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文学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王瑶的《玄言·山水·田园》认为山水诗与玄言诗关系密切。王达津的《论六朝山水诗的形成》（《河北日报》1961年7月28日）、高尔太的《山水画溯源》（《甘肃师大学报》1978年第2期）认为汉末的动乱、士人精神寄托的失落、江南的开发，是山水文学兴盛的历史前提和文化背景。韦凤娟的《山水诗溯源——试论东晋前的自然景物描写》（《文学评论丛刊》13辑）、王立群的《晋宋地记与山水文学》（《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赵昌平的《谢灵运与山水诗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认为山水文学传统、晋宋地记的丰富，是山水文学走向繁荣的内在原因。关于颜延之研究有季冰、缪钺、蒋祖怡等的年谱或评传，曹道衡的《论颜延之的思想和创作》（《古典文学论丛》4辑）、沈玉成的《关于颜延之的生平和作品》（《西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等一批论文。谢灵运的生平研究有叶瑛、丁陶庵、郝立权等各自编著的《谢灵运年谱》，沈玉成著有《谢灵运评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作品校注有黄杰的《谢康乐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叶笑雪的《谢灵运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顾绍伯的《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等。鲍照的生平研究有缪钺的《鲍明远年谱》、吴丕绩的《鲍照年谱》（《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版）、钱仲联的《鲍照年表》（《鲍参军集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等。鲍照的作品校注有黄节的《鲍参军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钱仲联的《鲍参军集注》。鲍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生年，二是籍贯，三是家世，四是《芜城赋》的写作年代，很难得出统一的结论。永明文学研究亦有相当突破，已不限于四声八病，而有了更为广义的理解。刘跃进的《永明文学研究》（三联书店1996年版）对永明体的特征进行了探索。至于永明体在近体诗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朱光潜的《诗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郭绍虞的《从永明体到律诗》（《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以及管雄、张永鑫、吴小平等都作过清晰的描述和深入的论述。永明文人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沈约、谢眺王融的生平研究就有多种年谱和作品系年；江淹的生平研究有吴丕绩的《江淹年谱》（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俞绍初的《江淹年谱》（《〈江淹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曹道衡的《江淹评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艺文志》3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作品整理有俞绍初的《〈江淹集〉校注》。永明诗坛的主流派沈约、谢眺、王融等人的诗作讲究声律，崇尚清丽，属于其时的“新体”；江淹、任昉王俭典雅古质，保留着“古体”的风貌。对新体、古体之争的研究主要有曹道衡的《江淹沈约和南齐诗风》（《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刘跃进的《永明文人集团论述》（《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等。梁代中期的代表性作家何逊、柳恽、吴均、王伯儒、刘峻都得到了一定研究。曹道衡的《何逊生卒年问题试考》、《何逊三题》（《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对何逊的生卒年作了详尽的考证，李伯齐的《〈何逊集〉校注》（齐鲁书社1988年版）是目前惟一的全注本。宫体诗风发生、发展的过程得到重新认识，兴膳宏的《沈约与艳体诗》（《六朝文学论稿》，岳麓书社1987年版）、刘跃进的《昭明太子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等认为梁天监十二年以前是永明文学的延续，沈约、任昉萧琛、陆倕等永明作家还比较活跃，他们的创作也已具有宫体诗的某些特征，称之为宫体诗的先河并不为过。宫体诗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形成时间。周振甫、商伟等认为宫体诗最早起于人们对徐魑作品的称呼；沈玉成认为，宫体诗开始形成于萧纲入东宫之前，只是随着萧纲的被继立才正式获得了“宫体”这一名称。二是宫体诗的界定。吴云、董志广认为，宫体诗是指梁代那些用纤巧艳丽的词句去描写女性和闺情的诗歌。汪春泓认为宫体诗的作者范围仅限于东宫、春坊、玉台。沈玉成的《宫体诗与〈玉台新咏〉》给宫体诗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声韵格律在永明体的基础上更为细致；二是风格更为秾丽；三是内容更为狭窄，以艳情为主，其他则是咏物、吟风月一类的作品。三是宫体诗的评价。朱光潜的《诗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客观地评价了宫体诗的利弊得失。但从50年代中后期起，“民间文学主流论”一度成为文学史研究中的主导思想，宫体诗受到严厉的批判，甚至“文革”后思想比较激进的李泽厚等人还认为宫体诗是中国封建时代高级的色情文学。“文革”后，有些评价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刘启云的《活色天香情意真，莫将侧艳贬词人——重新评价宫体诗》（《江汉论坛》1989年第9期）。宫体诗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划时代的功绩，它与南朝民歌宛如双璧映辉，各领风骚，共同构成了南朝社会的艺术风采。但文革后对宫体诗的评价，总体上是客观的。宫体诗的基本文献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萧纲的《与湘东王书》、《〈法宝联壁〉序》得到日本学者兴膳宏、清水凯夫、林田慎之助、森野繁夫及国内学者王达津、曹道衡、沈玉成、刘跃进等的广泛研讨。
