為妄，一律駁之為偽，它們總是事出有因的。我們曾經說過，在古蜀文化來源之一的岷江上游地區，其文化面貌顯示出與大禹文化有著深厚的民族關係的特點，三星堆蜀文化的某些因素也同夏文化有不可分割的淵源關係。這些都意味著巴蜀文化與炎黃文化早就具有某些內在聯繫。事實上，黃帝、黃帝正妃嫘祖，以及大禹，均與古代巴蜀有密不可分的關係﹝12﹞，因而可以肯定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早就存在聯繫和交流，以至發展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體化交融狀態。它們就是古史傳說產生的歷史背景，反映出歷史的真實面貌。可見，中國古史傳說是一種多元藕合、多元一體的結構。

雖然，對於“中原文化發源於巴蜀文化”這類說法，我們絕不敢茍同；但是，對於“巴蜀文化整個來源於中原”一類說法，我們同樣也不敢茍同。應當說，無論中原文化也好，巴蜀文化也好，其他區域文化也好，大多具有自己的生長點和起源地，主要地應是在內部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發展起來的，但外部因素也是十分重要的條件。世界上幾乎沒有不經過文化交流、文化重組和文化整合而形成發展起來的絕對孤立的文化文獻上沒有，考古資料上也沒有。我們透過中國古史傳說所看到的，不正是中國文明多元一體、百川匯海的發展格局和歷史走向嗎？

三、古代巴蜀與秦漢文明

從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到公元前3世紀末秦滅漢興，巴蜀相繼被納入以秦漢文化為符號的統一的中華文化之中。秦漢王朝先後在巴蜀地區所實施的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改造，使巴蜀文化的系統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導致巴蜀文化發生轉形。

戰國末秦漢之際巴蜀文化的轉形，是一種整體性變化，這種變化從文化變遷的角度來看，是由基本結構的變化所引起的。由於巴蜀文化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組織等幾個最重要的子系統被秦漢王朝相繼予以改造，因而很快就從根本上發生了變化，從而又引致語言文字、車服器用、社會交往、風氣時尚等一系列文化子系統的變化，甚至連服飾也變化了。這些重要變化表明，巴蜀文化已從總體上發生了轉形，同秦漢文化整合起來，這就是《華陽國志‧蜀志》所說的“染秦化”，即演變成為以秦漢文化為代表的中華文化的一個地域亞文化。

應當指出的是，秦漢之際巴蜀文化的轉形，並不是文化同化。轉形是指形態轉化，它包括文化各子系統的變化和保留等多種情況，它不同於同化。只有當系統中所有的子系統都毫無例外地全部發生轉化時，才談得上同化。因此，同化是指全面徹底地喪失了自己的風格和特色，而轉形則是指在基本結構變化的情況下，由於某些子系統的保留和繼續發展而沒有全面喪失自己的風格和特色。秦漢時期，不論從歷史文獻還是考古材料上，都可以明顯地看到古代巴蜀文化的多種要素在繼續發展，尤其在精神文化和風格等方面更是如此。正是因為保留了巴蜀文化的風俗習慣、典型人格、價值觀念、宗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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