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讲到黄文汉和郑绍畋一起去找日本妓女，碰到两个日本兵，受到日本妓女的冷遇，黄文汉当即“一拳打跌了一个”，另一个“视黄凶猛，不敢上前”。正是“中国功夫”捍卫了“尊严”[7] 25。

    第九章写到黄文汉教训日本警察。黄和郑二人在街上打着赤脚走路，被警察拦住。警察说：“难道你不知道法律吗？怎么敢公然打着赤脚在街上走？你们中国下等社会人打赤脚，没有法律禁止，既到我日本，受了文明教育，应该知道我日本的法律，不能由你在中国一样的胡闹。”黄文汉等警察来到近前，手一起，警察已经跌进了岗棚，爬起来拔刀欲砍，黄文汉一把按住他执刀的手腕，仰天打了个哈哈。作者不无夸张地描述，单只黄文汉那个哈哈，就“如鹄鸣如豹吼”，“如晴天霹雳”，警察那拔刀时的勇气，不知吓往哪儿去了。黄文汉不但几下就下了警察的刀，还振振有词地教育了一番：“你这种不懂事的警察，在我中国下等社会中也没有见过，你这种态度，莫说对外国人不可，就是对你日本人也不可。你今晚受了我的教训，以后对我们中国人，宜格外慕敬些才对。”[7] 60

    日本陆军少尉中村清八拜访黄文汉，中村有意挑衅，“穿一件白纱和服，并未系裙”，见客而不系裙，很不礼貌，他是专为显示日本的强势地位，羞辱黄文汉。中村问道：“贵国是清国吗？”黄：“不是。”中村：“日本吗？”黄：“不是。”中村：“那就是朝鲜了。”黄：“不是。”中村：“哪里呢？”黄正色道：“是世界各国公认的中华民国。”接着，黄文汉又款款说道：“我看世界上的国家，最危险最没有希望的就是你日本。你还得什么意！我是个中国学生，你是个日本军人，彼此风马牛不相及，要寻人闲谈消遣，未尝不可，只是须大家尊重人格。什么话不可说，何必拿着国家强弱来相较量？如定要争强好胜，我们不在疆场，就只有腕力的解决。”结果吓跑了中村清八[7] 106-108。

    第三十三章写黄文汉和日本人比试剑术、拳术、射箭，大获全胜。其实黄的得胜全是因为规则和招数不同，如用中国拳术胜了吉川的剑术和今井的柔道，作者并不管这“胜利”的水分，反倒对黄文汉的“胆识”有几分欣赏[7] 292-293。

    黄文汉观看“相扑”，受激比试，并不用实力，而是中国功夫加上一点中国“智慧”。小说很精彩地描写了得胜的关键——腰带的奥妙。第一场比试，黄文汉先是“使气将肚子一鼓，那腰带直陷入腰眼里去了”，使日本大汉抢不着腰带。第二场，黄文汉不得不按照比赛要求，将腰带松松系上，却“虚系在腰里，并未打结”，大汉抓到了腰带，腰带却早离了黄文汉的腰。第三次，黄文汉被日本人亲自系了腰带，却又用中国拳术躲过，并露了一下脚上功夫，让一根灯柱掉下一块，众人心服。黄文汉虽然脚上受了大创，精神上却觉得异常愉快。因而再次大获全胜，为中国人争了面子。正是这样一个总是在个人武力角逐中，大获全胜的黄文汉，捍卫着个人/民族尊严[7] 422-423。

    双十国庆，黄文汉等聚众喧哗，骚扰邻里，日本人前来质问。他却义正辞严：“今日十月十日，是敝国的国庆纪念日，敝国脱离数千年的专制政府，新建共和，国庆纪念的这一日，是应该竭欢庆祝的，虽在他人国内，只要没有妨害治安的行动，旁人安得加以无礼的干涉！”舌战前来质问的日本人，又获胜利[7] 587。

