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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日藏古本的文献学价值

时间:2009-8-8 16:46:29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
日本所藏《诗经》唐抄本和日人所书写之《诗经》古抄本,日本藏《毛詩正义》单疏本、南宋十行本,及其江户时代和刻活字本等,多存《诗经》古本风貌。其对于《诗经》文献学研究的价值,可从考经文、考《传》、《笺》、《疏》佚文、考各本虚字之增删、知定本前后俗本之旧貌、考《毛诗》及三家诗散佚著述佚文、考六朝初唐俗文异文、明辨体式七方面予以说明。
【关键词】 《诗经》/日藏古写本/印本/文献学

 


    《诗经》今存写本,以敦煌石窟所见卷子为最古,皆唐以前人手写,大有裨于《诗经》研究。除此之外,还有古代流传于日本之唐抄本和日人所书写之抄本数通。唐人抄写而自唐传入日本的抄本,学界称为唐抄本。同时,还有日人抄写而与唐抄本密切相关的抄本。[1]其中静嘉堂藏《毛诗郑笺》20卷、龙谷本和清原宣贤手抄《毛诗》等皆很完整。[2]《诗经》之古印本,即最古之宋本,国内当数国家图书馆保存之两种,余则不存;而日本今尚存宋绍兴九年所刊《毛詩正义》单疏本[3]和南宋十行本,即《附释音毛诗注疏》[4],前书列入日本“国宝”,后书亦列入日本“重要文化财”。日本江户时代活字本中的《毛诗》白文与《毛诗郑笺》,多以保存旧貌为己任,亦有理应珍视者。
    清人严可均于《铁桥漫稿》卷八言:“书贵宋、元本者,非但古色古香,阅之爽心豁目也;即使烂坏不全,鲁鱼弥望,亦仍有绝佳处,略读始能知之。”[5](书宋本后周书后)《诗经》之古写本印本,唐抄宋椠,珍如珙璧,一旦散佚失坠,无以挽回,访书藏典之事,可谓大矣!其真价,固不当以藏于海内海外相议,而海外传者,得之不易,亦常令学子“望洋兴叹”矣!
    笔者执教鞭于东瀛,欲聚古文旧书,幽搜讨寻,不遗余力,而犹致力于《诗经》古本之集揽。每得一通,或倾囊相购,或远借摄影,或托友人复印,或翻为楷书,历数年,所知古写本、印本,大体到手。
    以上《诗经》日藏资料,既为研究日本诗经学之基础材料,如与国内研究相辅相成,又于拓展中国古典文献学、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有所启发。笔者陆续发表各本研究论文,又撰此短文,论其文献学研究之前景,以明飘零它山之故叶归根之意也。各种写本、印本,价值自然不尽相同,此不详论,仅言其大要而已。
    一、考经文
    《墓门》二章“歌以讯之,讯予不顾”,戴震《毛郑诗考证》谓“讯”乃“谇”字转写之讹。安徽阜阳汉墓出土《诗经》竹简正作“歌以谇□”。静嘉堂本《毛诗郑笺》、足利乙本等抄本“讯”皆写作“”,即“谇”之俗字。盖“”与“讯”字形相近,遂被误认作“讯”。
    《硕鼠》:“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韩诗外篇两引此文,并作“逝将去汝,适彼乐土。逝彼乐土,爰得我所”。又引次章亦云:“逝将去汝,适彼乐国。适彼乐国,爰得我直。”诚如岛田翰所言,此乃因为叠句,从省不书,止于“逝彼乐土”各字下,各加重文号,展转传写,遇脱“适彼”二字下重文号,于是浅人又妄加“乐土”二字,改作“乐土乐土”也。[6](P123)
    岛田翰又引原出于高山寺之新井政毅藏书卷子本《毛诗》(狩谷掖斋所旧收),此处旁记“古本作‘逝彼乐土、适彼乐国’者”云云,与《韩诗外传》所引同。而顾野王真本《玉篇》引首章,亦作“逝彼乐土”。岛田翰并引《中谷有蓷》篇叠“慨其叹矣”两句,《丘中有麻》篇叠“彼留子嗟”两句句例相同者以为旁证,遂得出结论,谓不独韩婴所传,乃虽《毛诗》固如此。考日本现存《毛诗》抄本,此类例证并不罕见。
