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曹禺剧作中的男性形象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懦弱型”的儿子，一类则是“权威型”的父亲。作为对立面的父与子，强与弱的反差造成了父子之间的冲突缺少一种斗争的张力，因而曹禺剧作中的“父子冲突”始终未能真正形成。而曹禺的这种创作倾向是与他的个性气质、家庭环境、童年生活及民族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相关的。对曹禺而言，他的创作可能无法超越自身的情感体验。
【摘 要 题】作家作品研究

【关 键 词】父子冲突/仇父恋母/“懦弱型”/“权威型”

【正 文】
父子母题是文学创作中的基本母题之一，在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作品中，父子关系较多体现为一种冲突与对抗，“父”作为秩序和固守的象征，而“子”则代表着变化与发展。在整个文化“生命”的演化过程中，“子”虽然脱胎于“父”，并实现了对“父”的延续，但同时又预示着对“父”的分离和超越。由此而产生的“父子冲突”具有恒定性，“父”对“子”的分离与超越进行限制，而“子”对“父”的限制又进行着抗拒。在文化层面上，“父子冲突”象征着对权威的维护与反抗，在形式上则表现为父子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五四虽是一个反封建的“弑父”时代，但父与子的冲突在一些文学大家那里并未得以充分的挖掘与阐释，或是在文本中设置父亲的缺席以逃避这一冲突，如鲁迅的很多小说都缺少父亲的形象；或是将这一冲突弱化，曹禺剧作中的父子关系便呈现这一倾向。阅读曹禺的几部名剧，发现其在人物创作方面有模式化的特点，曹禺笔下的女性大多具有一种诗意的美，她们或是洋溢着生命激情、张扬着自我欲望，布满了现代气息，如蘩漪、花金子、陈白露；或是温柔贤淑、善解人意，讲求奉献与牺牲，具有传统的古典美，最典型的如愫芳、瑞珏等，然而不管是哪一类型，不管曹禺前后期对女性的审美发生怎样的转向，其笔下的女性在面临人生困境时的坚忍，即使是困在被天道捉弄、揶揄、毁灭的处境中，她们仍奋勇的抗争，焕发出人性力的美。然而与女性相比，曹禺笔下的男性是黯淡无光的。其笔下的男性大致也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懦弱型”的男性形象，包括周萍、焦大星、曾文清等，他们缺少阳刚雄健的男性气质美，既无雄心又无能力，明显带有失意、落魄、萎靡不振的性格特征。他们无力、怯懦的要害就在于他们都缺乏精神上的独立人格以及敢于超越自身局限的胆识和勇气。另一种则是“权威型”男子，包括周朴园、焦阎王、曾皓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则是冷酷、专横、自私。前一种男性基本上都处于“子”的地位，而后一种都是“父”的身份，而曹禺对这两类男性无疑都是否定的。

由曹禺所设置的两类男性形象，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对立面的父与子，他们的性格特点是截然相反的，呈现出一种“强”与“弱”的反差，因而他们之间的冲突也难以形成一种对等的关系，缺少了一种斗争的张力。在曹禺的剧作中，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父子冲突”，个性软弱残缺的儿子们缺少了与父亲冲突的勇气与能力，作为“生命的空壳”，他们在对父亲的畏惧、服从中阉割了自己独立的精神人格。

《雷雨》作为一部反映家庭的戏剧，父子关系是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而这一主题是在父亲周朴园与其三个儿子之间展开的，这其中又以周朴园与周萍的关系最为突出。周萍与其后母的乱伦之恋，被看作是一种典型的“仇父恋母”情结，他甚至对母亲兼情人的蘩漪说过恨他的父亲、愿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这样的话，应该说，周萍这时的仇父情绪是相当强烈的，“恨”、“死”、“灭伦”这些词语的感情色彩相当浓烈。可以说，周萍的这一乱伦行为是对于神圣父子关系的一种挑战与蔑视，是父子冲突开始进入一种对等的紧张阶段。但很可惜，这种紧张的冲突刚开始便结束了。一方面，传统伦理道德的强大压力，使得周萍处于深重的负罪感中；另一方面，周萍软弱的个性还不能与强大的周朴园形成抗衡，父亲的淫威使得儿子丧失了对抗的勇气。所以，我们会发现周萍的言行前后判若两人，曾发出“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的敢于挑战世俗伦理的青年，不久之后却无奈的表白“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并对以前的行为表示后悔，认为那不过是因为年青而说出的糊涂话而已。由对抗父亲到回归父亲，弑父的冲动在自身的软弱与伦理道德的压力下消解了，一场本来可以很有张力的“父子冲突”就这样萎缩了。

