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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你究竟是一种什么怪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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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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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中国的胜利是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的，而共产党实行的专政也是绝大多数人民拥护的“人民民主的”专政，尽管这些事实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响惊雷》、《中国震撼世界》之类的著作中已一再被证明。其次是经济崩溃。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媒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里，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饥荒的消息，似乎共产党的统治正在导致中国大面积的饥荒与大规模的死亡。这些“传说”很少有事实依据，甚至很少经过思考，因为与这些报道同时出现的是中国人口的增长及其对世界的威胁。再次是对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的破坏，如人民公社强行拆散家庭，造成妻离子散的现代悲剧，共产主义教条取代了富于人情味的儒家道德，洗脑政策扼杀了文化发展所必须的自由精神。最后，也是最可怕的，红色中国是一个野心勃勃、极富侵略性、有称霸全球的企图的政权。它不断入侵邻国并奇迹般地试验成功了原子弹……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反面的中国形象包含着一系列邪恶的特征。这些特征有时候显得过于邪恶，连他们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了。
邪恶的中国形象与美好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都是西方人的想象。这种想象往往相隔的现实距离越远，就越真切。50年代初的红色中国与1840年前的中华帝国一样，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国家。30年代最高峰的时候有将近20，000美国人在中国，而50年代最低谷的时代，在中国大陆的美国人还不到20名。在这种相互隔绝的状态下，任何从那个封闭的红色帝国传来的消息，都变成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证实着西方人的仇恨与恐慌。这些故事的叙述者或见证人，大多是最初几年从红色中国逃出的“流亡者”和一些到处搜集小道消息的记者。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来自于道听途说与猜测。没有人关注什么才是真实，也不可能获得真实的报道。因为直到万隆会议之后，西方记者才被允许进入中国。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地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5共和国主席的讲话，让西方人听来完全就是暴政宣言，他们没有注意到“人民民主”，只注意到“专政”。专政的政治纲领已经提出，接下来将是可怕的实践。通过那些“小道”最初传来的消息是“镇反”。在西方想象中，“人民”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一夜之间变成了狂暴的野兽，他们正在发动一场遍及全国的“屠杀”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据说至少有15万人被杀害，他们包括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甚至基督教传教士。最让西方人感到触目惊心的便是对传教士的迫害，令人想起“野蛮的义和团”。1951年在西方被称为“暴力的一年”，这一年中国进行了“极权主义恐怖”下的“镇反”运动，而“到这一年的年末，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有力，与此同时，党的暴力运动已经在国内造成了令人害怕的气氛，没有人敢进行任何的反抗。现在的任务就是利用这种有利的局面对人民实施有系统的控制了。”61954年，赛珍珠发表了她的新作《北京信札》，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中美混血儿，他的美国妻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带着孩子返回美国，而他出于爱国主义激情留了下来。