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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争衡与唐代的学术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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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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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层次的文化是由全民创造特别是经由知识分子加以提炼组合、传播、创造并发展的，它代表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总趋向和水平。其中，哲学思想、宗教意识和价值观念真正代表了时代文化的总体特征，其影响及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是观察认识社会文化的个性特征的聚焦点。观察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并认识唐代学术文化的发展特点。
一
马克思说过：“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者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１）］印度的佛教作为一种于有限中追求无限、于现实中求得超越的信仰和哲学诠释，作为于苦难，蹭蹬和人生遭际中寻求心理满足和慰藉的精神需要，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后，随不同时代社会的变迁而演进，至唐代，遂浸染成磅礴的大势，成为中国固有思想和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补充。
唐代思想发展的一大特点是佛教哲学压倒儒道思想，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
唐代２０个皇帝，除武宗李炎外，都扶植过佛教，从贞观三年到元和六年（６２９－８１１）止，由国家组织译场，历代相沿，前后有译师３６人，译经３７２部，２１５９卷［（２）］。经过历代高僧著书立说，改造并宣传佛教思想，调和减除与本土信仰者的心理障碍，佛教教义业已深入大夫民众，对社会心理发生影响［（３）］。遂使佛教寺庙和僧尼人数激增［（４）］，寺院经济有了大发展，并威胁到了皇族的既得利益。［（５）］
佛教发展到唐代的最主要的标志便是各宗派的建立。各宗派在唐代的消失隆替，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佛教文化中国化的历程，并且依与中国固有思想的结合程度和方式，决定了其存在的时间和流传的范围。
一方面佛学初传即依附于本土思想，其传播过程即是自身汉化的过程，早期的道安、慧远就不是自觉努力推进汉化进程的代表人物［（６）］。另一方面本土固有文化心理和积淀又影响制约着它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表明接受主体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汇中的整合功能。这是传播与选择的双向交流过程。拘泥旧有形式和内容的唯识、三论等宗派到中唐后相断消亡，而变异本体的华严，特别是禅宗得到了迅速发展。其次，政治权威对外来文化的容忍程度，也影响到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唐政府对佛教干预较少，使其能长驱直入，经由各宗派的辩论和学者们的系统整理，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部分，最后，还应看到，佛教传播有层次之别，统治阶级上层更多是从统治的需要利用宗教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知识分子多从事于理论形态的吸收，如天台宗使中国哲学更系统化，三论宗（因明学）导致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大发展，唯识宗扩大了知识领域，理学改造禅宗，更向内心本性探求；广大民众则径取最简易切近的学说，以满足日常生活中安全、归属的心理需求。因此净土宗与禅宗南宗的称名念佛与顿悟说大受欢迎，由此观之，最接近下层民众的宗教发展最快也最持久。
道教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始宗教意识和神话传说及殷周时代鬼神崇拜发展而来的多神教。中经近千年的发展，理论教义、宗教实践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佛教的传入更成为其发展的推力，面对对自身宗教地位的威胁，为争取更多的人信仰，道教从理论、教义到争取信徒与佛教展开激烈抗争，并且得到了政治权威的有力支持。使其虽然在理论的精致程度和信仰层面上远不及佛教，但至少在政治上取得了与佛教分庭抗礼的席位。［（７）］开元年间，天下道观有１６６７所，道士７７６人，女冠９８７人，［（８）］而到中和四年（８８４）十二月五日杜光庭记载，唐代从开国以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９）］
