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水浒传》

徐朔方认为：“从《三十六人赞》、《大宋宣和遗事》和元代水浒杂剧可以想见，接近《水浒传》小说的一套完整的水浒故事在元代说话人的口头已经形成了”；“首尾完整的《水浒传》的初次成书是出于书会才人之手”，因为“《水浒传》中几乎到处都可以发见旧的《水浒》话本的痕迹”，所以说“它主要是以杭州为主的城市书会才人和民间艺人的世代相继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1] (P37-46，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
元代水浒故事是不是一套完整的故事，是否接近《水浒传》，这还是颇有争议的问题；即便确如徐朔方所说，可是要将这些故事写成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恐怕仍离不开一个文章高手的熔炼。石昌渝就说：“比如《水浒传》，它就没有类似《三国演义》那样的雏形，平话中有《宣和遗事》，‘说话’中的小说中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名目，早期关于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版本，所有这些相关而又不同的故事被一位文章高手熔为一炉，于是有了不朽巨著《水浒传》。”[10] (P295)侯会也说：“在今本《水浒》的写定过程中，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那位最终奠定小说鸿篇巨制地位的写定者，一位天才的小说家。……这位天才作家对《水浒》的成功改造，集中体现在小说前十三回以及紧随其后的智取生辰纲故事。……这位天才作家的另一功绩，是打破了说话家数的传统界限，创造了集讲史、小说、说参请乃至商谜等各种家数于一体的新型小说体制。”[11] (P291-292)这些认识都是基于《水浒传》对它之前的水浒故事的继承和创新而得出的，是切合《水浒传》创作实际的。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李希凡就曾从素材与创作关系的角度指出：“把一部作品和另一部作品区分开来的，并不简单是题材上的不同，更主要的是作者处理题材的艺术手法，尤其是有着相同题材的作品。……而我们的《水浒》流变史的考据家们，却因为题材的相同而否认《水浒》曾经有过作者。只看见了它的题材的源流，却不愿意看到《水浒》作者，而且只能有这样一个作者，对于水浒英雄故事的素材，做过艺术上的概括提炼，和独特性的创造，使原来的素材，大大地改变了它的面貌。”[12]
刘世德也持类似看法，他甚至还说：“在世界文学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以长篇小说而论，凡是第一流的作品，凡是伟大的作品，全部都是个人的创作。群众创作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在历史上占有那么重要地位的作品，累积型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作品。我想应该证明这么一个规律，这么一个结论。《水浒传》是这样，《三国演义》也是这样，我们要承认它们是作家的创作，不是集体创作，不是累积型的作品。”[13] 笔者并不是百分之百地赞同刘世德的意见，因为《水浒传》、《三国演义》与其他小说名著(如《红楼梦》)的写作情况毕竟有所不同，它们确曾从大量的民间创作中汲取过丰富的创作素材和艺术经验；不过，刘先生肯定施耐庵的天才创造，这却是合乎实际的。

　　　　五、关于《西游记》

徐朔方认为：“《西游记》从《取经诗话》到《永乐大典》本《西游记》、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的演变，以及在它之前祖本的存在都说明它不是个人创作。”并且说：“吴承恩如果是它的写定者之一，论证还有待补充。”[1] (P331，论《西游记》的成书)
我们认为，《取经诗话》、《永乐大典》本《西游记》、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等都不过是《西游记》的素材来源；至于徐朔方推测“《西游记》之前存在着一个一百回的祖本”，即便这种推测成立，那么能够写出该祖本的人，就是《西游记》的主要作者。更何况今本《西游记》与它之前的西游记故事相比，在思想、艺术方面均已发生了质的飞跃，并已呈现出作家鲜明的个性风格！石昌渝即说：“累积不是旧有故事的简单相加，它最后成就于一位作家的艺术创造，《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成书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与前两种奇书相比，《西游记》更鲜明的表现了作家个人的风格。”又说：“吴承恩不过借这神魔世界来观照人间，寄托自己对世事人心的感慨。故事的虚妄来自作家的大胆奇特的想象，这想象虽借助于历史提供的材料，但它却植根在作家对现实的冷静而深刻的认识，这种合乎情理、比真实还真实的荒诞，构成《西游记》的独特风格。这是一种最能表现作家自我的主观风格。”[10] (P336-337)李时人也说：“《西游记》的谐謔是一种熔滑稽、讽刺和幽默于一炉的无与伦比的艺术个性。”[14] 既然《西游记》“最能表现作家自我的主观风格”，并显示了“无与伦比的艺术个性”，那么它又怎么可能属于集体创作呢？