他说他相信他的祖国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结果是他被新政权迫害得无法忍受，终于铤而走险越境，不幸被击毙。7过去热情歌颂中国的赛珍珠与卢斯，现在也以同样的热情诋毁红色政权。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共产党已经将中国从一个和平、宽容、宁静的东方国家，变成一个斗争、仇恨、暴乱的共产党国家，甚至比苏联东欧更加更怕。此时他们哀叹的不仅是失去了亲美的国民党中国，还有神秘甚至有几分可爱的传统中国，那个王龙阿兰们耕耘的黄土与墓碑间的田园。后一种态度尤其普遍出现在西欧国家，伴随着他们二战以后殖民帝国主义体系崩溃造成的感伤。与贝尔登同时在中国的法国记者吉兰，1956年重返中国时发现，红色中国不仅抛弃了传统中国坏的东西，也抛弃了传统中国好的东西，如人的个性、幽默感甚至人的精神，人已成为集权主义的机器。81955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也在发表相同的感想：“中国大陆被一群外人以一种外来的思想征服了，这种思想价值与中国传统关于幸福生活的观念全然无关……在过去时代里，儒家伦理学已经成为可敬的中国人性格的一部分。个人忠诚、家庭孝悌，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但共产主义世界却容不下这些优良品质，容不下幽默与慷慨，容不下忍耐与善良，容不下荣誉与热情。”9在西方人看来，共产主义革命正将中国由一个善良和平的民族变成充满仇恨狂热的暴徒。在中国，暴政的恐怖不仅吞噬敌人，也吞噬人民，吞噬人与人性。
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的中国形象，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种黑暗远远超过早期帝国主义时代黑格尔那一代人对中国的诅咒。此时的中国形象让西方人直接联想到的是某种警察监狱国家或法西斯集中营。那里的暴虐专政不仅用子弹打碎你的头脑，而且还以意识形态宣传“清洗”你的头脑。
1955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理查德·沃克(Richard L.Walker)著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总结了西方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印象。该书出版仅在半年之后，就重印了三次，这是一本学术书，但又具有普及性，它确定了西方关于中国的极权政治形象。书中对中国的政治纲领、机构、经济、文化、外交方面的情况做了介绍、分析，其中“心理控制”与“恐怖”两部分，对西方读者触动尤大。“Suppress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镇反)、“Brainwashing”(洗脑)这些词汇，听起来形象鲜明，有“中国特色”。“镇反”从肉体上消灭人，“洗脑”从精神上消灭人性。50年代西方有许多这方面的报道，最有趣的是英国福音派传教士吉奥弗里·布尔(Geoffrey Bull)，写的《就是铁门也会被打开》。10布尔作为虔诚的传教士来中国，是准备给中国人“洗脑”的，没想到从上海到拉萨，他没有给中国人洗了脑，反倒几乎被中国的共产党的宣传干部（在他看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教士）洗了脑。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他在拉萨被捕，罪名是帝国主义间谍。首先，共产党干部要求他坦白交待，这在他看来像是强制性忏悔。他毫无保留地交待了自己在西藏的传教活动后，“洗脑”程序进入第二步，从“坦白交待”到“思想改造”。他被转到青海的一个看管所，那里发生的一切似乎只有在卡夫卡的恶梦般荒诞的小说中才能找到。布尔描述道：“共产党将这种机构当作医院，所谓犯人，都是一些在思想上被反动哲学与虚伪的社会观念毒害了的人。他们接受干部们的治疗，这些官员就是医生。有些病人病入膏肓，已经不适应于社会生活了，就消灭他。管教干部、单位领导、各级官员们负责收集病人的病症，分析病症并对症下药。所谓药，就是适合他读的书、特殊的谈话、批斗大会、关单人禁闭、上镣铐，或者‘劳动改造’，这些都在医生的处方上。”布尔与其他“学员”们关在一起，有时也被提去审问，他说坐在审判台后面的三四个干部活像狮身人面像。每个学员都要学习“材料”，不断自我批评。在这位传教士的眼里，一切都有些似曾相识，中世纪基督教会的忏悔、苦修生活，似乎怪诞地复活在20世纪。三年以后，他被释放遣返回国，最不可思议的是，临行前共产党的干部还对他说，希望布尔牧师能够带着对共产主义中国的美好印象回国！
三
