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第三，日韩两国都实行过中央集权制度，但后来日本走上了地方分权化的道路，而韩国仍是一以贯之地保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公元6世纪， 原来处于分散状态的日本成立了统一的政府，那时日本仿效中国，试图加强中央集权。但10世纪后，日本的中央权力逐渐衰弱，出现了地方分权的局面。16世纪末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日本又形成了中央集权，但此时日本的中央权力并没有完全收回地方权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和允许地方的既得权和自治权，实际上是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协调并存。相反，在韩国的中央集权制下，地方的权力要绝对从属于中央。中央集权制虽然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国家集中有限的经济资源为加快经济发展服务，但也会因为过分严格而使体制趋于僵化，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而使社会缺乏活力。在中央集权制的社会里，思想或宗教往往具有统一性，非主流的思想或宗教，都会受到限制。在韩国的“李朝时代”，一元化的思维定势逐渐发展成封闭的锁国思想，以至于当西欧的革新思潮和科学技术涌来时，韩国社会却因为拒绝开放而延迟了现代化。
第四，日本自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长达数百年的时间中，政权都是由一个庞大的武士集团掌握，从而使武士道精神（如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严格遵守纪律、坚忍不拔、勇于牺牲等）渗透到了日本整个社会之中，对日本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相比之下，历史上的韩国则多有“尚文轻武”的风气。在长期奉行严格伦理主义的韩国社会里，人们崇尚修身养性、讲究礼义道德的士大夫精神，追求的是抑制贪欲、超越富贵的义理。在“尚文轻武”的风气下，精通文学和经学的读书人受到社会的尊重，而尚武精神和武人则备受冷落。在古代韩国上流社会的文武两班中，文班地位高于武班，甚至连武职也常由文官担任。令人惊奇的是，历任朝鲜王朝兵曹判书的五百人中没有一个人是武官(11)。
值得关注的是，尚文主义价值观进一步导致了韩国整个社会重视脑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韩国社会的普遍观念，同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成为韩国社会的普遍原则。在韩国，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几与贱民无异。相比之下，日本的尚武精神并不轻视体力劳动，这就为日本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12)。
第五，韩国历史上曾多次遭到日本的侵略，长期被外族欺凌使韩国既有一种沉重的自卑感，但又有一种自强不息的自尊自傲感，韩国人总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因而总是要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形象，从而使韩国人很自然地形成了特别重视“面子”的心理特征(13)。韩国人典型的处世哲学是“不行，装行；困难，装容易；没有，装作有；干不了，装作干得了。”(14)
相比之下，日本人较为崇尚“实用主义”，他们既不向往来世，也不迷信天堂，惟以现世利益为重，其价值取向和民族性格明显带有实用主义倾向(15)。只要实用，“拿来”就是，而不顾其内容和形式。“有用时即用之，无用时即弃之。根据需要而变形。”例如，日本人的信仰是儒教、神道教和佛教的“三位一体”；日本的文字是汉字、假名、外来语各当一面；日本人的饮食也是多种多样，力求实用，通常早餐是面包、咖啡或牛奶等西式食物，中晚餐是生鱼片等和式料理，节假日则上饭馆品尝中华料理。日本经常遭受台风和地震袭击，因而日本人修建的建筑物首要考虑的是要经得起台风和地震的考验，而不是外观。日本人的生活用品大多小巧轻便，以便于移动。日本是个岛国，其自然环境远不及朝鲜半岛，因而日本人要生存，只能是采用实用主义，所有的名分和形式之类的外观现象只不过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
三
日韩两国文化之所以有差异，主要是由于两国的自然环境、社会因素等存在差别。日本的自然环境相对而言较为恶劣，地震、火山、台风等自然灾害自古以来频频发生，这对日本民族的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日本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能居安思危，并由此产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意识”(16)，使日本民族的集体主义观念和凝聚力比其他东方民族更为强烈，因为“防止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和重建家园并不是任何个人的努力所能完成的”(17)。较强的集体观念同时又使日本人普遍有求同和从众的心理，缺乏个人的求异和创新。“集团生活需要和谐和共性，更多是强调相同，而不是强调个性和自我，要达到真正的和谐有时要求牺牲人的个性，这样容易盲从，没有是非。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很容易受别人和媒体的左右，而少有自己真正的看法。”(18)。另外，自然环境的恶劣，也使日本人往往希望通过借助“神”等外来力量来保佑自己免遭厄运，因此日本宗教活动盛行。相比之下，在灾害较少、自然环境相对较好的韩国，人们凝聚在一起、共同抗争灾害的意识较为薄弱，人们的“危机感”不强，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人们互相之间容易产生“不和”。