    这样一个颇有豪侠之风的黄文汉，对于女人却是喜新厌旧，只有“欲”而无“情”。对女人颇为随意的黄文汉，后来碰到委身于他的日本妓门出身的圆子，却表现得有情有义，更显得“英雄多情”。他并不是正人君子，在电车上对粉妆玉琢的胡女士借机“揩油”，就显得这是个无视儒家规范的侠客式的“英雄”。

    叙述者一再让会几下中国武术的中国留学生在擂台上以个体的拳脚功夫战胜日本人和西方人，若和中日战场上国人的失败体验联系起来，这就颇有意味。我们看到，在叙述者的视野里，在个体中国人对个体日本人或西方人的角逐比试中，“中国功夫”的个体胜利，想象性地解构掉了中国在战场上的集体失败经验。在叙述者的这种民族情绪支配下，黄文汉的不务正业、好酒嗜色、狎妓出游等行为，都因为在和日本人的对抗中显示出的民族尊严，从而减弱了道德谴责的意味，反倒因此具有“侠”的特点。

    侠，是在与儒道法墨等中国文化基本要素的交互影响中形成的一种个性气质以及行为方式。作者不厌其烦地描述黄文汉的任侠仗义，不畏日本人的强权，正是突出其侠客精神——要求在现实社会中获得正义、公平和自由。在中国历史上，侠一度活跃于民间，肩负着下层百姓的社会理想和正义之气。黄文汉基本符合这一人物类型的特征，他精通中华武术，对女性抱随意态度，但又重情；为人行事只遵循自己的道德原则，特别是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如他好酒嗜色，是个酒色之徒；却又故意无视日本人的法规，故意赤脚走路，双十节聚会喧哗，我行我素，并能或以武力或以智慧得胜。再如和日本兵争风一场，两个日本妓女怠慢了他们，黄文汉主动挑衅，“日本又不像中国，可以借势欺人”。因为他深知，“日本有身份的人顾忌名誉。”所以，日本兵只有吃不讲名誉的中国人的亏，黄文汉不仅让他们不能“独揽”妓女，而且还讹诈他们一顿饭，让他们一块儿吃饭做东，甚至抢夺了他们的外套，方才了事。最终两个日本兵连连道歉：“算是我们错了，我和你赔不是，以后再不敢惹你了。”[7] 25-26在作者看来，虽然黄文汉的敢作敢为有一定的无赖成分，但因对手是日本人，就显出“强悍”和不惮强者的侠气来，而且对手是日本人，黄文汉简直就成了一个民族英雄。

    《留东外史》续集中的萧熙寿，也是愿为中国人争一口气的侠义之士。他路过三崎座，看到广告牌上写着“六国大竞技”，有“英、奥、意、葡、美国力士团共十二人，来日本与柔术家大竞技”[8]，就想，应该有中国人参与。于是自荐参加，但是比试中，却屡屡被日本人诈称“犯规”而无法战胜。但是其主动参与的热情，和日本人对他的限制与惧怕，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必胜”的实力。

    官场腐败，国家积弱，作者一腔民族不平之气只有寄于个体身上，每当个体的中国人无论运用什么手段，和日本人对抗得胜，都意味着对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颠覆。黄文汉利用舌战和中华武术上阵均取得胜利的故事，表明了作家强烈的受到压抑的个人无意识。精神分析学派认为，艺术就是凭借幻想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文学就是作家的一场白日梦。弗洛伊德将幻想解释为：“借着幻想来满足自己的希望/祈求，艺术即是一种典型的代表。”[9]“艺术家原来是这样的人，他离开现实，因为他无法做到放弃最初形成的本能满足。在想象的生活中则允许他充分的施展性欲和野心。”[10] 正是作者在留日期间遭遇的身份认同危机，才使得他把弱势民族身份的抑郁之气投射到文字中，完成白日梦中的想象性宣泄和释放。

