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形以後巴蜀文化的精神動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秦漢中央王朝為其統治需要，大開“祿利之路”﹝13﹞，吸引巴蜀精英分子一代又一代地步入經學之途，皓首窮經，為繼承、發揚和傳播中華正統經學付出了巨大努力；一是秦漢中央王朝對巴蜀的民間宗教、方術等文化傳統採取寬容政策，使之世代相傳成為巴蜀民眾的畢生精神寄託，又轉而成為強大的精神力量，支配著巴蜀文化的行為方式，對於維繫巴蜀地區的文化傳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由於這兩個方面的精神源泉的合流及其強有力的反作用，所以秦漢時期的巴蜀不但在經濟上成為全中國最富庶的一個地區，而且在文化上也攀上了中華文化的高峰。

根據歷史記載，戰國末秦東伐楚，大量利用了巴蜀的強兵勁卒和布帛金銀，“足資軍用”，僅司馬錯“浮江伐楚”，就徵調了“巴蜀眾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14﹞，而“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15﹞，巴蜀成為秦統一中國的重要戰略基地。楚漢之爭時，劉邦為漢王，王巴、蜀、漢中（漢中在先秦時是巴蜀之境），以這個地區為戰略基地和物資、資源、糧食、兵員的補給地，巴蜀民眾大批跟隨劉邦還定三秦，為漢王朝的創立立下了不朽功績。漢初，接秦之敝，民失作業而大飢饉，人相食，死者過半，劉邦“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16﹞，對於穩定漢初的經濟形勢起到了重要作用。精神文化方面，西漢嚴君平首開把方術與老子道家相結合的先河，著《老子指歸》，“為道書之宗”﹝17﹞，奠定了中國道教的思想基礎，對道教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巴蜀文學更是在漢代全中國範圍內處於領先地位，“文章冠天下”﹝18﹞，對繁榮漢代辭賦貢獻尤為重大。

以上史實無可置辨地表明，巴蜀文化在秦漢之際的轉形過程中，並非完全被動地發生轉化，相反，它一方面在自身的文化解構與重組中達到同秦漢文明的交融，另一方面它又在與秦漢文明的碰撞中產生出若干新的文化形式，推動著整個秦漢文明的進一步發展。這樣，巴蜀文化不但成為了秦漢中華文明光榮的一員，而且為秦漢中華文明的繁榮做出了卓越貢獻，永載史冊，萬古流芳。

巴蜀文明與中原文明的關係，乃是中華文明多元整合的一個典型實例，一個歷史縮影。

注釋：

﹝1﹞蘇秉琦：《關於重建中國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

﹝2﹞《說文解字敘》。

﹝3﹞《蜀王本紀》。

﹝4﹞段渝《巴蜀古文字的兩系及其起源》，《考古與文物》1993年第1期。

﹝5﹞徐中舒：《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6﹞李學勤：《論新都出土的蜀國青銅器》，《文物》1982年第1期。

﹝7﹞徐中舒：《論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頁。

﹝8﹞李復華、王家祐：《關於“巴蜀圖語”的幾點看法》，《貴州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

﹝9﹞段渝《巴蜀古文字的城市的起源、結構和網絡體系》，《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

﹝10﹞《史記‧三代世表》索隱引。

﹝11﹞《史記‧五帝本紀》。

﹝12﹞段渝《皇帝、嫘祖與中國絲綢的起源時代》，《中華文化論壇》1996年第4期；《嫘祖考》，《炎黃文化研究》1997年第4期。

﹝13﹞《漢書‧儒林傳‧贊》。

﹝14﹞《華陽國志‧蜀志》。

﹝15﹞《戰國策‧秦策一》。

﹝16﹞《漢書‧高帝紀》。

﹝17﹞《華陽國志‧先賢士女總贊》。

﹝18﹞《漢書‧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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