周萍在这场冲突中的退缩，根本还是在于其自身力量的软弱，外在的诸多压力只有通过自身才会起作用。既然周萍没有力量与父亲抗衡，那么周冲呢？很显然，他似乎更不具备这种力量。周冲这一人物身上，有着作者曹禺的影子，他善良、单纯，对人生、爱情有着美好的憧憬，对现实、社会的看法也较为天真幼稚。正如曹禺对这一人物的分析：“他藏在理想的堡垒里，他有许多憧憬，对社会，对家庭，以至于对爱情。他不能了解他自己，他更不了解他的四周。一重一重的幻念茧似地缚住了他。他看不清社会，他也看不清他所爱的人们。他犯着年轻人Quixotic(唐吉柯德式的)病，有着一切青春发动期的青年对现实那样的隔离。”[1] (P11)这样一个对四周布满关爱与同情的年轻人却讨厌自己的父亲，并且一向畏惧他，即使面对周朴园深情地问他：“你怕你爸爸有一天死了，没有人照拂你，你不怕么？”却依然面无表情，不为所动。但对母亲蘩漪，周冲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布满了依恋与爱戴，尽管蘩漪为了自己的爱情，向周萍宣称自己什么都不顾了，既不是周冲的母亲，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但在周冲眼里仍认为母亲是天底下最好的母亲，并由衷的赞道：“您不是一个平常的母亲，您最大胆，最有想象，又，最同情我的思想的。”周冲的这种态度，也体现了一种典型的“恋母仇父”情结，他虽对父亲厌恶、疏远、冷漠，但作为精神个体而言，他是一个未成熟的、涉世未深的孩子，有着孩子似的空想，应该说，他只是一个寻梦者，而他渺茫、脆弱的梦想很快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了。另外，周冲的个性也不像蘩漪那样“雷雨”般的敢爱敢恨，从他在面对父亲问话时的闪烁其词，目睹父亲威逼母亲喝药后失却了向其说话的勇气，我们都可以发现，“驯顺”是他性格的本然特征，正如蘩漪后来骂他是“父亲的小绵羊”，这应是十分准确的。驯顺的“小绵羊”是没有力量与强者的父亲相抗衡的。
 
在三个儿子中，唯一具有相当的生命力与之抗衡的是鲁大海。鲁大海无论是对生父周朴园还是养父鲁贵都是极端厌恶憎恨的，有意思的是三个儿子都有着“仇父恋母”情结，鲁大海对母亲鲁侍萍是体贴爱护，布满着深情的。他与生父、养父都发生冲突，当然对养父的厌恶缘于他卑劣委琐的人品，而对周朴园的憎恨主要是因为阶级的对立。在周朴园与鲁大海之间的确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已不是纯粹的“父子冲突”范畴，具有了社会化的因素，作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代表，两者之间的冲突代表了阶级的矛盾。正是在这一点上，香港学者司马长风指责《雷雨》是“多面投机”的，以此来获得当时左翼文坛的认可。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雷雨》中的三个儿子虽然都仇父，但“父子冲突”并未彻底完成，他们或是因个性的软弱中途放弃了，或是因自身的不成熟而无法建构，唯一有力量抗衡的，但这种强力主要是来自于背后的阶级。当然，即便是这种已经转换为社会学层面的“父子冲突”，儿子依然暂时的被击败了。

