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民族的秘史。”
    “红色经典”具有巨大的历史感，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在对革命历程的回忆和展现以及对新中国初期社会斗争和生活的描绘和揭示中，整体性地建构了关于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在当时艰苦的时代环境和严峻的国际背景下，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经典作家积极探索具有中国气派民族特征的文学道路，创作出了相当数量立足中国现实，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红日》《红岩》《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传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关乎国事的民族传统和精神旨趣，塑造了一系列“兼有民族性、时代性、革命性的新时代的典型”（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80页。），强烈而集中地表达出了中华儿女投身水深火热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历史洪流的政治热情和英雄气概，它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社会责任和使命意识的当代再现，也是自古以来崇尚英雄的民族审美观的集体展现。
    由于受特殊时代背景的制约以及作者机械遵循“塑造典型人物”创作理论的影响，“红色经典”中的典型人物都泾渭分明地贴上了阶级烙印和“英雄”与“敌人”的标签，但是这并不能成为质疑“红色经典”的充分理由。由于作者的盲目反映和价值判断造成作品某种缺失的现象，这也是任何时代的经典都具有的通病，幻想作家超越时代超越阶级创作出世界大同的作品只是评论家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在中国的四大名著中，基于作家个人传统的价值判断和道德立场，作品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或主人公同样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形象。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关羽、刘备等的或奸或忠或仁的人物形象，并没有因为他们性格上的单一而泯灭了他们的在观众中的形象定位。正如我们的一些批评者指出的那样，《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塑造是有缺陷的，缺少对人物性格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刻画，但这并未妨碍古往今来的人们对关羽的喜爱和尊崇。拿其人物塑造上“高大全”的单一性弊端来否认“红色经典”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以及社会意义，是没有说服力的。“红色经典”所塑造的杨子荣、梁生宝等已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并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正因为在这些人物塑造中体现了民族的集体审美情感，因此，当经过改编的电视剧《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与大众心里固有的人物形象发生了较大的审美错位时，引起了大众广泛的不满和批评。

    　　　　五
    “红色经典”的热拍一方面确实有市场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具有“经典”气质，无愧于“经典”的称号。正如一些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红色经典”这个概念更靠近“经典”，而不是“红色”。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作者有创作激情，而且往往有真实的历史为依托，创作基础扎实，创作者功力深厚，创作态度的严肃性也是现在的创作者望尘莫及的。
    特别是当“80后”们在酒吧和迪厅的狂欢中尽情嘲弄前辈的激情和理想，在物质和欲望的追求中肆意调侃前辈的崇高和信仰，并在“身体写作”、“胸口写作”、“下半身写作”的呐喊中意气风发时，那些为他们所极力消解的沉重、真诚、崇高和信念依然散发出幽香和光芒。在所谓的灵魂堕落、道德滑坡、价值沦丧、信仰迷茫等现实缺失的映衬中，则愈发炳照出“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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