    《留东外史》把日本描写成一个充满卖淫风气、道德低下的国家。如留学生周撰说，“日本女子有种特性，只怕不能时常看见。凡得时常看见的，只要自己不十分丑陋，就没有弄不到手的，除了她丈夫朝夕守着。”[7] 8还吹嘘道：“不吹牛皮，我在日本，除非他皇宫里没有去嫖过，余都领略过来。……殊不知那淫卖国的根性，虽至海枯石烂，也不得磨灭。”[7] 112借人物邹东瀛说：“日本是个有名的卖淫国，要说绝对不曾卖过淫的，恐怕寻遍了日本，也寻不出一个来。”[7] 65借郑绍畋之口，说出日本是世界上公认的卖淫国，日本女子只有“卖淫、当下女、充艺徒、做苦工”[7] 65几种。这样读解日本文化，他们是为自己的“嫖”做辩解：“贵国不是从有留学生，才有淫卖妇的；是留学生见贵国有淫卖妇可嫖，才嫖的。”[7] 85“日本人具有一种特性，无论什么人，只要有钱给他，便是他自己的女人姊妹，都可绍介给人家睡的。”[7] 112并且，诬蔑日本著名女子教育家下田歌子，以“当淫卖妇为女子第一要义”[7] 112教育日本女子，才是最有效力的爱国；这不啻为对日本文化的刻意扭曲。正如鲁迅引述日本汉学家安冈秀夫对《留东外史》的看法：“安冈氏又说，去今十余年前，有称为《留东外史》这一种不知作者的小说，似乎是记事实，大概是以恶意的描写日本人的性的道德为目的的，然而通读全篇，较之攻击日本人，倒是不识不知地将支那留学生的不品行，特的费了力招供出来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11] 这种对日本文化的读解全然不能当真。

    仿佛正是日本的不良风气，才使得他们这般留学生玩物丧志，如有人叱骂周撰：“女人本是两脚狐，一入女人完事无；可怜祖国苍生血，供养倭姬叫不敷。”[7] 123留学生们多将日本比作一个专事勾引中国男子的狐狸精，在钻研“嫖学”，争风吃醋，甚至在彼此叱骂、描述中国留学生为了吊膀子、千方百计勾引女子的种种不堪的同时，他们还葆有道德上的优越感。仿佛好端端的中国精英，一到了日本，就全然不知廉耻，不仅互相探讨嫖学，取经钻研；而且还干尽了欺诈、勒索、撒谎、反目为仇等等丑剧。尽管如此，还对日本充满了大国文化的优越心态。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道德文化；在他们眼里，既然日本是个道德低下的国家，那么它虽在战争中战胜了中国，但是在道德上却是居于下风的。

    小说里随处可见的是，中国男留学生偶然遇到一个相貌可人的日本女子，便设计如何吊膀子，无非花钱、赠物、眉目传情等，最终以肉体结合为结束。作者并不属意进行性描写，而是津津于“吊”的过程，一旦说到两厢情愿地相与相从，也就戛然而止。综观全书，比比皆是这类故事，男留学生多冒充有钱的官员或者阔少，引动日本女子的虚荣心，从而很容易使男学生达到目的。这是个空前的没有歧视和不平等的世界，一方是有着翩翩风度和留学身份以及可观资财、归国后“好位置”的中国留学生，一方是色艺双全的日本佳人，实际上就是钱和色的交易，并由于“中国”在此是财大气粗的男性主体，“日本”在此是图谋以美色换取终身保障的女性客体，作者的津津于此类雷同故事，不能说没有民族情绪在想象中的胜利，尽管这种“民族情绪”是何等的狭隘和幼稚。

    虽然男留学生吊到手的日本女子多是暗娼和妓女，并非良家女子，但是却减少了对其荒唐和欺骗手段(比如厌烦之后，就弃之而去)的道德谴责。周撰最先勾引到的松子，其实是假扮女学生的暗娼。黄文汉的圆子，也是妓院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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