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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白话报》的在藏发现及新闻史学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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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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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时代不同；蒙、藏事务局优待蒙、回、藏，与以前理藩部时代不同，取其施行政令公布周知，免致传闻失实，且冀蒙、回、藏同胞，以中华国民为前提，合力并进，岂不懿欤”。在此，编者表明了办刊的政治基础是确认蒙、回、藏满、汉五族同为黄帝子孙，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和国家统一、民族平等的实现。同时，规定了办报的宗旨是公告民国的政策法令，推动各族同胞齐心协力，共建中华民国。可见，《藏文白话报》对政治功能的强调远胜于新闻报道功能，这种定位不仅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重视政论传统的体现，同时为自己确定了“政治报刊”的基调。它的特色、价值与缺憾皆缘于此。
《藏文白话报》的栏目设置与内容也充分证明了这种判断。在本期的七个栏目中，除“小说”以外图书”是介绍蒙回藏王公等爵图章，“法令”是临时大总统令，“论说”为谈民族问题的社论，“要闻”载印花税法，“文牍”刊西藏旅京同乡会给蒙、藏事务局的呈文，“遗补”为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即使广告，也是在宣传有关民族政策方面的内容。看来，对有关政策的宣传成为本期报纸的主要内容。它的政治色彩远比新闻色彩更为鲜明。从这个意义上说藏文白话报》更像民国政策所属民族事务机构—— 蒙藏事务局的“政务公报”。在当时极为闭塞，且对中央政府相关政策所知甚少，甚至有误解的情况下，可以想见，僧俗官员看到如此明确传达治国治藏政策的报纸，心中有多么兴奋。《藏文白话报》总纂徐敬熙称：该报“发刊以来，边陲各界大受欢迎。刊发请益之文电络绎不绝于道，益坚边氓内乡之心”。边境安定与民族团结，“其文字收功，远轶于武力”。时北京《新中国报》报道，《藏文白话报》邮寄至四川西部，转发到喇嘛庙和当地头人。喇嘛在阅读之后视之为“神奇世宝”，不仅读给大家听，还供奉殿中，影响力还扩大到民间。地方官员还逐级向蒙藏事务局呈文，要求“中央添赏数分以备观览”，并获得了批准。显见《藏文白话报》的宣传功能与特定读者对象的阅读需求达到了一致，效果良好。
（三）藏、汉双语印刷，利于藏、汉读者阅读，大大扩大了其影响范围。不仅藏族同胞可读，不通藏文，但关注西藏事务。熟悉汉文的其他民族读者亦可读。汉文在先，藏文在后，所有内容均译自汉文。既体现对藏语言的尊重，表明该刊的指向性，又反映出汉语作为全国通用语的现实，显示了民族平等的观念。汉语部分采用浅显文言文，文不加点，但粗识文墨者便可以断句、理解。 三
《藏文白话报》无可掩饰地保留了中国近代报刊向现代报刊过渡的痕迹。它虽称为“报”，分设栏目，具备了“论说”、“新闻”、“副刊”、“广告”等四大要素，但真正的新闻报道几近于无，作为现代新闻本质的信息沟通功能远远未能发挥出来；在装订形式上，依然采用册页式，且装订线在上端，还没有转化到单张“新闻纸”的基本形式上来，更像一本杂志；不署主编名称，更无责任编辑姓名。除政府法令外，个人或集体作者的文章、作品如社论《辩惑》、小说《合力原理》等亦无著者姓名、称谓。无版权页。无主办单位名称。版权、著作权归属不明确；无定价，免费赠送，不具备商品特征而未进入市场；栏目分类有重复交叉现象；不设总页码，只在栏目内编出页码，缺乏总体感，如此等等。反映了它作为新闻媒体的自身缺陷，但同时也客观地记录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存在，具有新闻史研究的特殊价值。
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看到的《藏文白话报》，虽不是该报在全国的最早发现，亦非惟一实物存在，但却是该报在西藏的首次发现，有着特别的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价值。它至少说明《藏文白话报》并不仅仅收藏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它对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过直接影响，并成为西藏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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