　　　　六、关于《金瓶梅》

徐朔方认为《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主要根据是：“第一，《金瓶梅》初刊本题名《金瓶梅词话》，所谓‘词话’也就是话本，它包括说与唱。这表明《金瓶梅》也同样经历了一个以话本(词话)形式在民间长期流传的过程，它很可能是关于《水浒》故事的说话艺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分支。小说中夹杂大量诗、词、曲的事实也只能由此得到解释。第二，《金瓶梅》中引用了大量前人的词曲、杂剧、传奇、话本，至少有9种话本和非话本小说的情节曾被《金瓶梅》所借用或作为穿插。……第三，《金瓶梅》中存在行文粗疏、自相矛盾之处。”所以他断言：“写定者无论对此书的成就和缺陷都不起什么作用。”[2]
对此，黄霖、李时人、周钧韬、何满子、石昌渝、齐裕焜等曾从不同方面予以辩驳。（注：参见黄霖《〈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复旦学报》1985年第4期；李时人《说唱词话与〈金瓶梅〉》，《复旦学报》1985年第5期；周钧韬《〈金瓶梅〉：我国第一部拟话本长篇小说》，《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6期；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364页；齐裕焜《明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270页；以及何满子为李时人所著《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而作的序言。）综合他们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所谓世代累积，必须是小说的主要人物、情节是世代相延的，“世代”应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如果《金瓶梅》在成书前就曾在民间流传，那么应该不会不留下一点痕迹，可是抄本刚出现时，袁中郎不知它来历，屠本畯说它流传海内甚少，谢肇淛只抄到十之八，冯梦龙见到抄本感到惊喜，从这些人刚见到《金瓶梅》时的反应，不难看出它是突然出现的，此前人对它毫无所知，因而很难想象民间会有传唱此书的。
其次，所谓世代累积的说法，还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金瓶梅》是以《水浒传》为蓝本写定的，它不但在人物、情节方面对《水浒传》多有因袭，而且还抄袭了《水浒传》中的大量韵文。既然如此，那么从《水浒传》繁本定型的嘉靖年间算起，到《金瓶梅》抄本出现的万历二十年前后，只有六七十年，因此《金瓶梅》没有世代累积的可能。
第三，主张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人也承认“《金瓶梅》是一部假托宋朝，实写明事”之作，“无论典章制度，人物事件，还是史实风俗，方言服饰，无一不打上明代生活的鲜明印记”，而且其中有的史实(如皇庄、马价银)和人物(如狄斯彬、凌云翼)到了明嘉靖以后才出现，那么又怎能说它是世代累积的呢？难道明人明事在宋元时就开始“累积”了吗？
第四，《金瓶梅》虽然题名中有“词话”两字，但明代冠以“词话”之名的作品并非都是集体创作的讲唱文学，万历前后，袭用词话名称而实为散文小说的也并非《金瓶梅词话》一种。至于小说中出现“看官听说”和以曲代言等，也可出于作者的模仿；有些说唱艺术的痕迹，也可能是在“镶嵌”前人作品时遗留下来的；而借用话本及《水浒传》中的情节片断，则是因为文人初次尝试创作长篇小说，受传统文学的影响，从传统中寻找支点，这正是第一部作家创作的长篇通俗小说创作上幼稚和粗疏的一面。
第五，《金瓶梅》中存在粗疏、重复及颠倒错乱之处，这在《红楼梦》那样精心结撰的小说中也照样存在，不能以之作为判断是个人创作或集体创作的原则。综观全书，《金瓶梅》作者在构思创作时，对故事发展的全过程是胸有成竹的，其布局是严密的，已形成一种网状结构。这种结构不大可能通过世代累积的方式来形成。
徐朔方为了论证他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还曾立足于《金瓶梅》与《水浒传》、《平妖传》与《水浒传》、《西游记》与《封神演义》之间的雷同部分，“以引首和赞词的对照为主”，说明“它们之间双向的作用和影响”，认为“只要一方是个人创作，就不可能从对方接受影响而又施加影响于对方”，“既然这种情况是双向的，可见它们都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1] (P114，再论《水浒传》和《金瓶梅》不是个人创作)而笔者则认为，这几部小说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取材于民间说唱，它们所使用的引首和赞词出现“双向的作用和影响”，极有可能主要发生于民间说唱阶段，而不是发生在它们成书以后；而从说唱艺术的角度来看，引首和赞词本来就是一种程式化的东西，说“水浒”故事的艺人可以用，说“平妖”故事的艺人可以用，说“西游”、说“封神”故事的艺人也同样可以用，也就是说，这些引首和赞词在艺人说唱领域几乎可以到处搬用。因此，当文人作家取材于艺人演说的“水浒”、“平妖”、“西游”等故事来创作《水浒传》、《平妖传》、《西游记》等小说时，它们之间出现引首和赞词之间的“双向的作用和影响”，实不足为怪，因而也就不能据此得出它们都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的结论。

　　　　七、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由来

徐朔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不是受了“进化论”理论观念的影响？笔者不好断定。不过，徐朔方受胡适等早期小说研究专家研究思路的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胡适在1920年所作的《水浒传考证》中就率先运用“历史演进法”研究《水浒传》。他曾说：“对这些小说，我们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胡适这么做，的确为《水浒传》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打开一条新道路”。[15] 但如前所述，他并没有因此而贬低或轻视施耐庵、吴承恩等人的创造性贡献，他仍然认为他们是《水浒传》、《西游记》的作者；而徐朔方则“在胡适、鲁迅等先行者的基础上”，沿着他们开创的道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导致徐朔方向前走出这么一大步的原因，可能也与他受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经典命题的影响有一定关系。他曾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就是说，他们是大地上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者。如果说，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个人创作是人民群众的艺术天才的反映，那末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书上就能辨认出较为直接的人民群众的手迹与印记了。”[1] (P32)我们并不否认人民群众的艺术创造对《三国演义》等一流文学名著的创作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同样不能因此而过于贬低罗贯中等人所做出的创造性贡献。我们的观点是，与其说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等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产物，还不如说它们是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而以文人创作为主的产物，这就是我们对四大奇书等早期文学名著的创作性质的认定。

【参考文献】
[1]徐朔方. 小说考信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景行之. 徐朔方先生的学术道路[J]. 文教资料，1996，(6).
[3]徐朔方. 徐朔方集[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4]胡适.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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