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方式，是对汉语词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作西文概念的译语。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例如革命、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等，都属这一类。上文说到，有些汉语词输入日本后，意义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例如“经济”、“社会”等。日本学人在选定这种汉语词来译“economy”、“society”等相应的西文概念时，该不会有过多的犹豫。而更多的时候，日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的原意进行有意识的加工，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选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将汉语词的语意抽象化，是日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不具多少抽象的意义，当日本学人把“阶级”作为西文“class”的译语后，便将这个词大大抽象化另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的原意缩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来译西文概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原意十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文献，都属“文学”之列，在汉唐，“文学”还是一种官职。而当日本学人用“文学”来译西文的“literature”时，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含义。还有一种途径，便是对汉语词仅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义，甚至赋予一种与汉语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当日本学人用以译西文的“democracy”时，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汉语原意截然对立的意义。

 第三种方式，是新造汉语词。面对西文概念，在现有汉语词汇中实在找不到相应的词可作译语时，日本学人便利用汉字组成新的词。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西文译语也颇不少。在具象名词中，上文所说的“电话”便属这种类型。在抽象名词中，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等等，都属日本学人生造的汉语词。例如“哲学”一词，为在西文东译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周所造，用以译西文的“philosophy”；“美学”则为有“东洋卢梭”之誉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译西文的“aesthetics”。

以上几种方式，日本现代学者都曾提到。但我还发现另一种情形，即被日本近代学人从汉籍中选取用作西文译语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并不构成一个词。例如“主义”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日本现代学者在考证“主义”语源时，却说“主义”一词原为汉籍中所有，并举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一语为证，意谓日本近代学人仍是从汉籍中找到“主义”这个现存的同去译英文的词尾“ism”。但太史公这句话中的“主”指主上，也就是汉文帝，全句本意是说敢于犯颜强谏，致皇上于义。所谓“达主义”，不是说自己要坚持实现某种信念，而是说使主上抵达义的境界。在这句话中，“主义”根本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语言成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词典》中，也举《太史公自序》中的这句话为“主义”一词的汉文出典。日本近代学人有可能是将汉籍中的“主义”误读成一个词，并作了望文生义的理解，再以译西文的“ism”。不过，日本近代学人汉文程度都很高，也可能他们根本没有误解汉文，“主义”不过是他们新造的一个词，与“以达主义”这种汉文中的“主义”无关。而误解误读的，只是后来的考证者。

值得一说的是，今天在中日两国被广泛使用的那些作为西文译语的名词、概念，也并非一开始便在日本被普遍承认的。在日本近代开始大量译介西方著作的时候，往往同一个西文名词、概念，有数种译法，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数种译法并存，而最终站住了脚的那种译法，也是在与其他译法的争斗中才存活下来的。例如，“literature”这个西文词，一开始在日本至少有“文章学”和“文学”两种译法，最后“文章学”被淘汰，“文学”被普遍认可。但直到本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冈崎义惠还对“文学”这一译名表示疑义，他认为“文学”这一概念包含着诗文和诗文之学两种意思，词义暧昧不明，建议将“文学”这一说法废弃，分别用“文艺”来指称诗文，用“文艺学”来指称诗文之学。当然，这种疑义大概已不可能动摇“文学”这个概念的地位。再如“art”这个概念，一开始有“艺术”、“美术”、“文学技艺”等数种译语并行，直到本世纪初年，“艺术”才最终战胜其他译法而取得牢固地位。有的译语的产生、定型，所经历的过程十分艰难曲折。例如“个人”这个概念，今天在中日两国被使用的频率都很高。这是西文“individual”的译语。汉语中原没有“个人”这个词，据日本现代学者考证，“个人”这个译语的选取，本是对汉语“一个人”的省略。在一开始，也曾直接用“一个人”来译“individual”，而且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西文概念在日本有多种译法并存，“各殊之人身”、“独一者”、“人”、“独一个人”、“私人”等译语都曾被使用，“个人”这种译法并不是最早出现的，但却最终获胜。

四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潜入日本军舰大岛号，亡命东瀛。海上的时光是漫长而无聊的。为打发无聊，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借来了一本日本作家东海散士所作的小说《佳人之奇遇》，翻开一看，除了一些日文格助词外，竟满纸都是汉字，甚至颇多“之乎者也”，令梁启超能看懂个大概，并且能看起兴趣来，同时也让梁启超悟到，用小说启发民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是一种极好的方式。想到这一点，梁启超一定很兴奋。在横滨住下后，他创办了面向国内读者的《清议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在这篇宣言式的文章后面，是《佳人之奇遇》的汉译连载；《佳人之奇遇》连载完之后，紧接着又开始连载日本作家野龙溪的小说《经国美谈》的汉译。—两部小说的译文，都出自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之手。

这个时候，大量的西方名词、术语已进入日语中，被称作“政治小说”的《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中，自然也不乏这类译语。而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在他的译文中，对这些日本人的译语，当然也就只能原样照搬了，——而这，便是所谓日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端。梁启超在这样做时，也许并没有过多的疑虑，他很轻易地就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一类词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这也就意味着，日语“外来语”被引进中国，是在一种不得已、不自觉的情形下开始的。

不过，梁启超向国内译介日本政治小说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雷颐先生《“黄金十年”》一文中所说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已被译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也在这时期被转译成汉语，甚至日本的中级教科书都被翻译过来，用作教材。鲁迅留日归来，在师范任教时，就亲自动手做过翻译日本教科书和日籍教员讲义的工作。构成现代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所谓日语“外来语”，也就是在这时候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本来，洋务运动是要向西方学习，懂得西方，翻译西方著作便显得很必要。但一转向以日本为师，人们学习西文的势头也就顿减。向日本学习，无非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那时朝野普遍认为，这样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对这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中国近代第一译家严复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在发表于《外交报》上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他写道：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为，何以异此。

严复强调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须直接读原著。借助翻译已是万不得已，借助翻译的翻译，就隔尘更多，去真更远他认为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因此也不能无条件地借用，而往往坚持自己的译法。例如，他反对“经济”这个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并在《原富》卷首的“译事例言”中说明了理由：“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放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惬，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他认为“经济”一语，原意比西文“economy”宽泛，因此不宜作译语。再例如，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日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日译“进化”，严译“天演”；“philosophy”日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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