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平江不肖生从谴责留日学生道德不轨的《留东外史》到为爱国英雄霍元甲立传的武侠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创作转型迅速取得成功。《留东外史》中叙述者的两种矛盾声音中隐含的情节模式，已经表露出作者后来武侠创作的主题思想。探寻其转型原因，一是作者一以贯之的个人无意识——强国保种的深化，二是寻找市民趣味和精英文化共同接纳的契合点。如果说由于对市民趣味的过度倾斜，使得《留东外史》蒙上“嫖界指南”的恶名；那么摒弃性描写，强化风俗描写，强化武术救国保种的主题思想，使得平江不肖生终于成功打造出现代武侠小说的领袖地位。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反证出通俗文学被精英文化接纳的价值原则。
【关键词】 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近代侠义英雄传》/情节模式
主持人语：一种文明需要先进文化作为支撑，一种文学类型的发展，无疑也同样需要先进文化的引领。先进文化代表着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既以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为根基，同时又在世界文化面前具有开放的品格，民族性和开放性的结合，共同构成先进文化与时俱进的动态性本质。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从来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因此体现着先进文化对于大众文化的促进作用。在20世纪中国的具体民族语境与国际语境中，民族性与开放性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李东芳通过对具体作品及其语境的详细考察，发现被称为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的平江不肖生，其武侠创作乃是渊源于他复杂矛盾的“留东”情结，“强国保种”于是成为中国武侠小说的最初主题。
一、引言：从《近代侠义英雄传》回溯《留东外史》
作为民国武侠小说南派作家的领袖人物，平江不肖生(向恺然)以1922年上海《红》杂志第22期连载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而引领武侠小说热潮。而在当代武侠小说研究界则多公认他的《近代侠义英雄传》为“民国武侠小说中的扛鼎之作”[1] 529，该书以近代大侠大刀王五和霍元甲的武术生涯为主要线索，贯穿起近代许多爱国武术家武术救国的感人故事。在此后的创作中，“武术救国”思想是平江不肖生一以贯之的主题。其实“武术救国”思想早在他留日期间的小说《留东外史》中已经流露，但它由于蒙上骂名而为研究者所回避，这让我有兴趣重新翻读这部作品，希望从中找到作者创作转向并迅速受到市民阶层和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共同认可的原因。
平江不肖生(1890—1957)，原名向恺然，湖南平江人。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其父向碧泉是个秀才，在乡间颇有文名。5岁时，他就开始随父攻读。14岁时，清政府废科举，改办学校，向氏考入长沙高等实业学堂，当时正值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创办《民报》鼓吹革命，日本政府于1905年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镇压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陈天华投海自杀，长沙各界公葬陈天华，掀起政治风潮，向恺然因积极参与这次风潮被开除学籍，随后自费赴日留学。1913年，向恺然回国参加了“倒袁运动”，任湖南讨袁第一军军法官。讨袁失败后，再赴日本，结交武术名家，精研武术。因不满于包括亡命客在内的所谓“留日”中国人，写了《留东外史》。1915年回国，参加中华革命党江西支部，继续从事反袁活动[2] 111。后移居上海专事著述，多为讲述拳术的短篇文章。抗战中，曾随21集团军转战大别山区，任办公厅主任，并兼任安徽学院文学系教授。
台湾学者叶洪生说：“在向氏诸作中，尤以《近代侠义英雄传》体大思精，寓意深远，堪称武侠典范。它既为清末民初出入于现实与理想间的游侠立传，演叙武术源流历历如绘；复紧紧扣住时代脉动，为社会名绅及市民细民写心；进而彰民族大义、爱国精神，令人奋然思以强身、强种。”[3]《近代侠义英雄传》于1923—1924年间在世界书局出版的《侦探世界》杂志连载，几与《江湖奇侠传》同时。然而，和由女明星胡蝶主演、改编为电影《火烧红莲寺》从而一度红遍上海滩的《江湖奇侠传》相比，新文学家和当代研究者都更为看好《近代侠义英雄传》，后者的武术救国、强国主题无疑是被遴选的主要标准。
《近代侠义英雄传》第一回便声称：“这部书是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4] 1以清末大侠王五和霍元甲为全书中心人物，塑造了一代侠肝义胆的武林豪杰形象。其中最能表现作者爱国情绪的是神拳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的传奇故事。“三打”的对象分别是俄、英、非洲的三位大力士，霍元甲执意与之比武，只是因为“(外国人)居然也敢到中国来耀武扬威，若竟无人给点儿厉害看，就怪不得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说中国人是病夫了”[4] 413。