    北朝文学研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比较沉寂。20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对北方文学进行专题研究，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陈仲凡《汉魏六朝文学》、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北朝部分、中科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史》北朝部分等对北朝文学都有较为客观的评价。八九十年代，曹道衡对北朝文学进行了大量的拓荒性研究，在《南北朝文学史》北朝部分、《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的北朝部分及一大批学术论文中，作者旁搜远绍，纵横比较，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如十六国文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荒凉、北朝后期北方文学家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南方文学家等观点，较为详尽地勾勒了北方文学的全貌。佛学对北朝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是20世纪北朝文学研究的重点，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蒋述绰的《北朝质朴文风与佛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佛学与北朝文学的关系上均有深入细致的探索。关于北朝文学的评价，刘师培、钱钟书等学者上承历史传统，着力于南北文学异同的评价。张国星的《北朝文化主潮与文学的式微》（《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3期）认为，北朝前期文学比不上南朝是各种文化因素“合力”所形成的以儒教复古主义为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所致。北朝文学以散文为主，其代表作《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得到一定研究。《水经注》注本有198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杨守敬、熊会贞疏本。从文学价值研究《水经注》的有范文澜、郑德坤、谭家健等人。《洛阳伽蓝记》有张宗祥、周祖漠、范祥雍等人的注本。颜之推的生平研究有缪钺的《颜之推年谱》（《读史存稿》）和《颜之推评传》（《中国历史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颜氏家训》得到较好的研究，注本以王利器的《〈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最为详赡。关于《颜氏家训》对中古文学的参考价值，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认为其平实的文风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文风中自成一家之言。王利器认为《颜氏家训·文章》是中古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如与《文心雕龙》相比较，两者多可互相发明。《颜氏家训·涉务》对研究梁代中后期士人精神状态有重要参考价值。庾信的生平事迹研究有刘文忠的《庾信评传》（《中国历史著名文学家评传》），作品校注有许逸民点校的《〈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庾信后期作品研究的重点是《拟咏怀持》二十七首和《哀江南赋》。日本学者网祐次的《论庾信》认为《哀江南赋》是庾信早期作品；鲁同群的《庾信入北仕历及其主要作品的写作年代》（《文史》19辑）亦持相同说法。但多数学者依然信从陈寅恪《读〈哀江南赋〉》（《金明馆丛稿初编》）中的考证，认为《哀江南赋》作于周武帝宣政元年(578)十二月。关于该赋的写作动机，陈寅恪认为该赋表达了强烈的思归之情；刘文忠则认为这种乡关之思是建立在对梁王朝的回忆和思念上的。研究论著有8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刘文忠《鲍照与庾信》，张翥与曹萌《历史的庾信与庾信的历史》；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鲁同群《庾信传论》和林怡《庾信研究》；对庾信的家世、生平、创作、评价等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视角不完全相同，各有独到之处。王褒的研究有清水凯夫先生的《王褒传记与文学》（《六朝文学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曹道衡的《关于王褒的生卒年问题》（《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等若干论文，主要集中在创作和生卒年方面。

四、乐府诗研究

    20世纪较早的乐府注释之作有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北京大学出版社1924年版）、余冠英的《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综合研究有陆侃如《乐府古辞考》（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版），前者着重于歌词考订，后者着重于文学背景，两者可相互补充。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版）对陆侃如和罗根泽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其本身最值得重视的地方是对乐府诗内容的阐释，钩稽史实，相互印证，颇为详赡。王易的《乐府通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对乐府诗的起源、建立、沿革等作了探讨，并结合音乐来论及乐府诗，将中乐与西乐进行了比较，认为燕乐、西乐实出一源，同出印度。王运熙50年代出版的《六朝乐府与民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和《乐府论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是两部关于汉魏六朝乐府诗的论文集，讨论了乐府官署的起始与沿革，考证了乐府的某些曲调、歌词的演变、乐府与民歌的关系，收集了大量的原始材料，考订相当细致，代表今人研究乐府诗的最高水平。杨生枝的《乐府诗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从一代又一代乐府的观点出发，揭示各个时代乐府诗的不同特点，并从诗和乐的结合中论述乐府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特殊规律。《孔雀东南飞》的创作时间有汉末与六朝两种看法。孙望、古直、王越、萧涤非、王运熙、蒋逸雪、林剑鸣等都肯定汉代创作说。六朝创作说的坚决主张者是张为麟，此外，陆侃如、冯沅君、徐复也持相同主张。《木兰辞》的写作年代也是研究的焦点。前人有汉代创作说和三国创作说，游国恩、余冠英、张为麟、胡适、陆侃如、萧涤非等皆认为此诗是北朝之作。《敕勒歌》研究主要在作者、背景、语言等方面，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讨论。南朝乐府民歌主要是《吴声歌》、《神弦歌》、《西曲歌》，王运熙的《神弦歌考》（《六朝乐府与民歌》）认为《神弦歌》所祀的都是地方性的杂鬼神，是比较渺小的神道，威严小，因此也易与平常人站在平等的地位，以致发生不少神、人恋爱的故事传说。王运熙的《吴声西曲的渊源》（《六朝乐府与民歌》）认为这些民歌看似普通风谣，但实际上有其明显的渊源系统；罗根泽的《南朝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认为这些民歌大多有本事可考，与上层阶级的关系颇为密切。在艺术手法上，王运熙的《论吴声西曲的与谐音双关语》、《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均见《六朝乐府与民歌》）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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