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日韩两国拥有相近的习俗和文化，但又各具鲜明特色。本文分析了日韩两国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并剖析了两国文化差异的根源。
【关键词】 日本/韩国/文化/比较研究

    无论从地理上还是历史上讲，日韩两国的联系都相当密切。然而，日本与韩国却是“地理上靠近，心理上疏远”。地理上靠近，指的是日韩两国只有一水之隔，虽不是鸡犬相闻，但也可相互收听到对方的国内广播。心理上疏远，指的是日韩两个民族之间经常出现矛盾，摩擦不断。从文化层面分析，日韩两国虽同属东方儒家文化圈，有较多的相似点，但又有各自长期以来形成的特色。

    　　　　一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日韩两国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儒家文化很早就传入了日本。公元645年日本“大化革新”从酝酿到发动，始终是在儒学思想的支配下进行的。奈良时期，日本颁布了一系列维护封建统治的成文法。其中就根据儒家“百行孝为先”的思想，在757年的敕语中，强调孝为“百行之本”， 并效法中国唐玄宗的做法，“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令地方官推荐孝子，对不孝者要予以流放①。江户幕府成立以后，日本又以儒学（即朱子学）为“官学”，以此作为巩固幕藩体制的精神支柱。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虽然脱亚入欧，但儒家文化的影响仍随处可见。日本各地建有许多孔子庙，其中有的称“圣堂”，有的称“圣庙”，有的称“学校”，有的就叫“孔子庙”。孔子庙是学庙一体，既是庙堂，又是学校，主要作用是普及儒学，利用儒学为政治服务。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各地现存孔子庙30多座，主要有长崎孔子庙、冲绳孔子庙、名古屋孔庙、东京附近的汤岛圣堂、水户孔子庙等②。日本孔子庙现在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祭孔，以此来增强日本的民族精神，建立一个健全和稳定的社会。
    日本人的家庭观念和集体观念比较强。日本的民法规定，夫妻成婚后应统一姓氏，其中多数采用男方的姓氏。这无疑与儒家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习俗有密切的关系。日本人都要先在家里学习家庭内部的等级制度及团结，同时这样的等级和团结也适用于他们以后的社会生活③。可以说，家庭观念、家庭的管理模式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日本人在做自我介绍时，往往忽略具体从事的职业，而是强调在哪家企业就职④。进入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日本员工，都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感恩意识，他们将自己所属的企业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竭尽所能地为之服务。日本的谚语“在同一个锅里吃饭”，就生动地反映了日本人以工作单位为家的群体意识。工作中的社会关系都被日本人看成是家庭关系的延伸或是广义的拟制家庭关系。日本人经常强调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反对任何叛离或孤立于集体的行为，这使日本企业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大为增强，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样，儒家文化对韩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对韩国人影响最大的是儒学的三纲五常，尤其是长幼有序和恪尽孝道。韩国从“孝”派生出了家长制的集体主义，从长幼有序派生出了权威主义。儒家文化里没有契约观念，但重视人际关系上的义理、人情，重视以家族为中心的集团的共生，强调家族、民族的同质性与同甘共苦等，并且将家的原则扩大到国家。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对家的孝必然要求对国的忠，由此建立的国家组织，是按有系统的位序伦理维持的上下级人际关系。韩国社会几乎照搬了中国儒家那种家长制的社会结构。崇尚儒学的朝鲜王朝长达五百年的统治，以及随后日本的殖民统治和美国的军政统治都给韩国社会烙下了集权的印记。即使在韩国独立后，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儒学思想中的国家观和权威观在韩国被转化为“秩序原理”。受儒学国家观和权威观影响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了韩国社会较为普遍的认同和遵从，这对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在韩国，长期以来民众已习惯于听从政府的安排，就如同在家庭内小孩习惯于服从父亲的决定那样，对于政府的权威地位毫不怀疑。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中，国家利益往往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而个人服从国家的需要也是天经地义的。尽管韩国政府介入市场的范围和程度，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变化，但几十年来基本上都是以政府为上级、民间企业为下级这样的模式为主。由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着这种上下级关系，因而韩国有时会被认为是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介入主义国家⑤。虽然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参照的完全是欧美的价值观和经济模式，但儒学作为潜在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力量，仍然深刻地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动，使韩国社会表现出与欧美不同的特点，如群体观念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观念，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重视伦理道德修养教育的习惯等。这些特点都与儒家文化息息相关，推动着韩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⑥
    直至80年代末，韩国社会由儒学观念维系的人际关系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宗族、氏族乃至民族仍在用儒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支配自己的行动。韩国有学者认为，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仍占有绝对的比重。事实上，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动。韩国人所具备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考方式、行为规范仍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韩国社会的基层。可以说，儒学伦理已渗透到韩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例如，韩国的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团队主义教育，推崇儒家学说，学校对学生在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和市民伦理方面都有规范化的要求。又如，韩国不少企业体现着儒学“家长制”的管理原则，企业主往往扮演着“家长”的角色，而企业员工一般都尊重与服从“家长制”的管理与指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日韩两国文化具有的共性：
    第一，日韩两国文化同受儒家文化浸润的特征十分明显。由于地理相近的原因，自古以来日韩两国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来自中国的儒家文化，并将其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使之成为国家发展的文化基础。韩国学者指出：“儒家的价值观念已成为今日东亚国家迅猛发展的基础。”⑦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也认为：“汉文化圈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能取得如此成功，可能同儒教的许多特征有重大关系。”⑧
    第二，日韩两国文化中的家族集团主义相当浓厚。日韩两国文化都将家族关系延伸到社会组织中，并借助家族集团主义去建立一定的社会秩序。这种家族集团主义依靠礼义和人情把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构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机制。并且，由于将家族集团主义一直扩大到国家体制中去，从而形成了“一君万民”的中央集权体制。历史上日本幕府都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并提出“君臣、上下、尊卑、大小各尽其份而已，无浸渎之患，则天下治矣”的观点。虽然公元10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削弱，开始实行地方分权的封建制度，但由家族集团主义派生出来的中央集权的观念在日本社会仍有一定的基础。韩国人维护中央集权的“国家”观念也十分强烈，因此国家意志易于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全民运动。虽然近年来韩国社会逐步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但韩国维护中央集权的基础依旧比较牢固。
    第三，日韩两国文化都强调德业双修的思想。在儒学价值观的熏陶下，日韩两国文化都倡导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立德、立功的事业追求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在日韩两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鞭策力，激励着日韩两国民众为各人所属的家庭、企业、团体进而为整个国家、民族建功立业。日韩两国文化在倡导并实践建功立业的价值追求的同时，也重视道德理想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强调德业双修。在日韩社会，人们大多崇尚节俭，反对奢靡，并奉行儒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行为准则。当然，在现代化进程中，日韩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如过分追求物质利益、崇尚个人“至上”主义的风气，但在日韩社会都遭到了相当的抵制。
    第四，日韩两国文化中的“男尊女卑”观念较为严重。日韩两国文化均从传统的家族道德出发，从男性社会的需要出发，重点在于培养女性安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恪守贞淑、顺从的妇德，培养善理家务的良妻、教育子女有方的贤母。虽然随着日韩两国社会的变迁，女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人数逐年递增，但是在男女分担家务问题上，由女性独挑大梁的仍占大多数，这表明日韩两国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日韩社会中的“男尊女卑”和“重男轻女”现象仍然较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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