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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文化与中国西部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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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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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动’则无西部人生，无‘动’则无西部 文化、西部文艺。西部人在自己的命运中，大都经历过与环境的多次的剥离，既造成心 灵的撕裂性痛苦，也锻打了对流变不居的各种生存环境的应变力，这使他们和中原土地 文化区‘守土为业’的静态生存状态和生存意识区别开来，而和现代人在更大空间流动 的人生相呼应。”(注：肖云儒：《西部热和现代潮》，《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 笔者在论述西部“硬汉子”形象的构成类型时曾提及到的诸如走西口的“流民”、被发 配西北的“苦囚”……等众多人群族类，而对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意识情感的描述喻示着 西部人的精神之家是在驼峰和马背上，他们不愿将自己的人生驻定于某个固定的处所， 而宁可永远“在路上”、“在途中”——拥有一个脚印绵延的人生。无疑，所有的这些 又锻铸为西部文学中的“寻找”和“漂泊”母题，在这里，“寻找”是对精神“定位” 的否定，“漂泊”是对“在路上”这一生命状态的神往。在张承志的《金牧场》的小说 文本中，处于历史叙事层面的那五个跨越世纪苦难去寻找黄金牧地的勇士，一个又一个 地消失了，而那个随父兄之后的少年勇士却在跨世纪的长路中长大、并成为挺进队的前 锋。实际上，对于“寻找”中的人们来说，黄金牧地可以向往却绝难前往，况且黄金牧 地或许就是黄金墓地；而现实叙事层面中的由蒙古额吉率领的队伍在大迁徙的路途上死 伤惨重，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目的地后“金牧场”却无法进驻，人们面对“寻找”的无获 平静如故，从容地跃上马背再度远征继续去“寻找”他们心目中的“金牧场”。赵鸣光 的“流民系列”小说、邓九刚的“驼道系列”小说、邵振国的小说《麦客》、周涛的散 文《游牧长城》、杨牧的诗作《边魂》以及自传体散文《西域流浪记》等都脱离不了“ 在路上”“寻找”、“在途中”“漂泊”的述说模式。
在笔者的印象中，似乎没有其他类别的文学作品像西部文学这样倾重于对“在路上” 、“在途中”的创作诉求。而且，西部文学中的人物们不是将“在路上”、“在途中” 视为手段式的、工具性的行为方式，而是回到“寻找”和“漂泊”行为本身。换言之， “在路上”、“在途中”成为创作的主体性内容，是对“寻找”和“漂泊”之后的含义 的进一步追问，而“目的地”在某种程度上反倒被忽略了。于是，人的存在往往体现在 “在路上”、“在途中”过程的发生和完结。人存在的意义也在“寻找”和“漂泊”这 一生命实现的形式中被揭示。质言之，“在路上”、“在途中”成了一个心理的、精神 的过程，它不需要靠“寻找”和“漂泊”的“目的地”就可以说明和解释自身。
笔者以为，西部文学上述这种创作取向，一方面受制于广义上的“走西口”的影响， “走西口”隐含着一个二重结构：落迫、凄惶与渴望、希冀同在。因为“西部”这片深 幻莫测的新大陆充满了复生与创世的色彩，它甚至带有沉重的梦幻和严峻的童话性质： 对于那些经过“磨难”“考验”的人而言它无疑是一个关于“成人”的企盼，关于创世 的梦想。西部文学中“硬汉子”的成批涌现，西部文学之所以是“人”的成长、落难与 最后完成的文学，也许正是对现代人在文化落寞的情状下不愿意与眼前的世界达成和解 ，通过“走西口”的“上路”方式寻求、追索乃至朝拜那些无所谓存在的神圣存在的印 证。其实质是经由这种哲学式的远游或朝拜来完成“成人”仪式与灵魂的修炼，使“寻 找”和“漂泊”走向某种类似于宗教情感的终极性之维。