日本是个岛国，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这种独特环境，使日本文化相对来说较少受到大陆文化的影响，而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而地处朝鲜半岛的韩国则由于与亚洲大陆紧密相连，其文化极大地受到了亚洲大陆文化的影响。比如，韩国人与中国人一样，每年都有按阴历过“春节”的习俗。而日本人则不过“春节”。不少学者认为，日本的“岛国文化”受到亚洲大陆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的“桥梁”作用。韩国著名历史学家全海宗教授指出，“韩国民族一方面吸收了汉文文化和佛教，以及中国大陆的技术，另一方面则把这些文化文物传授到日本”(19)。
另外，日本之所以后来走上了地方分权化的道路，与日本国土由诸多岛屿构成这一特点不无关系。古时日本交通、通信等科学技术不发达，不利于上令即时下行，久而久之就导致了中央权力的衰退，成为日本逐步实行分权制度的背景。而在国土相对集中的韩国，中央权力能够直接贯彻到地方，从而能够保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
还有，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日韩两国在对家族成员的资格认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日本对于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也能认同其为家族的正式成员；而韩国则除了配偶以外，并不认同无血缘关系者成为其家族成员(20)。日本一方面以血缘为家族的核心，另一方面也在血缘核心的周围配置无血缘关系的成员，以至不少无血缘关系者也能担任家族分支的户主，甚至由无血缘关系者继承本家户主的情形也很多，例如入赘就是方式之一。同时，在日本家族后继无人时也收养养子，而且养子的来源并不限于父系血缘集团，有时也选自妻方的亲戚，甚至是毫无血缘或姻亲关系者。“因此，可以说在日本很早就形成了超家族、超血缘的社会集团，这一传统为日本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组织资源和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心。”(21) 相比之下，韩国的家族则是由“血统”来巩固的。毫无血缘关系者绝不可能成为养子，而女婿也无法成为妻方家族的继承者。在韩国，养子必须是来自父系血缘集团，且世代关系必须正确（例如只有第二十三世才有资格成为第二十二世的养子），同时在经验、年龄上也不能出现颠倒关系。韩国家族对“血统连续性”和世代关系的重视，与其设定结婚关系时禁止族内通婚有关。由于韩国重视“血统连续性”，因此，韩国的婚姻关系都是族外婚，绝不可能出现日本那种表亲婚姻(22)。
韩国社会中的“血缘”观念根深蒂固。在韩国的家族企业中，子承父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无论是被称为“财阀”的世界性大企业，还是一般的中小企业，皆是如此。此外，韩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还有“地缘”（指因生活在同一地域而形成的同乡关系）、“学缘”（指因就读于同一学校而形成的同窗关系）和“职缘”（指因就职于同一工作单位而形成的同事关系），共同构成了韩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当这些关系因素都发挥其效应的时候，法律的作用往往就被削弱了。“许多韩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或各种社会问题时，在缘情面前是弱者……重情轻理、近亲远疏的处世原则在韩国人看来是极为自然的，也是极为‘合理’的。”(23) 而在日本社会，人们之间虽然也有“血缘”、“地缘”、“学缘”和“职缘”，但未如韩国那样过分强调，因而法律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至少日本社会在表面上是用法律代替“人情”，以此来维持社会稳定的。
注释：
① 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② 沈立新：《孔子影响在国外》，载《史林》1996年第3期，第197页。
③ 吴新兰：《“内”与“外”：解读日本文化的钥匙》，载《东北亚研究》2003年第3期，第72页。
④ ［日本］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讲谈社1976年版，第30页。
⑤ ［韩国］柳锡春：《东方、西方和马克斯·韦伯》，载《高丽亚那》1998年春季号，第23页。
⑥ 潘畅和：《儒学与当代韩国》，载《当代韩国》1996年第4期。
⑦ Chung-hyun Ro,“The Roles of Ideology, Values, and Ethics in Administrative Development”, Korea Observer, Autumn 1994,pp.297—298.
⑧ ［韩国］金大中：《金大中哲学与对话集——建设和平与民主》，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⑨ ［韩国］尹大奎：《略论日韩两国文化的差异》，载《韩国研究论丛》（第九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⑩ ［韩国］同上，第169页。
(11) ［韩国］扈英珍：《乌纱帽共和国》，东亚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12) 朴昌根：《论韩国人的尚文主义价值观对韩国社会现代化的影响》，载《韩国研究论丛》（第九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13) 陈龙山：《中韩经贸关系发展中非经济制约因素探源》，载《东北亚研究》1994年第4期，第9页。
(14) 《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载［韩国］《东亚日报》1994年2月15日。
(15) 郭洁敏：《“和魂”——日本人的独特性之根源》，载《东亚文化论坛》，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16) 邓凌志：《中日企业合作中的文化摩擦现象分析》，载《东北亚学刊》2004年第3期，第50页。
(17) ［韩国］尹大奎：《略论日韩两国文化的差异》，第162页。
(18) 何德功：《从生死观历史观看中日文化差异》，载《参考消息》2004年11月25日。
(19)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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