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一方面是无法摆脱对父亲的恨惧心理，曾表示：“尽管我的父亲很喜欢我，但我不喜欢我的家。”[3] (P7)记忆深处残留的对父亲的印象既有因诗文背不出来而挨了父亲一巴掌，同时也有父亲带他去澡堂洗澡为他抹上肥皂轻轻搓洗的舒服时刻，因而曹禺对父亲的情感是复杂的，所以他说：“我有时恨他、怕他，但又忘不了他。他很喜欢我，他和《雷雨》中的周朴园有些相似，外厉内荏。”[3] (P16)曹禺对父亲的矛盾情感影响到对人物的创作上，对周朴园这个人物他并没有把他脸谱化，而是有着自己的情感体验，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在表现他专横、冷酷的同时，也写出了他温情的一面，当然这也是后来为左翼批评家所诟病的地方，并将这样的温情解读为虚伪。而《北京人》中，曾皓给儿子下跪求他不要再抽鸦片了的情节，也取自于家庭生活中一段真实的经历。
然而生活在这样一种沉闷的家庭氛围中的曹禺究竟是不快乐的，他的童年是孤寂而苦闷的，由于他很小的时候就得知亲生母亲在生下他三天后去世，早熟而又敏感的他经常感到孤单和寂寞，因而也就格外的渴求母爱。所以在他所塑造的角色中，我们发现儿子们都有“仇父恋母”的倾向，母子关系是和谐温情的，可能曹禺想通过这样的描写来补偿自己的情感需求。此外，假如说曹禺童年还有着美好记忆的话，那就是他四周的女性给予他的无私关爱，包括他的继母、姐姐、保姆段妈等，这也使得曹禺形成了女性崇拜情结。因而在曹禺的剧作中，我们发现无论哪种类型的女性，都是焕发着人性的光彩，具有动人的力量。(《北京人》中的曾思懿是个例外，但这是由于曹禺此时与郑秀闹离婚，将现实中对郑秀的不满带入了创作中，对曾思懿这一人物进行了适当的丑化，这也可证实曹禺是属于情感创作型的作家)而男性人物则黯淡许多，是作者所否定的对象。

其次，曹禺自身的个性气质也是影响其日后创作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由《曹禺传》我们了解到曹禺具有一种柔弱气质，一方面，曹禺从小就较为胆小怕事，个性怯懦，其继母经常劝他，“你出去做事情，就放心地去做，该做就去做，什么都不要怕。……你胆小，要胆大一点，心肠要放宽一点。”[3] (P15)另一方面，曹禺的气质中又有一种女性化的倾向，曹禺在中学里经常参加话剧演出，而他扮演的多为女性角色。这种女性气质既是先天的，而后天的经历无疑又强化了这种气质。由此，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何曹禺塑造了那么多懦弱的女性化的男性形象，曹禺在这些形象身上注入了自己的情感与体会。正是由于自己的怯懦，所以才会仇恨畏惧强势的父亲，同时也由于自己的怯懦，又无法与父亲抗衡。这也正是曹禺在剧作中展现的父子关系。若是换作一个个性强悍的人，那么在作品中可能呈现的就是一种激烈、紧张、对等的“父子冲突”。而曹禺对周萍的悲剧性行为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同情说明其情感上对这一类人物的认同，他提出：“周萍是最难演的，他的成功要看挑选的恰当。他的行为不易获得一般观众的同情，而性格又是很复杂的。……演他的人要设法替他找同情……。”[1] (P13)为什么要替周萍找同情？可能是周萍身上包含有作者主观情感上的某些隐私性因素。包括其他懦弱的男性，我们也都可感受到作者对他们寄予的同情。

曹禺作品中“父子冲突”的弱化，除了是受作者的个性气质、童年生活的影响，还与民族文化心理因素有关。我们知道在东西方早期的神话传说中，“仇父弑父”是古老的主题，反映了人的原始本能。如中国的“羿射九日”就体现了典型的“仇父弑父”意识，日神“羲”代表着暴力与威权，他纵容十日同照，致使民生涂炭，“射日”即隐喻“弑父”。此外，西方的“俄狄浦斯的故事”更是经典的反映了“仇父恋母”情结。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诸多的伦理道德、法律规范制约着人的行为。尤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得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儒家文化本身就非常强调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讲求“孝”道，这些都会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曹禺在开始创作《雷雨》时，可能还较多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于是有了反叛父亲与继母的乱伦之恋，但这个与传统伦理道德相悖的故事曹禺没敢让它继续发展下去，或者是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的扼杀，总之，曹禺让周萍自己后悔了、退缩了，而周萍前后的言行反差太大，所以与其说是传统伦理道德对周萍的压力，不如说是其对曹禺的潜在影响。曹禺作品中“父子冲突”的弱化，一方面归因于儿子力量的弱小，另一方面也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制约。所以当鲁大海最终知道真相后，他选择的是出走，而不是与周朴园对抗。

在曹禺的剧作中，“父子冲突”始终未能真正形成，它缺乏对等的力量，因为削弱任何一方都会使得冲突不能充分展开，而曹禺虽写出了有力度的父亲形象，却未能完成儿子形象的建构，这也使得本来很具有张力和内涵的主题未能达到它应有的深度和力量。当然，曹禺的这种创作倾向是与他的个性气质、家庭环境、童年生活及民族文化心理诸多因素相关的。对曹禺而言，他的创作可能无法超越自身的情感体验。

【参考文献】
[1]曹禺. 《雷雨》序[A]. 曹禺全集：1卷[C].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
[2]弗洛伊德. 创作家与白日梦[A]. 伍蠡甫编. 现代西方文论选[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3]弗洛伊德. 创作家与白日梦[A]. 伍蠡甫编. 现代西方文论选[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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