《雷雨》中，作为强者的父亲没有碰到可以与之抗衡的儿子，所以“父子冲突”是没有力度的，引人注目的倒是蘩漪对周朴园的反抗，形成了剧作中紧张的冲力。曹禺说：“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兽的头。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热情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尊敬么？这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凡庸的生活怯弱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吧。”[1] (P10)作为生命力的强者，曹禺把它或赋予抗争人生困境的女性，或给予象征权威的父亲，偏偏将儿子们写成“为着凡庸的生活怯弱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的无能形象？当然这种现象不只是存在《雷雨》中，在其它作品中也都有。如《原野》里，也有一个强的父亲焦阎王与弱的儿子焦大星，由于剧情开始时焦阎王已经死去，作品回避了这对父子之间的冲突，但可以想见的是如《雷雨》中一样，这对父子之间也不会形成对等的“父子冲突”，我们甚至可以推测，焦大星懦弱残缺的人格以及对母亲及妻子的过度依恋，可能正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强横凶残的父亲的阴影里，强的父亲在某种意义上阉割了儿子的独立人格。此外在《北京人》中，作为封建大家族的一家之主曾皓，他的权威性并不是完全不受挑战与质疑的，比如他的女婿江泰与儿媳曾思懿对他的态度就并不很恭敬。一个不太强势的父亲，可是他的儿子曾文清却更弱，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精神上的瘫痪”，作品这样写他：“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专心，懒于说话，懒于举步，懒于起床，懒于见人，懒于做任何严重费力的事，甚至于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这样一个无用的废人，生命力完全萎缩了，是连发生冲突的力都丧失的，还能指望他干什么？
在曹禺笔下，父子关系是冷漠的、疏远的、缺少温情的，儿子对父亲是厌恶的、畏惧的，不过由于父子双方力量的悬殊，这种仇父心理没有能够形成真正意义上对等的“父子冲突”，而强的父亲又进一步加重了儿子的懦弱心理，使他们无法走出父亲的阴影，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拯救自身的力量，由于对男性权威的畏惧，他们很自然的将女性的爱作为他们的救命稻草抓住不放，“想由一个新的灵感来洗涤自己”。[1] (P8)

我们发现这些弱的儿子们，首先他们与母亲的关系基本都是和谐的，(《北京人》中曾文清与陈奶妈的关系可视为母子关系)其次，他们都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深深的依恋，如周萍、周冲对于四凤的爱恋，焦大星对于花金子的讨好，曾文清对于愫芳的依恋等，这些女性或纯洁漂亮、或泼辣妖冶、或温柔坚忍，总之，她们具有救赎的力量，成为这些懦弱男人的精神栖息处。也正因此，女性形象在曹禺剧作中总是炫目的。

应该说，曹禺作品中的这种模式化倾向不是偶然的，它深深刻上了曹禺的个性、经历与情感体验。首先，这种父子关系的模式化和女性崇拜情结与其童年记忆、成长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动机均来自于无意识的本能欲望，它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力和动因。文学艺术的创作其实就是一种个人无意识，是无意识暂时放松对意识控制时产生的“自由联想”的结果。作家与作品作为一个完整的意识整体，他们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种属于个人隐私性质的内在精神。弗洛伊德尤其重视童年经验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他在描述创作动机发生的心理过程时写道：“目前的强烈经验唤起了创作家对早年回忆(通常是孩提时代的经验)，这种回忆在现在产生了一种愿望，这愿望在作品中得到实现，作品本身包括了两种成分：最近诱发事件和对旧事的回忆。”[2] (P146)可见，作品的形成往往可以追溯到作家童年时代的生活与经历，作品的深层意蕴中往往隐藏着作家童年体验的烙印。
曹禺童年的生活给予他后来的创作很大影响。曹禺的父亲万德尊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追随黎元洪并一度得势。黎元洪下台后，他弃官避居天津当起寓公，抽上了鸦片，由于对现状感到不满和苦闷，他的脾气很坏，经常骂大街摔东西打下人，家庭气氛沉闷得令人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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