与佛道两种哲学社会思潮相表里，儒学在唐代走过了由衰微到复振的历程。唐前期，由于佛教的强大冲击和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儒学有所式微，并努力在佛道对立的两极中保持必要的张力；后期，经过对天人关系的重新论证和援佛道以入儒的历时性转化，儒学内容体系趋于完备，儒家学说日益升值，实开宋明理学之先河。
儒学哲学依然是唐政府认定的官方正统思想，唐代通过尊崇孔子及其学派，编纂整理儒家经典、发展学校教育等方面，维持其发展。［（１０）］
贞观四年，太宗诏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七年令学者准此［（１１）］十二年诏孔颖达等人撰《五经正义》，凡一百八十卷，［（１２）］十六年改定，永徽四年令每年明经考试以此为准。［（１３）］使学术分歧归于一致。这里有对汉魏以来的经书从文字到内容统一综合的一面。但也因此造成唐人注释理解多于创新和求异，使经学中原有的对于天道、社会政治伦理的探讨变成了无可争议的教条。魏晋以来“有无”本体的探求这一对儒学原有命题的突破未能深入展开便归于寂灭，造成了思想的僵化。其次，太宗改尊孔颜。［（１４）］不久又封先秦以来一大批儒士学者（“二十一子’）皆为先师［（１５）］玄宗又封七十弟子皆为候伯，［（１６）］貌似推重，实则这种滥封，恰表明孔子失去了独尊的一位。再次，刘知几疑古惑经，得玄宗及徐坚等时人称赞，正透露出对孔子和经学的怀疑，在初盛唐时已浸染侵袭学术领域，最后，从文化总体发展看，佛道大发展，佛经梵典的翻译注释成为盛行一时的学术风潮，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皆升为经，为考试科目，儒学失去了独尊的地位，文学艺术的高度繁荣掩盖了经学的强大身躯，使其变成龟缩一隅的精神槐树。
纵观历史，封建国家统一局面形成，中央集权巩固时，儒家思想往往占据主要的甚至是独尊的一位。“安史之乱”平定，统治阶级加强了政治控制，思想上也出现了对儒家思想的要求。儒学辩别华夷、强调忠孝，以伦理政治学说为主体的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和刚健有为的入世精神，使其在众多的思想流派中占有明显的优势，成为统治阶级慎加选择的主要价值原则，加上它本身博大的辩证系统观和包容性特点，有利于对其他思想的消融吸收，这些都决定了其地位的上升。
这种上升是经过对天人感应和＠①纬迷信的旧哲学的批判完成的。唐代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天人关系又重新提出，成为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１７）］从王通、吕才，中经刘知几、李华、李筌，到刘禹锡、柳宗元，最后发展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完成了这一批判过程。用“理”和“道”来代替天人感应的“天命”。另方面，又通过王通、柳宗元、李翱等人的援佛入儒，补充了儒学的命题和范畴。理学发展，正是走的这种路，［（１８）］因此可以说，唐后期正是由前期的形式以充实新的内容来完成自己的蜕变的。
二
唐代学术思潮的一大特点是三教争衡。儒释道竞相发展自己思想、吸引信仰者并争取政治统治的支持，三教鼎足而立，并行不废，对社会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教争衡，表现为政治与信仰地位孰为先后的争论，从武德七年到咸通十一年，经常由朝廷主持讨论，几乎漫延有唐一代［（１９）］据表可知，初期尚能平实争议，政府不加干预，任其纵横捭阖，论古议今，风气较佳，后期三教思想渐趋调和，一方面是官方思想统治的需要，另方面更是佛教做为外来文化已渐与本土文化找到了共同点，高祖时即有“三教虽异，善归一揆”的初衷，但实际难遂人愿。唐代不断有人倡言三教合一，象道士孙思邈即著书言三教会通之意，［（２０）］白居易亦有《三教论衡》之文，李翱援佛入儒，所作《复性书》三篇，更为人所熟知，此种种迹象皆为明理学三教合一思想的先声。
三教论衡的排次上，只宣宗时释为道先，其余皆是道居释前（武则天时未举行）。这是唐皇室自认道教为本家，对其政治地位和宗教地位的肯定。恰如高祖所言：“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２１）］虽有上述排次，但大部分争论的结果是佛教取胜。盖因佛教以其三论，因明学的发达，重视逻辑推理与论证，有规范化了的神学理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信仰者的思想。佛教的信仰素质高就高在不解决任何世俗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只解决彼岸世界的问题，也因此能促使人们不会失望地永远追求它。［（２２）］道教却力图通过炼丹来解决现实问题，以达到长生不死来曲意迎合民众对生的强烈依恋。唐皇帝竟有六人是死于服食丹药的。［（２３）］长生而不果，必然使人们感到失望。北宋以后道教逐渐放弃外丹炼法，较重修炼精气的内丹法，表明其发展。同时，佛教的礼仪较为简便易行，如南禅的顿悟和人人有佛性的说法，便于推广流行。因此，造成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欣赏信服佛教的深奥哲理，而其较为形象化的雕塑、绘画、音乐，转变等佛教艺术形式又为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与道教相比，在理论精致程度和信仰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
佛教各派中，除法相宗外，没有不吸收儒学的。禅宗以佛教中的基本来讨论和解决儒家的心性问题；怀海《百丈清规》便把忠孝内容纳入其中，佛与道也有融和。天台宗湛然《止[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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