镇反只对敌人，而“洗脑”也只对“人民”。这是极权的基础，对人的精神的专政。洗脑后的人民，将是一个只长着一个头脑却有无数支手脚的怪兽。主张个性自由的西方，可以想象出的最可怕的景象，也不过如此了。吉兰到中国，处处拿他所知的旧中国与新中国做比较，肯定的方面是，新中国取得了较大的物质成就，否定的方面是新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荒漠。他所见到的那些“人民”，没有幽默感、没有个人观点，表情麻木、动作僵硬，除了马克思主义教条外，对世界状况、中国历史一无所知。过去街头热热闹闹喧哗的人不见了，到处都是一片沉寂，除非碰上什么游行或庆祝，那也是政府组织的政治活动。过去那些优雅、智慧、轻松、幽默的知识分子也不见了。似乎没有人在思考也没有人在真正地生活。吉兰提出一个形象的比喻，叫“蓝蚂蚁”，这是50－6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又一个“套话”。吉兰说：
“中国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我在到中国之前，就知道了；我从报纸书籍上读过这些报道。‘从中国回来’的人也说过。但那些旅行者和记者们忘了提到一个事实——这种景象会令人发疯！
实际上，任何描述都无法再现现实，哪怕只是现实的一个断片：6亿中国人都穿着同样的制服。初看上去令人震惊。这些制服样式简单，也比较新，给人的第一印象倒并不坏。清一色的宽大的蓝上衣，政治委员式或者叫‘斯大林式’，像军服一样竖起的领口一直扣到脖子上，上衣口袋都挂着一支墨水笔；裤子也是蓝布的，还有软塌塌的蓝帽子，每个人都一样。姑娘也穿着长裤，绝大多数跟男人穿得一模一样，只是留着下垂的长发或扎着农民式的辫子，不用口红也不化妆。永远是同一种色彩样式的服装，毫无变化地不断出现，让人很快就看得厌倦了，这种厌倦又生反感，多么可怕的单调的统一。
新政权剥夺了人们的个性，人们也尽量避免表现任何个性，对于一位西方人来说，根本分不清张三李四。于是就造成许多可笑的错误：人们还以为中国什么都是复制的。最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还是看到一群人，一个个都像是刚从蓝墨水中洗过澡出来，一身去不掉的蓝色。人性怎能表现得这样千篇一律，单调乏味？身上的衣服，脑中的思想，难道都已被染成同一种颜色？……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陷入纪律的罗网中了，这是全新的东西。他们被集合起来，混成一团，清除掉任何个人个性的东西，再分类分组，一层一层地被管理起来；他们越来越柔软、顺从，最后变成一群绵羊，或者说，一座蚂蚁山。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令人心痛的，尤其对于我这样的人，了解过去那段日子，那时候孔夫子还能抵抗斯大林，中国人几乎人人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者。
一座蚂蚁山，的确如此，他们已经变成了蚂蚁山——蚂蚁，蓝色的蚂蚁。这一比喻恰好能够表现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其中的意义，远比人们可以想到的要深远。”11
镇反、三反五反、洗脑、蚂蚁山、极权主义怪兽……一系列新出现的、用来形容中国的骇人听闻的新词汇，构成了西方人想象中邪恶可怕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还在不断地被丰富。某些消息完全是杜撰的，某些消息有些若有若无的依据，但还是捕风捉影的想象居多。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政治暴虐、经济贫困，人们缺吃少穿，完全是一副活地狱的景象，30－40年代曾经负责营造美好的中国形象的大媒体，现在又急于将那一形象涂抹成一团漆黑。“饥荒”是另一则不断重复的消息：“红色中国的饥荒——无疑，中国今年的饥荒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新闻与世界报道》1951.3.16）“事实不容忽视，中国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忍饥挨饿。”（《时代》，1953.6.24）“红色中国的领导人正在加强控制，准备应付饥荒压力的措施……”（《时代》1954.5.10）“红色中国饥荒遍野”（文章标题，《时代》，1956.3.2）“红色中国的麻烦迅速增多。农民逃离集体农庄，城市里到处都是饥饿、无业的流民……（《新闻与时代报道》1958.4.4）这类报道在50年代没有饥荒的情况下虚构饥荒，在60年代初中国真正出现饥荒的情况下，又会夸大饥荒的严重程度。给西方人的感觉是中国正在变成人间地狱。
在美国人偏激的想象中，似乎中国共产党政权所有的政策都是邪恶的、毁灭性的。大跃进造成饥荒。人民公社则是通过暴力手段强行实施的疯狂的共产主义试验。
美国媒体报道的人民公社，是这样一种可怕的图景，所有的男性农民被集中在一个大的兵营式的集体宿舍中，所有的女性又被隔离集中在另一处集体宿舍中，而孩子被统一送到既像监狱又像军校的幼儿园，家庭就这样被强暴地拆散了，集体劳动、集体生活、集体食堂，一切都是集体的，所有的家庭财产都上缴给公社，传统中国最重视的家庭与传统中国文化最推崇的美德家庭和睦，尊长爱幼等，似乎都人民公社制度葬送了。苏珊·拉宾在《蚂蚁山》一书中描绘了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可怕景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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