另一方面，“寻找”和“漂泊”的母题以及“在路上”、“在途中”的结构性表达方 式又赋予大多数西部文学以自由洒脱、重抒情而轻写实的审美质素，正如拉美的魔幻与 拉美的历史气质、文化习性相关，西部文学的自由洒脱、重抒情而轻写实的审美质素实 际上还是与西部人的游牧民族特色和流浪式生活方式相关。中国的西北地区多次成为世 界性民族大迁徙的集散地，这些迁徙都把西北高原当作广阔的人生舞台上演着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异常丰富的历史剧目，由此一种浪漫的、悲剧的、神秘的 、偏重情感意愿、向往自由精神的内质流溢出来。这样的生命方式和生存机制成就了西 部人文气质上的内在规定，中国西部“比较大的文化或文学事件更多地属于抒情品类， 像《福乐智慧》，‘边塞诗’、陕北的‘信天游’、青海等地的‘花儿’、新疆的歌舞 、大型套曲‘木卡姆’、蒙古的民歌等等。一些经典的民间仪式也多属于抒情的形式而 非为了‘记述’”。(注：韩子勇：《西部：偏远省份的写作》，百花文艺出版社，199 9年版，第40页。)正是在这一西部式的整体语境的临照下，西部文学不可能携带丰富而 繁密的叙事因子，有抒情的长吟而缺乏严谨陈述的可能。而“在路上”、“在途中”的 结构性表达方式每每将已经被淡化的叙事置于开发式的不断“发现”和“认识”的过程 中。于是，“路上”和“途中”被设置了险象环生的情境，大量未知因素和神秘色彩就 自然产生，孤独的“寻找者”和“漂泊者”于不管不顾的长旅与行吟中进入抒情、沉思 。像张承志、陆天明、张弛、肖亦农、杨志军等人的小说，或许是作家们在西部的生存 经验中其时空感受极具完整性和统一性，从而使得小说的叙事活动也追求一种浑然性和 包容性的结构，个人经历、家族故事被赋予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风尘感，抒情性的、历史 化的叙述人驾驭着文本的总体局面和走向，他们宁愿使叙述语言粗砺、简朴一些也不愿 使其陷入精致的繁复的叙事圈套。在这个意义上，西部小说的叙述语言常常是将叙事的 “个人性”转化为文化性的抒情言词。比如张承志的小说，不少学者干脆将其称为“崇 高的诗的流体”、“如歌的行板”。西部小说之所以能独树一帜，之所以能给中国文坛 带来清新刚健之风，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自由洒脱、重抒情而轻写实的审美质素。
三
与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求后世而舍今生相比，伊斯兰文化是典型的信仰与务实交融 、宗教与世俗并举、今世与来世兼重的宗教文化类型。
《古兰经》既规定了穆斯林精神上的追求目标，又不忽略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实际事务 ，对穆斯林今世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制定了明确的可操作的道德律令，完全与世俗溶 为一体的教规甚至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难以启齿的如夫妻行房事的时间、地点都作了细 微的指点。应该说，伊斯兰文化的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在其他宗教文化类型中是罕见 的。问题还在于，当这种以现实主义为显明特征的宗教精神传播延绵时，不仅强制性地 将古阿拉伯人引入文明之道并令其经久不衰至今仍生机勃勃，还使得穆斯林世界在同西 方文化的冲突中反而加强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因为这种信仰有它自己的特性。与此同时 ，凸现现实主义的宗教精神也赋予伊斯兰艺术以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伊斯兰现实主 义艺术反映人们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反映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各种心态和 生活状况。人作为构成社会的最首要因素，必然成为艺术表现的中心”。“伊斯兰的现 实主义不同于这种可悲的现实主义。首先，伊斯兰现实主义认为，自然是人们所认识的 。我们的祖先对它已有足够的认识。自然源于真主的意愿。其次，伊斯兰现实主义认为 人类的某些情形可以用艺术形式记录下来，伊斯兰现实主义认为人就是人，既不是动物 ，也不是神，他具备动物的自然属性，但是以人的方式来完成的；他也具备神的属性， 同样也是以人的方式来完成的。”(注：穆罕默德·高特卜：《伊斯兰艺术风格》，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中译版，第54、58页。)
与此相应，两世兼重的伊斯兰文化特征和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的伊斯兰宗教精神 在中国西部文学中的艺术转译方式就是诗性现实主义品质。所谓“诗性现实主义”主要 地或者说是更多地体现在审美精神和艺术风貌上，而不是创作方法和写作原则上。
