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刘知几这一比较、分析，切中肯紊，何有贬抑司马迁!他只是及时总结了编纂学史上的教训，恰恰为后来史学史上的诸多例子所充分证实。刘知几还在一系列问题上显示出他的卓识。他批评王劭修《隋书》，一味追求模仿《尚书》，徒然掇拾琐言，“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也”[13]。批评中古以降，列传太滥太杂的毛病，“其间则有生无令闻，死无异迹，用使游谈者靡徵其事，讲习者罕记其名，而虚班史传，妄占篇目”[14]。特别是不怕招来谤议，一针见血地指摘贞观诸史对名臣父祖列传，毫无事实根据而滥加溢美，既严重违反信史原则，又乖于列传体例：“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15]。刘知几《史通》的著成，标志着中国史学达到“自觉”的阶段，对于历史编撰的发展意义尤为巨大。诚如梁启超所评价的：“刘知几是史官中出类拔群的，孤掌难鸣，想恢复班固的地位而不可能，只好烦闷郁结，著成一部讲求史法的《史通》。他虽然没有作史的成绩，但史学之有人研究，从他始。这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打了一个大雷，惊醒了许多迷梦，开了后来许多法门。”[16]刘知几的理论主张对后世很有影响，譬如他提出修史应立都邑、氏族、方物三志，即为后来郑樵等人所实行。
章学诚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几自觉总结历史编撰得失的传统。他所著《文史通义》，既重视“史义”，即史家的观点和识见，又重视辨析体例，探究传统史学主要体裁的演变和得失，且将二者贯通，主张根据著述的义旨灵活运用，反对墨守旧规，强调别识心裁。他以一种可贵的历史分析的眼光，中肯地总结一千多年历史编撰上的一些主要经验教训。他认为，纪传体是三代以后之良法，诸体配合，足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又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著述的典范。继之《汉书》、《三国志》，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够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诘，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简直如洪水泛滥之河、淮、洪泽，祸患无穷。[17]章学诚辨析体例的一项重要创见，是指出纪传体的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实，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事难贯。”[18]章氏进而认为，此一缺陷正好从纪事本末体得到弥补。他精到地分析纪事本末体的特点：“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漏。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漏而或溢也。”[19]章学诚从“史为记事之书”的根本任务，和适应事实复杂多变的需要来分析纪事本末体的长处，所见至为深刻。基于上述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利弊的分析，章氏明确地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他说：“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则引而申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20]章学诚提出的改革设想，就是吸收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之所长，以形成一种容量广阔、而又能显示历史大势的新史书体裁。他对此很自信，说“创例发凡，多为后世开山”。
关于如何具体实现的方案，章学诚曾设想过两种办法。一是采用“纪”、“传”、“图”、“表”四体配合。即保留纪传体原有的“纪”和“表”；去掉“书志”的名称，设立包含各种类型内容的“传”；并增加“图”。又一种设想，是采用“别录”的办法，即在全书前面标列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此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两种办法同时并存，说明章氏仍处于探索问题过程之中，自己尚未达到满意的结果。然而他的努力，却确实为近代史家探索新综合体指出了方向。
三、小 结
通过对我国传统史书体裁多样性和史家重视创新意识的扼要论述，我们可以归结出如下看法：
历史编撰是史学家之“才”、“学”、“识”三者的集中体现。世世代代的学者，无论你对历史演进的观察如何深刻、敏锐，对历史变化的观点如何之高明、正确，搜集的材料如何之丰赡、翔实，研究的成果如何之精当、宏富，表述如何之恰切、生动，都必须依赖历史编撰这一载体容纳和表现出来。同样，史学研究的多方面的成果也要依赖于此，才得以广泛行世和久远流传。因此，历代卓有建树的史学家，无不重视历史编撰的改进和恰当运用，杰出的史学评论家，也无不重视对历史编撰加以总结。历史编撰在过去学术长河中的发展，是依靠史家具有创新精神来推动的；今后历史编撰要争取更加美好的前景，关键也在于树立创新意识为指导。从发展和创新的角度来探讨历史编撰问题，对于当前史学工作实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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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库全书总目》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共15类。
[2]《新史学》区分体裁为10种：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杂史；传记；地志；学史；史论；附庸。其中正史再分为官书、别史两类，如此共细分为23类。
[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
[4]《中国历史研究法》。
[5]参见白寿彝：《谈史书的编纂》，《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
[6]均据《史记·太史公自序》。
[7]《史通·自叙》。
[8]《史通·序例》。
[9]《史通·载言》。
[10]《史通·二体》。
[11]《史通·二体》。
[12]《史通·六家》。
[13]《史通·六家》。浦起龙《史通通释》注云，王劭字君懋，授著作郎，迁秘书少监，专典周史。撰《隋书》八十卷，多录口敕，又采迂怪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
[14]《史通·列传》。
[15]《史通·曲笔》。
[1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学史的做法”一节。
[17]以上看法，集中见于《文史通义·史篇别录例议》和《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二文中。
[18]《文史通义·史篇别录例议》。
[19]《文史通义·书教下》。
[20]《文史通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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