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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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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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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从而矫正了一时的奢糜时尚风气，“中外想望其功业”。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谈到范仲淹为官砥砺廉洁，世人才“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终于改变了五代以来纲维横决的不良的风俗习气。为此，青年毛泽东才将他列为一心向往传教而兼办事的圣贤人格。
青年毛泽东对于曾国藩更是敬服，曾云：“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青年求学时，他就自觉不自觉地以曾氏言论为治学、穷理、修养的依据，膜拜之情，跃然纸上。在《讲堂录》中，他记下了曾国藩提出的修身、治学、治军、从政的“八本”。即：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熟读并记下的曾国藩格言中，便有“不说大话”、“不骛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等等。
事实上，青年毛泽东就是按照范仲淹、曾国藩这种“传教”之人的言行行事的。他淡泊明志，简朴过人，力求以最简单的办法解决生活问题，以腾出精力求索其理想。他不带盘缠，与同学外出乞讨游学，体察社会民情。他磨练身心，劳其筋骨，砥砺气节，强固意志。在组织新民学会时，他特意把“不虚伪”、“不懒惰”、“不赌博”、“不浪费”、“不狎妓”等，赫然写进必须遵守的会章。出身农家的他深深懂得“成事”与艰苦辛劳是密不可分的，“不问耕耘，哪有收获”。这种带有禁欲色彩的自觉行为，目标是远大的、宏伟的、浪漫的，但实行起来却要付出十倍的勤劳，忍受百倍的苦痛。在这个意义上，青年毛泽东主张道德自律，同时也实践道德自律。正是在奋斗不息的劳苦实践中，理想与现实方达到合二为一，理想具有了可行性、操作性。
大本大源的探索，完美人格的追求，使毛泽东信奉精神力量的无以穷尽。作为一个时刻关注自己生命力量，凭借坚强意志向旧制度挑战的人，他以为首先必需立“人”，处理好“人格”与“事业”的关系。
在1921年1月给彭璜信中，他认为“救世”先要“救己“，二者关系犹如根本与枝叶、工具与事业的关系。“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道德”与“功业”的关系，也就是早年毛泽东津津乐道的传统的“修齐治平”的从人格向政治转化的逻辑。他公开自我解剖云：“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于人总是＠①＠①，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唯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他认为“意弱”之人不仅要善于坦诚解剖别人，也要善于坦诚解剖自己，如此人格上才会不断完善，这就是儒家的“慎独”精神。
毛泽东继承了湖湘学所倡导的修身养性，有着极大的忍耐力、抑制力的精神，似乎有着曾国藩“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毅力。1945年他赴重庆谈判，住了44天，与蒋介石会谈10次。他本来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见蒋时，他绝不抽一支。这一细节引起了蒋介石的深深感慨，他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据说他每天要抽一听烟（五十支装），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竟一支不抽，对他的决心和毅力不可小视啊！”他就是以这种铁的毅力在艰难险阻中奋战了一生。
1927年大革命失败，1935年苏区丢失殆尽，但作为彻底的反抗者和挑战者的毛泽东并没有气馁，而是以更顽强的意志，更坚韧的精神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完成了旷古未有的壮举。关于毛泽东的心理意志，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其《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曾有一段颇耐人寻味的分析。他说：至少就毛泽东而言，长征的经验强化了他的唯意志主义的信念，这就是，人只要有高度的意志、精神和革命觉悟，就能够克服所有的物质障碍并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铸造历史现实。对那些受过严峻考验的幸存者和那些为长征精神所鼓舞的人来说，长征的经验使他们恢复了对革命的希望和对自己力量的信念，而不管这种经验在当时有多么痛苦。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上，再没有任何事件，可以像长征——以及长征所产生的传奇故事——那样将这种希望和信心提供给革命者，使他们坚信，即使在最绝望的环境中，意志坚定的人也能够取得胜利。也再没有任何人，可以像毛泽东那样将这种对外来的信念灌输进人们的心灵中，从而鼓舞起人们的斗志。那些我们今天已经很熟悉的毛泽东主义的情操，如不断斗争、英勇献身、自我批评、勤劳勇敢和大公无私等，不仅是毛泽东自己信奉的价值观，而且也是所有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所实行和信奉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他们所实践的价值观念是他们得以幸存、也是他们为之献身的革命得以幸存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似乎总有一股“偏偏对着干”的心理态势，其自信，其顽强，透露出近乎执拗和任性。在他的斗争哲学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奇妙的逻辑：在他看来越是顽强、艰难的人和事，他越有兴趣，越是要对着干。但是物极必反，由一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有时也会给事业带来损害。如越穷越好，就会越革命，越乱越好，从而达到大治。由于他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鼓作气，以为只要充分发挥个人意志，就可以打破经济、自然的常规，达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可以无往而不胜，从而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的大灾难和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乱。
在生命的最后10年，毛泽东尽管有过从大乱到大治的设想，但不停歇的政治运动注定了天下不可能大治。历史的运行最大的一次逾越出了他设定的轨道，一般悲凉，千般遗憾，开始在他暮年的心里涌现，动摇了他的自信心和意志论，使他深深地陷入了困惑。迟暮之年，毛泽东似乎看到了人的意志和政治斗争所能达到的界域终究是有限的，单凭哲学思考和热情想象要达到那个“彼岸世界”，毕竟太迷茫、太遥远了。与此同时，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生命的界限，进入70年代，他多次谈到要去见马克思，见上帝。1975年4月18日会见金日成时说得最具体，也最伤感。他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周恩来总理生病，康生同志也害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喝烧酒。这个时候，他甚至对与之半个世纪以来兵戎相见、战场厮杀的国民战犯也宽容大度了。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看到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和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作出了批示。毛泽东说：“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一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读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读到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月发生活补贴费15元至20元时，毛泽东听了，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道：“气魄太小——15元太少！”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点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由此，原先花了很大时间准备的分类处理在押战犯的大量材料一律作废，所有在押战犯不分有无“改恶从善表现”，一律特赦释放，释放后也不分他们原有的级别和表现，一律安排在城镇居住，非常复杂的事情竟然忽然变得如此简单。一代伟人的悲苍心境、彻悟胸怀，溢于言表，他的思想又复归于大本大源的天性。
1988年前后，社会上出现了“毛泽东热”，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天。吸引世人研究毛泽东的，不仅是他伟大的政治事业，更在于他那独特、深厚、纷繁的文化性格。那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恋农情节与文人情趣，大本大源的追寻与个人意态的张扬，还有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等等，就构成了毛泽东文化性格中对立与统一的诸多方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深探讨、研究的。
【参考文献】
[1] 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
[2] 陈晋.文化毛泽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 纪敏.周恩来临终对台湾问题的批示[J].炎黄春秋，2000,(6).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齿加斤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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