很明显，西部作家大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浓郁的孤寂感。地老天荒、人迹罕见的 生态环境，永远“在路上”以及与苦难同行、与天地共存的生活方式，在沉重的负载下 不断地对严酷的生存空间进行悲怆开拓的人生状态，所有这些使中国的西部大陆成为一 种具有元叙述意味的“潜文本”的存在，这种“存在”既成全了西部作家“写忧而造艺 ”的创造性冲动，又势必与现实主义审美精神产生血缘性亲和：它首先应该是直面现实 的审视，是充满真实性的判断，是从作为“潜文本”的西部世界滋长衍生的大彻大悟。 而也只有与现实主义审美精神相契合，“写忧而造艺”才能营构一个真正文学化的西部 世界。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西部作家们每每以一种冷峻写实的姿态，从对尚处于“前现 代文化”的西部高原大陆清醒的逼视所产生的焦虑性体验入手，通过对中国西部未经污 染的自然景观、悠远醇厚的人文景观、古道热肠的精神景观的书写，将人和真自然、真 生命拉近。面对此情此景，重新发现生活的奥秘和审察人的真实存在也就成为西部作家 的主要经验历程及思考内容。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还有比这更大的寻觅吗?至于创作方 式与表达形态，只成为自然而然的“顺应”——一种审美精神和艺术原则的传达手段。 情况恰恰是，一个绝对“现实主义”化了的西部文学生态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迅速崛 起。
不过，大多数西部文学作品即便是以现实主义风貌呈现，但却又不以追逐外物、辩析 外物为己任，而是以人的心灵为其文化本位，将外物纳入心灵的广阔无垠的疆界来显示 人类精神的博大和自信，从而在审美境界中实现了物我无间、神人合一。西部文学也因 此具备了沉郁、博大、苍劲之美，流溢着一种悲剧的、神秘的、偏重感性的、偏重生命 意识的、崇尚自由精神的内质，并被赋予一种“泛寓言”调式。如张承志的小说从绘写 方式而言体现着显明的现实主义风貌：叙事的可靠性、人物的严肃刻画、细节的逼真和 画面的可感性等等，与此同时，或许更引人注目的是，张氏的小说更具有跨越具象而进 入广袤的极富意味的思情世界的张力，这种张力充分体现了小说的艺术创意；对一种完 美、高洁状态的期待，或者说从描写的“此岸性”走向表现的“彼岸性”(与宗教精神 对接、相通)。诗人昌耀以《大山的囚徒》为开端所建立的“精神史”系列诗歌，它的 社会忧患，它的精神形态，它的浓重的地域文化氛围，无不表现出“西部”的现实特征 ，而这些都是诗人在西部高原的阔大时空通过个体生命与历史、与自然的对应交流，以 几十年的生命和孤独的潜心谛听而获得的，他通过自身心灵的洞开，凭着强大的生命激 情和直觉，于深重的苦难中接受启示和领悟并表述大生命之美，由此而显示人类强态的 生命精神。可以说，诗人于艰难险恶的生存环境中稳定健全的创作心态正来源于此。周 涛的散文对大生命、大灵魂的刻骨铭心的触摸和由衷的礼赞，对强健人格、深切的人文 关怀的向往，都是在对西部大陆冷峻写实的亲历、亲感、亲知中经过象征方式达到直悟 、直思的终极境界。
简言之，通过直观性到超越性、写实性与写意化双向对流的审美创造过程，实现“写 忧而造艺”、真实性与批判性交融的境地，所谓现实主义的“诗性”也就尽在其中了。 显然，这绝不是一种轻柔甜腻的“诗性”，而是有着痛楚感、殉道意识和内在的忧郁， 倾重理想，信仰执着，即便是世俗的快乐与浪漫也被蒙上沉重色彩的“诗性”，它只能 是也只属于“西部”。
应该指出的是，西部文学的诗性现实主义精神和风貌一方面固然来源于伊斯兰文化的 现实主义属性，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这种“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宗教文化对诸多世 俗生活领域施行直接的控制和监督，而是说宗教文化有可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上对 现实社会作出更加广泛而又是间接的影响。它应该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标识出一个风格 迥异的维度，它被要求作为特定的精神力量深嵌于一切世俗世界之后，从而构成世俗世 界的一种背景、底蕴和意义之源，最终使一切有限事物的真正价值得以显现。在这里， 两世兼重的伊斯兰文化又显露出其对人类精神生活的诗性诉求的一面。也正在这个意义 上，西部文学的诗性现实主义的“诗性”被提供了既通俗又高深的注解。
当然，还须关注的是，“中国西部非语言表述体系也较为发达，大量的文化财富和生 活经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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