陈平原称“每种小说类型都有其区别于其他小说类型的基本叙事语法”[5] 190。作为南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祖，平江不肖生是如何寻找并且构置这种基本的武侠小说叙事语法的呢？
其实，《留东外史》中已经蕴含着他后来武侠创作的基本叙事因子，比如富有侠气精神的中国人不惧外侮，和洋人“打擂台”这个核心场面屡屡出现。爱管闲事的主人公黄文汉，打的“抱不平”多和“国家”有关。这一“拳打洋人”模式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成为一个经典场面，不断被后世的小说家、电影家改编、复写，霍元甲成为中国人不惧外侮的文化符号，满足了一般民众积蓄压抑的民族心理。郑振铎《论武侠小说》在批判武侠小说时，曾经论及市民读者阅读武侠小说的期待视野是“在受了极端的暴政的压迫之时，满肚子的填着不平与愤怒，却又因力量不足，不能反抗，于是他们的幼稚心理上，乃悬盼着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来无踪、去无迹的，为他们雪不平、除强暴”[5] 66。况且，清代武侠小说受到欢迎正是在“西洋的武力侵入中国之时”，可见平江不肖生善于捕捉时代心理，而促成其武侠畅销。
《留东外史》里好色却又有“侠”的精神气质、敢于在日本人面前对抗的黄文汉等人物，被颠倒和变形为《近代侠义英雄传》中“不近女色”的纯粹习武救国的民族英雄。这种对“男女之欲”叙事的反写，形成为后世武侠小说的一个基本叙事语法元素，即侠客多不允许放纵自己的情欲，从而将武侠小说作为“脂粉之谈”的对立面，纯洁化了自己的类型身份。
《留东外史》出版后，即被蒙上“嫖界指南”的恶名，是因为书中不厌其烦地对如何勾引女子的各种手段津津乐道。周作人曾说过，《留东外史》的“价值本来只足与《九尾龟》相比，……那些描写显然是附属的，没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态度也是不诚实的”[6]。书中对如何吊膀子津津乐道，让人怀疑作者的道德倾向，尤为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所不齿，被讥为有“诲淫”之嫌(如老舍写《二马》时，很担心与《留东外史》为伍)；然而其销量之好，充分说明了它能够迎合当时一般市民读者的趣味。
向恺然“自传”说其创作动机：“民国三年因愤慨一般亡命客的革命道德堕落，一般公费留学生不努力，不自爱，就开始著《留东外史》，专对以上两种人发动攻击。”[2] 112并因此不敢写出真名实姓，故名“平江不肖生”。在第一回“述源流不肖生饶舌，勾荡妇无赖子销魂”里说：“不肖生自明治四十年，即来此地，……既非亡命，又不经商，用着祖先遗物，说不读书，也曾进学堂，也曾毕过业；说是实心求学，一月倒有二十五日在花天酒地中。近年来，祖遗将罄，游兴亦阑”，基本上可以作为“不肖”的含义[7] 2。然而在连篇累牍地描写留日学生道德堕落，专门勾引日本女子的无耻意象反复出现时，让我们怀疑这种描写是否构成了对那种投机钻营的留日学生的“攻击”，因为在展现这些无耻之徒的秽行时，叙述者又不由自主地进行维护，这两种矛盾的声音体现在作品隐含的情节模式上。
《留东外史》表层叙事如作者标榜，是攻击当年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作者一开头描述民国初年留日学生的情况是：“原来我国的人，现在日本的，虽有一万多，然除了公使馆各职员，及各省经理员外，大约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在这里实心求学的；第二种是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第三种是使者国家公费，在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谈食谱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来的。第一种与第二种，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不能自由行动。第三种既安心虚费着国家公款，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不因不由得有种种风流趣话演了出来。第四种亡命客，就更有趣了。诸君须知，此次的亡命客与前清的亡命客，大有分别。前清的亡命客，多是穷苦万状，仗着热心毅力，拚的颈血头颅，以纠合同志唤起国民。今日的亡命客，则反其事了。凡来在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每日里丰衣足食。”[7] 1并说，主要是第三种和第四种留日学生。小说中试图描写两个留日学生世界：一个是卑鄙、肮脏、淫乱、滑稽、荒唐；一个则是有正义感、富有爱国热忱。前者的代表是周撰，王甫察；后者的代表是吴大銮、黄文汉。
但是作品中的深层叙事却是隐含的两个重要情节模式：一个是中国男子对日本女子的性征服；第二个则是中国男子在武术擂台上对抗日本人的连连得胜。如果把它放在辛亥前后日中强弱关系的背景中，还是可以发现作者想要表达一种民族情绪，虽然这种情绪表现方式未必高明。
二、情节模式之一：“中国功夫”对抗日本/西方人的胜利
从好色却又任侠仗义的黄文汉身上，可以见到作者对他的偏爱，正是由于他以“中国功夫”对抗日本人的无畏。“为人颇聪明，知道两手拳脚”的留日学生黄文汉，有时也去上课，既好酒又嗜色，“与嫖字上讲功夫，能独树一帜”，他和臭名昭著的周撰合称“北黄南周”。他勾引女子的绝招是吹牛皮：“曾著牛皮学讲义万余言，内载有数十种的吹法，说是若能依法吹得圆熟，像中国这种社会只须一阵牛皮，就能吹上将坛，吹上内阁。”待女子识破他的牛皮，他则借口要挟：“或说要告知其父母，或说要宣布其秘密，使那女人害怕，服服帖帖地跟他。”勾引女子的招数被总结为“吹要警拉强”，要挟，耍赖，动武，吹牛[7] 22。
但是这么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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