    《小雅·车攻》:“建旐设旄,薄兽于敖。”唐石经、宋小字本、相台岳氏本都相同。薄为语词,敖为山名,据文意,兽当为动词。而《郑笺》云:“兽,田猎搏兽也。”惠栋《九经古义》:“上‘兽’字亦当为‘狩’。《考文》古本作‘狩’。”惠栋以日本山井鼎所撰《七经孟子考文》之说为证据,说明“兽”当为“狩”,意正顺。而阮元《校勘记》又吸取了惠栋的看法,曰:“《九经古义》云,《水经注》引云:‘薄狩于敖’,《东京赋》同。”段玉裁赞同惠栋云:“‘薄狩’,《后汉书·安帝纪》注及《初学记》所引皆可证。”这是利用日本古写本校勘的一个好例子,因为这里提到的“《考文》古本”正是指足利学校所藏古写本。
    近读《阮元评传》,见提到此例,作者评论说:“郑玄没有查考《考文》古本,而望文生义,显然是错误的。”[7](P340)作者意在指出郑说不当,而又怪罪郑玄未能查考《考文》古本,看来作者似不知《考文》古本在何处,才误以为是郑玄可查考之书。作者非专治《诗经》之学者,固然不必深责,而当今治《诗经》者,亦多不知《考文》古本为何指,岂不辜负山井鼎利用足利学校所藏古本校订经籍而写出《七经孟子考文》①的一番苦心?这里所言“古本”,具体而言,当为《毛诗》足利甲本。此本《经》仍作“搏兽于敖”,而《笺》云:“狩,田猎搏兽也。”《毛诗》足利乙本则同今本,经文作“搏兽于敖”。[8]足利本当据宋本所抄或据其改订,故字有同与不同。盖经本作“狩”,郑玄亦据此释词,误不在郑玄,误在后人抄写或刻印焉。静嘉堂本经作“搏兽于敖”,而“搏”字左旁注“薄,本乍”,是古本有作“薄”者无疑也。诚如黄丕烈所言,“抄本书必得彼此参考,方为美善也”[9](P364),参阅多种抄本,实有益于释疑也。
    二、考《传》、《笺》、《疏》佚文
    《毛传》、《郑笺》、《孔疏》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脱误颇多。日藏写本常依照古本校勘宋本文字。古抄本《神乐歌》一卷,原为乐人安倍氏所藏,其纸背书《小雅·韩奕》末二章、《江汉》完篇。疏中“民”字悉作“人”字,乃避唐太宗讳,可定为平安时代抄本。以校闽本、毛本,疏文阙略,讹夺颇多,但《韩奕》第五章孔疏“蹶父”至“燕誉”下,有“此言韩侯”云云198字,乃为佚文。长泽规矩也曾以校十行本、嘉业堂单疏本,益信其为佚文,因叹曰:“予数观古抄本,而其佚文多若是者,未曾见也。”遂以“艺林鸿宝”称之。 [10](P401)今考恭仁山庄藏宋绍兴九年单疏本,亦无此99字,则其为佚文,可信矣。此乃孔疏中最长之佚文,而《毛传》、《郑笺》中之脱误,字句虽短,却于理解其文意多不可或缺。
    古书遇重文,多省不书,但于下画重文号以识之。后人抄写,时有漏看此重文号而脱重文字句的情况。静嘉堂本《毛诗郑笺》,《经》、《传》、《笺》齐备,堪称完璧,虽多依宋本,然字左右多有据日本传古本校勘之注记,脱误之迹,明白可辨。如通行本《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传》文中的一段话:
    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
    静嘉堂本《毛诗郑笺》于“夫妇有别”后右旁注“夫妇有别,四字本无”,意为日本所传,有两种情况,即一本于上一“夫妇有别”后还有一“夫妇有别”,另一本则无此四字。前一本后半当断句为:
    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
    各句正构成顶真结构,文意亦顺。据此推断,原文“夫妇有别”四字各字下有重文号,后书写者漏写,只留下一“夫妇有别”,文意大体可通,遂断句时将其后属,后句与前句的关系遂不甚明了,不如有此四字将喻体与喻意勾连明晰。
