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退溪在韩国历史上的地位，有如中国的孔子，甚至还要更高。韩国最常用的面额1000元的纸币，就是以他的肖像作图案的。无论是在生前，还是在身后，李退溪都极受朝廷与民众的尊奉，他当年讲学场外陶山书院也因此变成了一个儒教的圣地。在李氏朝鲜王朝宣祖八年（公元1575年），当时最著名的书法家韩石峰奉国君之命为陶山书院专门题写了匾额，从此，陶山书院也被人们称之为“赐额书院”。如此殊荣，在韩国众多书院里绝无仅有。

　　古代韩国的书院的主要功能有两项：一是课徒授业，二是祭拜典祀。自从近代西方教育体制引入韩国之后，课徒授业便渐渐消逝，至今已不复存在，但祭拜典祀活动依旧悄然延续。

　　书院在韩国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蔚为大观。据相关资料，在李氏朝鲜王朝后期，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书院居然多达一千余所，而当时整个朝鲜王朝的辖境也不过20万平方公里。书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为国家输送了大批熟悉儒家典籍、秉承儒家传统的行政管理人才，又为社会提供了众多从事儒学教育、推广儒家文化的普通知识群体，为儒教文化在韩国社会的推广与弘扬奠定了基础。而遵照儒家礼仪进行的各类祭祀活动，也为公众提供了儒教文化实践上的具体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书院的薪火相传就不会有今天的韩国社会儒教文化的普遍存在。

　　不过，书院过多过滥也不可避免造成一些弊端。比如，入书院研读的士人可以蠲免赋税徭役，书院过多，导致生产第一线的青壮劳动力流失；而众多士人免赋免役，又使得国家府库收入剧减。

　　此外，我个人还有一个大胆的推测：书院过多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符合做官条件的士人数量骤长，而朝廷和地方的官职却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相对有限，遂使得相当多数量的士人没有入仕的渠道（就如同今天我们的大学扩招，导致大批本科生、研究生毕业后求职困难的情况一样）。读书人失去了通畅的入仕途径，就不免无事生非。聚在一起就不免大发牢骚，议论政治，指斥朝廷，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现象在所难免。本来，能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境界的读书人实属凤毛麟角，“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固然不错，但立足点首先还在个人利益上。

　　基于增加赋税收入、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尤其是有效消除读书人放言清议、批评时政以至破坏社会稳定等因素的考虑，大院君曾在十九世纪后期下达命令，撤销了全国绝大多数书院，只保留了寥寥几十所。看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得有个限度，过多过快难免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即便如此，韩国民众对他们的书院文化还是充满着自豪的情绪，尤其是前些年孔子第七十七代裔孙到韩国安东访问，留下了“海东邹鲁”、“邹鲁之乡”等题词，更让他们有些忘乎所以了，认为儒教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独独在韩国一地，汉官威仪也只有在韩国才得以再现！

　　在屏山书院，一位韩国中年妇女在尽义务向我们介绍了屏山书院的基本功能、历史沿革、以及书院文化在韩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影响之后，有意无意地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询问我们怎么看待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视安东为“邹鲁之乡”的评价与期许；二是问中国现在是否还有书院，中国人又怎么看待书院文化。

　　她的潜台词我们当然听得出来，无非是暗喻中国早已没有书院传统，书院文化只是在韩国独得其传。这是韩国人特有的韩式“自大与自囿”（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语）。我们告诉她，由于种种原因，书院在中国虽然不如韩国这样的普及，但是并未绝迹。事实上，具有千年以上历史的长沙岳麓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河南嵩阳书院、睢阳应天书院等，“其气势与规模、其文脉与神韵，又怎得几个小小的绍修书院、屏山书院可比”（王先明教授语）。

　　不过，话虽这么说，与韩国民众对儒教文化的呵护相比，我们对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的忽视和慢待也是不争的事实。即便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岳麓书院，今天也以每年门票收入达一千余万元而沾沾自喜。所以，与其厌憎与责怪人家的自大自囿，倒不如老老实实地反省自身，清醒地看到自己和人家的差距。讳疾忌医、固步自封，永远是进步的大敌。 歧路彷徨，儒教文明向何处去

　　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城市人口的剧增和农业人口的锐减。就以韩国为例，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年轻人绝大多数拥入了首尔、釜山、仁川、大邱、大田等大中城市，留守农村故土的只是一些老人与妇孺。

　　驱车在荣州、安东的高速公路上，丘陵绵延起伏，绿树成荫，田野平坦，但就是一路上很少见到车辆和行人，即使是在著名的河回民俗村参访，偌大的一个村子里，我们也没有见到几个当地的村民，真给了我们一次远离城市喧闹，亲近自然本色的机遇。但是，从更深的层次去想：建立在农耕文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儒教文明，也只能和谐地存在于安东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它的悠然自得，它的诚实纯朴，根本无法适应充满激烈竞争的当代社会生活节奏。据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朋友介绍，安东乃是韩国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确实如此，我们驱车经过安东的闹市区，看到大街两侧都是比较简陋的二三层楼，没有高楼大厦、灯红酒绿，质朴自然。在安东的饭馆就餐，当地最有名的一道菜“安东煮鸡”，其分量之大，价格之低，让人有些难以置信。这一切，往好处讲，是田园牧歌式的宁静，而从另一个角度，则不能不说是落伍。

　　安东地区还有不少保留着传统色彩的宗宅，比较著名的有重建于1929年的李退溪宗宅，老山金氏礼安派嫡裔居住的乌川遗址，朝鲜王朝时期著名学者鹤峰金城一的鹤峰宗宅，位于河回民俗村之内的柳成龙宗宅（忠孝堂）和柳云龙宗宅（养真堂），以及我们下榻的聋岩宗宅等。

　　这些宗宅具有典型的民族建筑风格，保留着先辈大量的遗物，那些珍贵的典籍、手迹，让参观者感受到浓郁的书卷气，在那里佇立片刻，便能暂时忘却掉人世间的烦心之事。可是，如果再追问自己一句，如果真让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长期居住，使“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成为现实，你愿意吗？恐怕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人可以留恋过去，但却永远无法退回到昨天；人可以抱怨现实，但却永远不会放弃了今天。这是一个悖论。

　　再一个悖论是，儒教文化传统的保持和弘扬，是否必须以牺牲经济的发展为代价，就像今天韩国的安东一样？难道要纯朴就必须闭塞吗？这样，儒教文明对于安东又究竟有多少意义？

　　是“率由旧章”？还是“器惟求新”？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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