    三、考各本虚字之增删
    日本藏各种《毛诗》写本,“之也”、“矣也”、“也矣”之类极多,此亦与敦煌《诗经》卷子同。京都大学藏《毛诗唐风》残卷《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莫,日月其除。”《传》:
    蟋蟀,蜝也,九月在堂。聿,遂也。除,去也。[11](P2)
    以上每释一词,均有一“也”字,将各词关系表示得清清楚楚。而今本则作:
    蟋蟀,蜝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
    陈奂《诗毛氏传疏》:“聿者,遂之词,为全诗聿字通训也,聿与曰通,其意皆可训遂。遂,亦词也。”[12](P535)具体说明“聿”训为“遂”之理由。今人有标点断为“聿遂除去也”者,固由不明句意之故,而通行本脱一“也”字,至少也让人多费一层思索,减缓阅读速度。后世刻书者为成本计而多删语词,给今人造成不便良多矣。陈澧《东塾集》卷一云:“《毛传》连以一字训一字者,惟于最后一训用‘也’字,其上虽垒至数十字,皆不用‘也’字,此传例也。”[13](校《毛传》“也”字说)敦煌《毛诗》卷子传文以一字训一字者,多施“也”字,已将陈澧之说打破,而日本藏几种《诗经》抄本更进一步验证陈澧所说不确。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缘起》已经注意到日本古抄本经注多有虚字。通观其抄本,知实沿于隋唐之遗。即其原于北宋者,尚未尽删削。他还特别提到《尚书》、《毛诗》经注抄本犹多虚字。今合校数本,其渐次铲除之迹可寻。[14](P3)日本古代《诗经》研究者,往往利用日本古写本来对《传》、《笺》文字进行校勘,继山井鼎之后,江户时代末期龟井昭阳著《毛诗考》也屡引足利本。如卷四《?{风·柏舟》:“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也。”[15](P1)今本最后一句作“故作是诗以绝之”,而《毛诗考》末尾增一“也”字,且说明道:“也字,今本阙,据足利古本补。”[[15](P53)宋本已阙此“也”字。较之古写本,今本删去的语辞甚多。
    阮元《校勘记》对此类情况,亦未一一注明,原因是他所见经注本,大抵皆出于南宋,因而不相信日本抄本为唐本,怀疑那些虚字是日本人所妄增。而龟井昭阳《毛诗考》则较为注意日本抄本,多依据《七经孟子考文》所反映的古本句末多用助字的情况,推断今本已被删去“也”、“矣”、“焉”之类,而认为理当补足为是。《有女同车》《传》:“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也。”昭阳曰:“也字。今本阙,据足利古本补。”[15](P44)
    江户时代末期安井衡《毛诗辑疏》也十分注意运用足利古本来确认《经》、《笺》、《传》文字。如《周南·卷耳》:“我仆痛矣,云何吁矣。”《笺》云:“此章言臣既勤劳于外,仆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忧矣。深闵之辞。”安井衡案:“《笺》:‘何乎’,本多作‘何吁’,今从足利古本、小字本、岳本。”[16](P35)是说《郑笺》中“今云何乎”一句中的“乎”字,各本多作“吁”字,而安井衡根据足利古抄本和小字本、岳本,判定以“乎”字为宜。这里所指“足利古本”系指足利学校所藏《毛诗》甲本与乙本,是山井鼎、物观撰写《七经孟子考文》中《毛诗》部分的依据,也是观察在《传》、《笺》流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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